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以后，免不了被记者们包围。尤其是开头那些天，几乎天天接到要求采访的电话。我是能推就推，实在推辞不了，才见一下。
我不喜欢见记者，是因为他们总是想从我这里追问出什么了不得的经历和体验，我难免会让他们失望。朋友们是不问我这种生硬的问题的，他们看见我平安地回来了就很满意了。不过，既然这次行动早已通过媒体宣传开来，记者们的关注似乎也无可非议。只是我在出发前就已表明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决不制造任何戏剧性效果。收获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自己觉得不算小。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最宝贵的是两点，一是得以欣赏那里大自然的美丽、奇特和原始，二是能够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安静思考。因此，我在此期间所写的文字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南极的景物描写，二是孤岛上的思想札记。在这两类文字中，各有一些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写作者写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当然是收获。可是，听到我这样的回答，记者往往觉得不过瘾。他们也许听说过以前到了南极的人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会发生伟大的飞跃，现在我说不出类似的飞跃，他们便认为我是白去了一次南极。唉，我怎么对他们说清楚呢，对于所谓的伟大飞跃，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同时我不认为没有飞跃就等于没有收获。
也有一些记者对我的态度表示理解。《北京晚报》记者要求采访我，我说我的基本想法已经在《南极无新闻》一文中表明了，请他们刊载，他们就痛快地照办了。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的记者来家里采访，很和蔼地与我的不到三岁的女儿玩，并不问我那种沉重的问题。节目播出时，我的女儿惊奇地发现，她在电视里伸着手递石头，话外音问：“这是什么？”她答：“石头。”问：“是哪儿的石头？”答：“南极的。”这是多么可爱的镜头呢。
可是，今天，我启程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刚上飞机，空姐在分发报纸，一个同伴发现了什么，兴冲冲地拿给我一份。我一看，是某报对我的采访，有照片，有文字，占了一整版。坐在座位上浏览，我立刻感觉味儿不对。我是因为那个记者一再打电话给我，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们约定，她写完稿子后要发给我过目。但她始终没有发给我，现在看了报纸，我也就明白她不敢发给我的缘由了。这篇采访稿用旁敲侧击、断章取义的手法暗示了两点，一是我去南极的收获不大，令人失望，二是收获不大似乎可以归因于也证明了我的平庸。那天晚上是在我家里采访的，我和孩子之间的亲热，因为客厅铺着儿童地毯而委屈客人换了拖鞋，在采访稿里这些都被用讥讽的口吻提到了。
飞机起飞了，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心中想：我对媒体还是太轻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