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契爷有一打以上的儿女，但没有一个是他自己的。他每天都坐在我们这条街口的一个小石墩上，跟坐班一样，一直等到下午五点以后，迎我们放学。目的是逮着我们喊他——契爷。我们哪里会喊他啊，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让人感觉破破烂烂的，就像鼻涕一样软塌塌。大人要把小孩契给他，仅仅是因为他的命硬，可以借他的命挡挡一些发生了和没发生的霉运。然而，契爷的命怎么个硬法，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他两手甩甩，从不干活，在街尾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老妹妹养着他。
契爷总是眯着眼睛，用一种很固定的笑容，自以为礼数周到地，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像给返回羊圈的绵羊点数一样：
——卢菊花，喊契爷啦！
——卢奇峰，喊契爷啦！
——卢小米，喊契爷啦！
…………
我们只要听到这样的喊声，放学路上愉快的心情，像漏米一样，一下漏掉了一半。等回到家里，被家长用各种理由训斥，甚至是抽出作业本的时候，米袋里只剩下气了。
契爷总是要不时喊喊的。脾气好的父母，遇到自己孩子不喊契爷的时候，会和颜悦色地教导孩子，喊喊，你的霉气就消散啦，乖。
我们多半只有在家长的“淫威”下，很憋屈地含糊地喊他一声“契爷”，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喊他——“笨驴”。说来好笑，他的名字就叫卢本。谁让他姓什么不好，偏偏姓卢。因为他姓卢，我们也就得统统有了另外一个姓卢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赵想想，可是在契爷嘴里，我变成了卢水仙，有的时候在家里，父母居然也会喊我，卢水仙。他们说，契爷要喊喊，名字也要喊喊，这样，就不会行衰运了。
要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比被父母抛弃了还要难过。
那时，我刚刚成为中山路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我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甚至得意忘形。我在操场玩双杠总是比别人玩得更带劲，我爬竹竿摔下来疼得眼泪直冒，却还装做一点没感觉继续跟同学玩起了别的……开学不到两周，我就在升旗的高台上跟同学追逐，推拉之间，不小心从三米高台栽了下来。鼻梁骨折了，不得不请假在家一个月。就是在这一个月里的某一天晚上，母亲将一大块猪肉，拴在我的手上，父亲两手各拿着一盒饼干、一提水果，另外，母亲的手上还挣扎着一只活鸡。他们把我押到了卢本那黑糊糊的小屋里。卢本坐在一张旧得冒油的凉席上。我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馊味。
父亲把东西放到水泥地上，然后，逐件地交到我手上，命令我双手递给卢本。
当时，我的整个鼻梁到嘴巴，都被纱布包裹着，只剩下两只鼻孔透气，而屋子里那股浓浓的馊味更迫使我快快遵命完成这些动作，然后得以溜之大吉。
卢本脸上表情一直都很少的，似乎完全集中在那张嘴巴上，准确地说，是在两个嘴角上。他的嘴角很深，好像无端被人钻了两个洞，两颊的肌肉，左右纹理都很明显，形成一个括弧，嘴角摆平，嘴角下沉，嘴角上扬，就是括弧里组成的词组，不笑，微笑，大笑。
当我把猪肉、饼干、水果分几次双手递给卢本的时候，他的嘴角是下沉的。他把这些东西竟然一一都放在那张冒油的凉席上。我觉得他太脏啦。我忘记了我受伤的鼻梁，在纱布下不自觉地皱了皱，疼痛牵扯了我一下。当母亲好不容易制服了那只活鸡，让我像端一碗水一样端到卢本的跟前，卢本的嘴角向上扬了，他显示出了极度的高兴，仿佛这个活物让他的表情也活了起来。他把活鸡抱到了怀里，像抱着一个小婴孩一样怜惜。
卢本一边抱着活鸡，一边看着我，冲口就说了出来：“卢水仙，喊契爷啦！”
我愣愣地没动。
“卢水仙，喊契爷啦！”
他又重复了一遍，手里使劲在制服那只不耐烦的活鸡。
快喊啊，喊契爷。母亲先是用手推了推我。
我打死都不愿意。谁要卢水仙这么恶心的名字啊，仿佛自尊心受了侮辱，我一下子哭了出来。不要，不要。
是父亲用他的威力制服了我，让我在号啕中喊出了——“契爷”两个字。泪眼蒙眬中，我看到这个“笨驴”眯着眼睛，嘴角的括弧里添了两个逗号，我才知道，他竟然跟我们女孩子一样，有着两只长型的小酒窝。我更是一阵恶心。
从那以后，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头“笨驴”有一天被人牵走，最好是被人用绳子绑在那个他常年坐着的小石墩上，让每个人都骑，还用鞭抽。
不用说，契给卢本的小孩，都有着跟我一样相似的经历。所以，一到放假，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捉弄卢本。
