在写这部自传时，我翻阅了过去的日记，一面对我的生活场景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一面又发现，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的性情依旧，仍然是从前那个既敏感又淡泊的少年。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现在我似乎出了一点名，走到哪里，都会遇见喜欢我的书的读者。可是，这个我不就是在广西山沟里用功读写却始终默默无闻的那个小公务员吗，或者，不就是在北大课堂上耽于读课外书而不好好听课的那个学生吗？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我相信，凡创造者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世上许多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常有人谈对我的一种印象，觉得我为人谦和，谦和中又藏着不易觉察的傲气。我自己反省，这部分地符合事实。之所以说是部分，因为还有一部分也许出自误会。我一向不善于交际，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会拘谨，为了避免彼此尴尬，便宁可保持距离，这种态度可能会被误解成骄傲。不过，我从中学起就有清高之名，清高当然是一种傲气。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我在本质上是比较自卑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太专注于内心，因而外部世界广大的领域是我所陌生的，一旦跨入那个领域，我就会不知所措，一旦见到那个领域里的能人，我就会自惭形秽。可是，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见得多了，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力。我的发现是，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做我的亲兄弟。
年轻时我是一个十分怕羞的人，每次要去见一个生人甚至并非太生的人时，我会在那个人的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门，如果那个人不在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现在见过了一点世面，脸皮厚了一些，但基本的性格是难改的，见生人仍使我感到不自在。羞怯似乎是一种美，我自己心里明白，事实上我是笨拙。我不愿意揽社会上的事情，重要的原因也是笨拙。如果要指导青年学生，更适合于我的方式是小范围内的言传身教，而不是大庭广众中的讲演。我真是怵讲演，对这类邀请的第一反应是推辞，万一心软接受了，灾难便从此开始，直到讲演之日没有一刻心安。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我的讲演偶尔也有成功的时候，那多半要感谢听众，他们的情绪实在太好，把我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使我仿佛变了一个人，竟然也能口若悬河了。可是，多数时候，我是怀着对自己沮丧和对听众歉疚的心情走下讲台的。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道路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我庆幸自己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业已走在合乎自己天性的生活道路上了。那么，我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吧。
我心中再没有困惑了吗？当然不是。人能够用智慧解除许多困惑，但是，我越来越看清楚，有一些困惑是用智慧解除不了的，那是人生的大困惑。我用智慧解除了人生的小困惑，所以现在过着安静的日子，并且感到乐在其中。然而，这安静的日子也许仍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哪里呢？那一定是一种解除了人生的大困惑的境界，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在那个境界中，我今生今世的全部日子都将受到祝福。
2004年5月1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