要捉弄卢本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基本上，他除了在家里，就是坐在那个小石墩上，哪都不去。小石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在那了，那是一截石狮子的断掌，有着模糊的指甲，脚趾之间的沟壑很深。街上的人说，我们这条街口在古时一定是一户有钱人家的正门，就算宅院都已经看不到了，小街却依然故我地霸道，从头到尾，一点也不被打岔，笔直通到了北山脚下。所以，住在我们这条街上，风水特别好。
风水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是不懂的，但这条街的风确实很好，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感受到风像每个经过你的那些大人一样，熟悉地伸出手来，或者弄弄你的头发，或者拍拍你的脸，遇到那个杂货铺的老板娘，还喜欢拉下小男孩的裤子来，拍两下光屁股，然后在他手心上放两颗水果糖。
卢本坐在石狮子的断掌上，有的时候，两腿叉开，左右脚掌分别占据了狮子的两个脚趾；有的时候，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单脚踩到脚趾间深深的沟壑里，手则托着腮支在腿上，看着进进出出的人。街上的人都习惯了他坐在那里。卢本不挡路，更不到处扯是非，所以除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之外，大人们也不讨厌他。除了契给卢本的时候，给过他猪肉和鸡等东西之外，平时有不想要，扔到垃圾堆又觉得可惜的东西，大人会叫孩子拎到卢本黑糊糊的家门口，放下，就走了。比如我母亲，每次到市场，总买回一些便宜货，那些可以保存的东西堆了整整一柜子，最惨的就是一些食物，比如花卷、馒头，市场关门的时候，原先五分钱一个降到了一毛钱三个，我母亲准会买回十来个，吃到没人愿意吃了，母亲只好叹口气，让我把余下的拎去给卢本；中秋节过去了快半年，母亲也会很奇迹地在橱柜里翻出盒月饼来，闻闻，叹口气，又让我拎给卢本了。每次拎东西去，我就往他那小矮房门敲两声，放下便掉头跑了。那些东西，卢本照单全收。
夏天的时候，我们从家里偷一些蒜出来，捣碎了之后，涂在小石墩上。然后，齐齐坐在对面的凉茶铺里，玩公仔纸。等卢本穿着那条黑色的破西装短裤，一屁股坐到小石墩上，我们便忍住笑。大人都说，吃蒜会放臭屁。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小孩跑到卢本面前，指着他说，笨驴，你放屁好臭啊，对面街都闻得到。于是，我们就一群都拥过去，捏着鼻子，围着卢本，笨驴，放屁好臭好臭啊。
路过的大人们看到这种情形，也并不阻止，有空的还在我们当中站一会儿，说，嘿，卢本，你妹妹昨晚没给你擦屁股啊，真臭。
任谁说卢本也不搭茬儿。嘴角组了一串的词组给我们看。
因为有大人撑腰，我们捉弄卢本更加肆无忌惮。我们把狗屎用纸包起来，塞到断掌的脚趾缝里，让卢本一脚踏上去，准中；我们在附近的阳台上，用弹弓瞄准了卢本的脑门，给他两颗纸折的子弹；当然，我们最经常做的，还是在断掌上面尿尿。卢本从来不生气，也不会给大人告状。
所以，我们断定卢本一定是神经有问题。
大人们当然不会在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说，契爷神经不正常，但是，卢本却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相互之间说起卢本，的确是像在说一头“笨驴”。吵架的时候，女人嫌男人在菜市场买了不值当的东西回家，随口就会冒出一句——我看你啊，智商也就跟卢本半斤八两啦！男人嫌弃女人好吃懒做的时候，也会那样说——照照镜子吧，你这个样子连卢本都不会要你！我母亲有一次私下里跟我父亲抱怨，你看，你家小坚(小坚是我堂哥)，又懒又蠢，长大了该不要变成卢本第二才好啊。父亲听了立刻生气地朝我母亲叫起来，你当我们家基因就出傻瓜？我看你自己才是卢本第二哪！
二
尽管我们那么讨厌卢本，可是，卢本也有让我们害怕的地方。大人们说，契爷命硬，碰不得。据说，卢本的家族原先在我们这条街是个旺族。他是家族里唯一的少爷，除了读过点书之外，什么都不用干，什么也干不了。卢本的命硬到什么程度？大人说他把家里的人和物都碰没了。卢本母亲临终的时候叮嘱卢本妹妹说，卢本是卢家的命脉，比北山的山脉还硬，你就一辈子供着他吧。后来，卢本妹妹真的就终身未嫁，一辈子供着卢本。
卢本妹妹在我们小城的一间煤店卖煤，下班后还在家里收些织补的手工活来做。北山上那些修隧道的工人，有破衣服都懂得来找她。她的手很巧，曾经教过我玩“挑橄榄”，就是那种用一根细绳在两只手上变换图形的游戏，绳子在她的手上，变魔术一般地弄成各种不重复的图形，即便再难的一次变换，她也可以在密密的绳结里找到出路。
卢本跟他妹妹太不一样啦，他绝对是个奇怪的人。他总是对那些来找他看命的人说——“你身上有坏信息”、“我给你抓坏信息。”也不知道卢本从哪里学来这么一个奇怪的词。人们对这个词考究过一阵，他们东拼西凑后得出的结论是卢本那年从香港带回来的。
从我们这个小城，只要沿着浔江出发，漂流整整一天一夜，据说一直可以流到香港，脚都不用沾地。所以，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到江边看水，江水虽然每天都在这里流淌，但是真要仔细看，谁都不认识这些水的，每一次看，他们都会猜测，这些江水这个样子，转过身流到香港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浔江过往的渔船，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视，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船走不远的，到了系龙洲，就折返了。
那一次，卢本被外省的亲戚带出去，坐船到了香港，本来是打算让他学点手艺独立谋生的，但没多久，卢本就一个人跑回来了。他老是说，那里到处都是蛇，他也做了一回蛇。人怎么能当蛇呢？人们以为他在香港得了魔障。那个在物资局当采购员的老梁，整天走南闯北，是我们这条街上见最多识最广的人，他断定卢本在香港一定是被人下了蛊。人们问老梁，蛊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只听说，好像那是一种虫子，放在人身上，人就迷迷瞪瞪的。人们觉得这种虫子太恐怖了，连卢本那么硬的人，都碰迷了。卢本从香港那一趟之后，人的确变得神神道道了，并且他的眼睛开始眯起来，眯得世界都被眼皮挡住了一大半，他对很多东西开始视而不见了。比方说，卢本妹妹从街口吃力地背着一筐煤渣回家，他就坐在小石墩上，扶都不帮扶一下；又比方说，一个外来的小偷偷走了几户人家晾在屋檐下的咸鱼腊肉番薯干，据说这个小偷就是从卢本的眼皮底下溜掉的……当然，最奇怪的是，卢本带回了“信息”这个莫名其妙的词。
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里跑出来的不明物体，粘到谁的身上，谁就有难了。他们哪里会知道，将来的人们会将“信息”看得跟钱一样重要。那个时候他们只知道消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给远方的亲戚写信，眼看着邮差将信装在一个大麻包袋里，扎紧，放到一艘邮政船上，沿着浔江发出去。慢船把消息送到外边的亲戚手上，大概需要半个月。同样，任何一个消息来到，就像台风从远远的河面上来到一样，满街的人都能收到。
卢本所看到的信息，谁也不曾看到过，到底是什么形状长什么样子？从他给某个人身上捉除坏信息的动作来看，我猜，信息是一种类似虱子一样的东西。捉信息的时候，卢本可滑稽了。他会把眼睛死死盯在某个人的身上，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个时候卢本的嘴角是平的，就像括弧里，横着一道莫名其妙的破折号。良久，卢本仿佛连气都没有了，死了一般。这一来，气氛弄得越来越紧张了。要是这个时候，我们哪个小孩忽然闯过来，不明就里地就会被旁边的大人一把拽走，脑袋上免不了吃几颗“栗子”。
按照那些老太婆的说法，卢本没气的时候，就是他的命离开肉身，去跟坏信息打架了。这种时候，如果有能力的人，一定能看到卢本在天上打架。那个经常来我们街上卖宝塔糖的女人，还扬言自己看到过卢本在天上打架哪！她说，卢本的命真的好硬啊，眼看着他的头和身都四分五裂了，他那十个手指还能紧紧地抓住坏信息，并且将坏信息摁倒，掐碎。听的人好奇了，问，那坏信息长什么样子？老女人咿咿呀呀比划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得不低头挑了小箩筐走掉了。除了卢本之外，任何人说自己看到了坏信息，连狗都不会搭理。
等到卢本的气恢复了，眼睛重新眯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往往是用手伸到那个人的脑门上，食指和拇指敏捷地一捏，手臂收回的时候在空中划了个弧线，然后同样敏捷地将手上捏的东西一口塞到自己嘴巴，双唇紧闭，也不咀嚼一下就直接吞咽了下去。
卢本在捉坏信息的时候，真的上天打架了？卢本还会打架？他连吵架还嘴都不会！那些老太婆说的话，就像每个中午在广播里听张悦楷说《西游记》一样，他一个人，一会儿装孙悟空，一会儿装牛魔王。上天入地，排山倒海都始终只有他一个人。
但真有将信将疑的人计算卢本这种怪本领的准确性。这些事情，谁能统计出来？比方说，那个刚让卢本抓过坏信息的老谢，前天因为打一个喷嚏闪了腰，后天又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因为儿子考不上高中让卢本去抓坏信息的杨妈妈，虽然儿子成为社会青年吊儿郎当还学会了吸烟赌博，但是她连续几个月找不到的痴呆的外婆，又在北山腰上重新寻回了；我父亲的木材厂，因为被另外一家厂垄断生意，穷得工资都有一搭没一搭，让卢本抓过坏信息后，虽然工资还是跟眉毛一样难长，但是不久后，我母亲的电池厂因为接到一大笔外地生意，连夜加班而获得了丰厚的加班费……
五十五十吧。这是我母亲说的。正如相信卢本的人和不相信卢本的人的比例一样，事情都是好好坏坏，五十五十。
小孩子是不懂得什么坏信息好信息的，小孩子捡到了这个奇怪的词组，就像捡到零食一样挂在了嘴边。
当时我们发明了一种“捉坏信息”的游戏，其实也不能说是发明，仅仅是在“捉迷藏”的游戏上作一些改动。被捉到的那个人，必须去挑“坏信息”。“坏信息”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用纸折好一堆五角星，每一只五角星上都写着惩罚的方法。输了的人，必须按照“坏信息”上写的惩罚方法去做。
我曾经挑到过一张“坏信息”，上面写着——摸卢本屁股。这绝对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信息啊，卢本的屁股那么臭，那么脏，谁肯去摸？但是，伙伴们却不肯饶我，硬是将我押到卢本跟前。
那是个暑假的上午，卢本坐在小石墩上，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笑眯眯。他哪里知道，我恨不得他变成一只坏信息，虱子一样地弹跳到九霄云外。好几次，我想挣脱同伴们掉头就跑，可是，我没能得逞。卢本猜不出我们的企图，张口就说，卢水仙，喊契爷啦，契爷给糖吃。说毕，真的从他西装短裤的屁股后袋，摸出两颗水果糖来。
谁要你的臭糖啊！我的话刚喊出来，就鼻子一酸，哇哇大哭。
卢本忽然像屁股装上了弹簧一样蹦了下来，我从没见过卢本这个样子，他像一头狮子，吼了起来，轰散了那些硬押着我的伙伴们。泪眼蒙眬中，我看到卢本用手上的两颗水果糖当石头，向呼叫着逃走的伙伴们甩了出去。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伙伴们见到我，就将两个食指交叉到我眼皮底下，这一贯是“叛徒”所受到的打叉叉的待遇。
不过，幸亏这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不久，邮政慢船给我带来了好东西。我们在广州的亲戚，给我父亲邮来了一个大包裹，里边除了一些大人小孩穿过的旧衣服之外，还有一小包旧玩具。这些玩具都是我们这条街上的小朋友从没看到过的，小老鼠蜡像、可以拆解的小玩具车，还有可以换几套衣服的漂亮洋娃娃……尽管爱不释手，我还是挑了一些分给其他的小伙伴，这样，她们仿佛比原先对我更好了些。
好好坏坏，小孩们也是这个样子。
在卢本身上，却看不出任何好好坏坏。人们都怀疑他因为常年坐在小石墩上边，某些部分都变成石头了。
有个郊区的梁婶，每天早上挑着新鲜的蔬菜来我们菜场卖，不知怎么的，跟卢本的老妹妹特别投缘，总是在箩筐外吊一把最嫩的蔬菜留给她。热络了之后，还会到卢本那黑黑的小房子里喝一口水，嚼一根甘蔗。梁婶看卢本性格好，商量着要把郊区的一个女人说给他。
梁婶每称一把青菜给人的时候，就把那个叫阿琴的女人的消息用草绳牢牢地跟青菜捆绑在一起，让人带到街上去了。
卢本要结婚啦？谁敢嫁给他啊？这两句问话就好像春节张贴的春联一样，明目张胆地挂在了人们的嘴边，整整齐齐，少一联都不成对。
在卢本黑糊糊的房间里，阿琴见到了正吃着饭的卢本。卢本看也没看她，只顾扒饭，扒完了，就又跑到街上来了。我们少有地看到卢本被他的老妹妹追着骂着逃出街，而那个被我们期待看到的阿琴，一直待在卢本的小屋子里，什么时候走的，谁也没见着。
阿琴再来的时候，几天后了，也是傍晚吃饭时间。这次卢本没有急着将饭扒光就跑出来，他被阿琴带来的小女孩留了下来。
小女孩是遗腹子，还没落地，阿琴的男人就因为农药中毒，死了。要是有能力供女儿读书的话，小女孩应该跟我一样，读小学四年级了。在郊区，谁敢娶像阿琴这样的女人，还带个命硬的小女儿？
卢本看到小女孩，用嘴角的括弧拥抱了她。
卢宝贝，叫契爷啦，契爷给你糖吃！
一张口，卢本就自作主张，让小女孩契给了自己。
婚没结成，卢本多契了一个女儿。阿琴拉着小女孩从卢本的小黑屋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不少东西，都是平时别人送给卢本的一些用品，卢本攒下来的。不仅如此，卢本还隔三差五地让梁婶带些小东西给小女孩，有的时候是一根小铅笔头，有的时候是一只红苹果，慷慨的时候，也会是一本旧小人书。
梁婶说，卢本真是个怪物，喜欢小孩，不喜欢女人。
于是，街上的人都议论，卢本大概连女人是什么结构都不知道。
卢本，你是石头变的？
卢本，你不喜欢钻洞吗？老坐在外头干什么？
卢本，让我看看你的尾巴。
卢本，你有枪吗？
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都知道大人们在嘲笑卢本。可卢本总是眯着眼睛，不搭话。
三
在卢本契过的孩子当中，年龄最大的要数夏凌云。她整整比我大五岁。她从来不跟我们这些小孩玩儿，因为她好像从来没有童年。从我记事开始，她就长得很高了，裤脚总嫌不够长，总是露出脚脖子，一走路，侧边的踝骨好像两个小木偶人，“咔嚓咔嚓”很威风地跟着她走。她一个人走路，不仅仅有两个小木偶人跟着走，而是有很多人跟着她走。她在我们这条街上，尽管不做声，却很受人注意，她目无一人地上学、放学，但是她每次上学、放学都有人会看到她并且发出些议论。母亲们会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男人们闲着没事，会花时间目送夏凌云的背影。我们还经常能听到他们说，这小娘×，长大了，不得了！
不得了的事情，在大人们的心里，就好像害怕被坏信息黏上了一样。说到底，不得了的事情跟坏信息一样，都是些没影儿的事，谁也没曾看到过，但是，一些影儿却留在了人们的心里。所以，夏凌云也像一个影儿一样留在了我的心里，复杂死了，神秘死了。没人玩儿的时候，我喜欢跟着夏凌云，就像我是夏凌云的一个影子一样，不远不近地跟着她。她到小卖部去买豆瓣酱，我也跟着去买泡泡糖，跟她并排站在橱窗边，我只到她的胳肢窝下。她轻轻地对小卖部的胖婶说要买豆瓣酱，胖婶就收敛起了一贯的大嗓门，也轻轻地答应了两声。买完豆瓣酱夏凌云就转身走了，我呆呆地站在橱窗边，直听到胖婶粗咧咧地朝我嚷——卢水仙，又馋什么啦？我难过得眼泪都要掉下来。夏天的时候，夏凌云穿着花连衣裙，到街口的冰店吃冰，坐在门口的座位上，头顶一台大电风扇把她的裙子吹得鼓鼓的，她就把裙子全都夹起来，屁股下、两腿间、膝盖头，绷得紧紧的，人就像坐在一只大花蝴蝶结上，真的很好看。我端着一杯红豆冰，坐在她的后面，那些路过的人，望她的时候，连带着也瞟上我两眼，我高兴得要命。
夏凌云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契给卢本的。按道理，孩子要打小就契了人，命才会被拧过来。大人们说，没成型呢，一切都好办，就像孩子骨折了，没半个月就能长好，孩子破皮了，没几天就长出新皮了。命也是一样的，才几岁的命，再孬，要矫正也是容易的。所以，契给卢本的孩子，最大不超过十岁。夏凌云的父母原本不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人，他们从北方迁来。本来，入乡随俗，契个契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夏妈妈和夏爸爸太忙了，他们早出晚归，整天推着一辆“山东煎饼”的小推车，在我们这个小城里钻来钻去，晚上回来还要和上满满一桶的面，准备明天卖煎饼的材料，哪里有时间管这些没影儿的事情？
夏凌云十六岁那年，我们这个小城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几乎在同一天，我们这里的学校都召开了紧急的家长会议，为此，大多数单位、工厂都为家长们放了假。家长们知道了现在有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书在社会上流传，据说已经流传到学生当中了。具体这本书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到过，只知道它是一本有毒的黄色手抄本，谁看了谁就会耍流氓。耍流氓多可怕啊，是要坐牢的。所以，家长们都很紧张，每天等到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书包。就连从不检查夏凌云作业的夏爸爸和夏妈妈，到了晚上都懂得让夏凌云把书包打开，翻翻找找。
就是在这个时候，夏爸爸和夏妈妈翻到了夏凌云书包里藏着很多信封，这些信封上面所写的姓名地址都一模一样。由此，夏爸爸和夏妈妈知道了一个来自广东鸿运机械厂8号信箱的杜志远。在这些信封的右下角，离边沿几厘米的地方，像盖邮戳一样，总是写着两个字——“夏缄”，好像用尺子丈量过一样，分毫不差。夏爸爸和夏妈妈在做山东煎饼的时候，各有分工，夏妈妈负责摊大饼，夏爸爸负责卷大饼，夏爸爸的技术可精湛了，他用一个小铁铲，只用单手，把大饼对折再对折，里边的馅就包得密不透风，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信封上“夏缄”这两个字，在夏爸爸看来就像他的卷饼技术一样准确。同样的，这两个字也准确地戳到了夏爸爸和夏妈妈的心里。
这个广东鸿运机械厂8号信箱里的杜志远，他如果仅仅是住在一个信箱里的男人的话，那么，夏爸爸和夏妈妈就不会着急地在某一个夜晚，拎着一大叠山东煎饼，硬拉着夏凌云到契爷面前，让夏凌云经历了跟我一样的经历。当然，要不是夏爸爸和夏妈妈对夏凌云“严刑逼供”，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广东鸿运机械厂8号信箱的杜志远，是夏凌云在一本《好友》杂志上，在一个名为“知音信箱”栏目里交上的朋友，他们互相通信来往已经快一年了。因为邮路缓慢，夏凌云几乎隔天就给杜志远寄一封信，省外邮票要8分钱，都是夏凌云从早餐钱以及买教辅书的钱里克扣下来的。夏爸爸和夏妈妈勒令夏凌云将对方的信交出来，夏凌云死活不愿意，赖在床上，不上学，不吃饭，净掉眼泪。
当然，要不是夏凌云在交代情况的时候亲昵地称这个杜志远为“笔友”，夏爸爸和夏妈妈就不会彻底地把夏凌云的名字改成了“卢红梅”。卢本在那个晚上，将泪光盈盈的夏凌云喊成“卢红梅”。现在人们走到哪里，跟夏爸爸和夏妈妈谈起他们的女儿，他们都很用力且很频繁地用了“卢红梅”这个全名，即使有人习惯地说起“夏凌云”，他们也会顾不上礼貌，打断别人的谈话，先将“夏凌云”改回了“卢红梅”。
卢本从来不像对我们那样对待夏凌云，他不会在路上，笑眯眯地看着夏凌云要求她喊契爷，更不会说一些给她糖吃这类的话。每当夏凌云从他的身边经过，他总是能从自己的身上翻出一些需要他整理的东西来，有的时候摸摸裤兜，一根线头被他扯出来，他忙着去掐断，有的时候，在自己的手上搓出一些看不到的东西来，或者是从指甲缝里剔出了泥巴，这些东西好像很麻烦似的，需要很费力把它们甩掉……夏凌云从卢本的身边飘过去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
为了避免夏凌云跑到中山路上的邮筒去，夏爸爸和夏妈妈不仅没收了夏凌云的钱，而且星期天还把夏凌云关在屋子里。由于邮差总是在夏爸爸和夏妈妈出去卖煎饼的时候把信塞到门缝里，他们几乎拦截不到一封杜志远的信来看。夏爸爸和夏妈妈每天从清晨出发到晚上才回家，学生上下学、大人上下班，都是山东煎饼的高峰期，而邮差到来的时候，估计他们已经推着小推车到河西那边的工厂区了，这些时候，夏爸爸和夏妈妈四只手，少一只都不行。所以，当他们每天推车回到家里，夏凌云已经吃过晚饭，收好了信，在做作业了。有那么几次，夏爸爸和夏妈妈咬咬牙下定决心歇档一天，专心在家等信，那信却又不来了。就好像猫在灯下扑自己的影子一样，夏爸爸和夏妈妈总是扑空，为此，更加对那个杜志远气得牙根发胀。也由此对杜志远那些信感到邪门和担忧。那些信上能写着什么呢？竟然使得自己的女儿越来越不听话了，甚至还出现了跟他们作对的现象。可是，除了对夏凌云严加看管之外，夏爸爸和夏妈妈几乎没有办法，他们在煎山东煎饼的时候，将杜志远的名字夹在摊开的面团上，使劲地拍着、反复地煎着，甚至发出诅咒的声音，而这些诅咒随着空气里那股油香的味道很快就消散了。
有一个星期天，我经过夏凌云的窗口，故意慢慢地走着，忽然，从铁栏里伸出了两条长长的手臂，我吓了一跳。夏凌云就站在铁栏隔着的窗户里，一声不吭。那两条白白的手臂上，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字，而且，在她摊开的十个手指上，也写满了字。在左边的手掌上，我认出了几个大字——“杜大哥，救我！”
我吓得赶快逃了。夏凌云没有叫住我，她一直坐在窗户里边，因为房间太暗了，我甚至没看清她的表情。
我觉得夏凌云太奇怪了。她把字写在自己的身上。
当我把这件奇怪的事情告诉我母亲的时候，我母亲担忧地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说：“卢水仙，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哟！”只要听到母亲喊我“卢水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生气。我把母亲的手从头上拨开，一溜烟儿跑到街上去了。
夏妈妈很担心地对我的母亲说，你看你看，跟一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人交朋友，天天写信、盼信，课都不上了，你看你看，我们家卢红梅是不是中了邪？我的母亲一贯不喜欢夏凌云，要不是夏妈妈隔三差五地会从那个小推车里拿出几张山东煎饼给她，她大概是不会给夏妈妈出主意的。我的母亲想了一下，对夏妈妈说，让卢本瞅瞅吧？
那一天，夏爸爸和夏妈妈没有像往日那样早早地推着小推车出门，而是准备了一些煎饼和水果，还有几斤猪肉，带着夏凌云来到卢本的家里。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夏凌云穿着一双塑料红拖鞋，裤脚跟往常一样，吊在脚踝上，因为拖鞋没有后袢，那两只瘦瘦的踝骨显得很突出。使这两只踝骨更突出的，主要还是它们周围密密地写了一些蚂蚁般大的小字。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夏凌云在自己的身体上给那个杜大哥写信呢。
除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之外，还来了很多男人，围在卢本的小房子前面，他们装作闲聊的样子，不时把头挨到卢本的小窗子前，东瞄西看的。
夏爸爸和夏妈妈坚持要在屋里捉坏信息。刚开始，我们在外边还听到卢本说，“卢红梅，喊契爷啦！”接着就是夏爸爸和夏妈妈由小声劝到大声骂的声音，再后来，就听到了夏凌云由小变大的哭声。最后，就只剩下这哭声了。
因为看不到里边，我们这些小孩子听得不耐烦，也就陆续地跑到北山脚玩儿游戏了。
等到午饭时间回家，在饭桌上，我的母亲跟父亲说，那个夏凌云也是个硬坯子，从头哭到尾，听说卢本最后连气都回不过来了。我的父亲嚼着一团饭，含糊地问我母亲，哦，捉着了没？我的母亲没回答。只是用牙齿咬去了一块连在瘦肉上的肥肉，再将瘦肉放在我的碗里。
“这孩子，一边哭还一边说，那个什么杜大哥，是个大好人，杜大哥的话很好听，杜大哥要带她去看海，唉，真羞家，见都没见过面，就把人家当好朋友，就被迷得神魂颠倒。我看那个男人，肯定是个流氓……”我的母亲自顾着唠唠叨叨。我的父亲好像被嘴里的一颗沙砾耽搁了，他停下了咀嚼，用舌头在那团饭里寻找着，半会儿，用手拈出了一颗绿豆大的小石粒，直接放到我的眼前——看，牙齿脱了！我乐了。后来，我的母亲和父亲就开始讨论起街口那家粮店的米来。
事实证明，卢本并没有捉到夏凌云的坏信息。我们看到夏凌云在街上，总是背着书包，低着头，佝着背，她还把刘海留得长长的，直接地盖过了眼睛。而夏凌云被夏爸爸和夏妈妈打骂的声音，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这里的晚上。刚开始，我们还能经常听到夏凌云的哭声，到后来，我们就只听到夏爸爸和夏妈妈轮番的训骂声了。
因为夏凌云总是在自己的身上写信，所以夏妈妈再也不允许夏凌云穿裙子，她开始注意将夏凌云的裤子及时地放长，甚至在大热的天里，我们还看到夏凌云穿着长衣长裤，在大太阳底下走来走去。奇怪的是，夏凌云仿佛不怕热，在我们这里最热的那些天，我们都无法看出她难受的表情来。实际上，她的脸好像不见了，我们在看到她的时候，似乎早就忘记去看她的脸，而是用眼睛花很多工夫从她少有裸露出来的皮肤找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的确不时还被我们发现过。在她的脖子和下巴之间，我们会发现两行像诗一样排列整齐的小字，吞咽口水，那两行小字还会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她的手背手心上，发现过一些清晰的字。
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爱到处乱写乱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会领你去看那些屋角落、墙根、小卖部的门板上、市场猪肉台的外侧……那里，都写着我们的秘密，“黎存保是个大坏蛋！”“黄敏、李姗姗、肖苗结拜姐妹！”“打倒刘祖林！”“廖伟雄进了女厕所！”“卢本吃米田共！”……这些字因为不容易发现，所以也能保存很久。但是夏凌云把字写在自己的身上，难道她不洗澡？如果洗掉了，又得花多少时间才重新将字写上？我们更搞不懂，夏凌云怎么才能在脖子上写那么整齐的两行字？夏凌云的确跟我们太不一样了。就算我们跟她一样不爱上课、不爱写作业，但是我们却不像她那样爱看书，她会很长时间待在林伯用塑料棚搭起来的旧书摊上，一本一本地看那些旧书，书上一幅图画都没有，她却可以一看就是一个下午，一动也不动。
有一天，我看到夏凌云在手背上写了两个字：“万水”。我敢肯定，在她的手心里一定写着另外两个字“千山”。这个成语我在课堂上刚学过，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夏凌云握着的手心里，一定写着“千山”这两个字。当我向母亲炫耀我的小聪明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表扬我，只是连声说，这孩子真是疯了，疯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再去捉弄卢本，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夏凌云身上。放学的时候，我们都早早地等在街口，直到慢吞吞的夏凌云出现，我们便装模作样地跟在她的前后左右，目的就是为了找她身上露出来的那些字。这简直像捉迷藏一样有趣极了，而且，一旦捉到了几个字，我们立即觉得功劳大大的。
四
即使那些原本就对卢本半信半疑的人，在提起卢本为夏凌云捉坏信息这件事情上，他们都一致地认为，夏凌云太硬了，连卢本都没办法，她身上一定有着一些坏的东西。有的人甚至还传说，卢本那天在夏凌云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字，看到那些字，卢本就被她克住了。更有的人说，夏凌云的身上有一道符，万物难近。当然，这些说法，卢本既不答复也不辩解，只是在此后很长时间里，他不再给人们捉坏信息。他坐在小石墩上的时间更多了，中午也不回家睡觉，就靠在墙上，打盹。
夏凌云到底有没有继续再给那个杜大哥写信，谁也无法知道。似乎这件事情只是一件没影儿的事，若不是夏凌云总是把自己穿得严严实实的，总是惹得人们去她身上猜测，我们压根也没法将夏凌云跟那个广东鸿运机械厂8号信箱的杜志远联系在一起。谁见过杜志远啊？他不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是偶尔来我们这里大排档吃田螺的那些男顾客，更不是菜场里那些从肉联厂运送肉类食品来的工人们。我们连杜志远的影子都没见过。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在那个时候，就等同于一个不存在的人。而被一个不存在的人弄得茶饭不思，迷迷瞪瞪的夏凌云，总是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我们这条街上荡来荡去。
不记得那是几年几月几日了，根据我母亲后来的记忆，她确定那是1986年8月份，具体到几号，她就不敢确定了。我很怀疑我母亲的记忆，按照她的说法，那个时候我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难道连记下几个日期都那么艰难吗？我母亲说，她的记忆力不是超级的好，只是因为她需要记下的事情实在少而又少，每天在这条街上过日子，出了这条街就是浔江水，统统看得见摸得着，哪里要记下什么呢？我就不一样了，十三岁的时候，我要背很多文化知识，记很多科学道理，脑子里哪有余地去记这些琐碎的事情呢？于是，我的母亲一直到现在，偶尔跟我们回忆起这条街上的人和事，她都会对这件事情很权威地认定，那是1986年的8月。
总之是个夏天。
我们看到夏凌云像一朵白莲花一样忽然出现在我们这条街上。人们有一段时间都认不出那是夏凌云，他们还以为在码头上刚下了一批远方客人，这女孩子是随着这些客人来我们街上寻亲戚的。这女孩子不胖不瘦，皮肤白皙得闪亮，一条粉色细花的连衣裙虽然不是什么奇装异服，跟我们这里的女青年穿的样式差不多，可是穿在她的身上，就好比莲花瓣上多了几颗晶莹的露珠，滚动欲跌，却又死活不肯跌，花瓣便与众不同地生动起来。更主要的是，她的眼睛发出了清亮的神气，那神气仿佛是有颜色的，会动的，从她的眼睛里，人们仿佛能看到一团淡蓝色的光。
当人们终于认出她就是夏凌云，也叫卢红梅的女孩子之后，他们心里充满了惊奇。我的母亲，干脆失声叫起来，呀，吓死人了！这个夏凌云，脱了一层皮，跟换了个人一样！后来，夏凌云穿着连衣裙像展览一样，从我们的街口到浔江码头来回地走动，人们才逐渐习惯了这个穿裙子的夏凌云。经过我母亲长时间地打量，她跟我父亲说，简直就像隔壁老姚发豆芽一样！那个夏凌云整天裹在长衣长裤底下，捂着捂着，一掀开，绿豆就发成豆芽了，又高又白。再仔细一看，还奶是奶，臀是臀的，小样子长开了。
我看到过隔壁姚伯伯发豆芽，将绿豆泡在一个小水缸里，用一块黑布捂在水缸面上，等过了一段时间，一掀开黑布，就能很高兴地发现，一根根嫩白的豆芽就站在水缸里，还调皮地每人都戴着一顶绿帽子。
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让我们观察植物的变化，写周记。我花了一周时间观察姚伯伯发豆芽，写的就是绿豆发芽的变化。
夏凌云不是一粒绿豆，但她的确变了，她比绿豆芽好看多了。变化最大的是，在她露出的胳膊、腿、脖子、双手等地方，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再也没写一个字了。
按道理，夏凌云变好了。可是我的母亲却不那么认为。
有一天，夏妈妈经过我家，看到我母亲在门口借着路灯光剥荷兰豆，她停下了她沉重的脚步，跟我母亲说起了她的女儿：“卢红梅又开始像过去那样爱照镜子了，也不在自己的身上写字了，你说，那是啥意思哟？”
我母亲似乎不太想回答，犹豫了好半天。
夏妈妈又说：“要是我家卢红梅有你家赵想想那么听话，成绩那么好，我就不老想着攒钱回老家了，老家有田有地，好歹还有个依靠。”
我母亲说：“我家想想还小，还看不到将来哪。你家卢红梅可是越长越大了，都成大姑娘了，说实话，你可得把窗帘拉严了，卢红梅长开了，识性了，谁也管不了啦。”
“谁说不是呢？她现在连话都不愿跟我们说啊，契了卢本也没大作用，眼看着，命就定了，唉……”
夏妈妈和我母亲一阵沉默。后来，我母亲说什么也要夏妈妈将她剥好的荷兰豆包了些回家。
变化了的夏凌云还是让我们觉得奇怪。她总是有事没事就出现在我们的街口，也就是卢本坐着的小石墩边，有的时候向街外边不停地张望，有的时候又往外走出去，一直走到浔江码头。从我们这条街到浔江码头，要是按照我们小孩子一边追逐一边玩耍的速度，是不远的，但是按照夏凌云这个样子，走走，望望，停停，想想，就会花上比较长的时间。夏天的浔江边，人比任何时候都多，光着身子的小孩，穿着大裤衩的男人，穿着游泳衣裹着一块大花布的女人，来回往返于浔江与我们这条街上。热了，就那样穿着出门，跳到江里游一阵，上岸歇一歇，湿漉漉地回家，就好像浔江是自己家屋后的小水池。夏凌云漂漂亮亮的，人们总是一眼就能看到她，他们在岸上歇息的时候，也总会谈论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对这个女孩子感到好奇，先是好奇她的样子，说不上貌美惊人，但是那脸上的表情，是这里的人少能看到的，说不出来的傲慢、目中无人，也说不出来的满腹心事、踌躇满志，后来，他们就好奇她的行踪，所谓的行踪，也就是在浔江码头和街口之间，来回往返，好像在等待迎接一个期待已久的神秘人物出现。
我们这些小女孩也喜欢看夏凌云，倒不是喜欢看她多么美，也不是喜欢看她整天走来走去，跟发神经一样。而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夏凌云的背。夏凌云的背上有什么？比我们大一岁半的李洁敏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她看到夏凌云戴文胸了。啊？夏凌云戴文胸了，我们激动了老半天。真的，有一天，我走到她的背后，看到她衣服里面有一根白色的带子，横在背上，清清楚楚。李洁敏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自豪。于是，我们这些女孩子有意无意地，喜欢跟在夏凌云的背后，近近地辨认着那根横在衣服里的白带子。要知道，那根白带子，在我们那个年纪，是多么害怕又多么羡慕的一个标志啊，我们也不懂得去看夏凌云的前胸，只懂得每当夏凌云走过，就凑得近近的，直到确认了那根朦胧的白带子，又激动又紧张。
就在夏凌云开始穿裙子没多久的一天，那个广东鸿运机械厂8号信箱的杜志远终于出现了。人们过后说，穿裙子的夏凌云就好比一棵消息树，杜志远远远看到了，就跑来了。其实，哪里有那么容易啊，杜志远压根就没能看清楚夏凌云。
据说，这个杜志远穿着一件淡蓝色格子衬衣，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衬衣松松地扎进裤子里。他前脚一跨进我们这条街，坐在小石墩上眯着眼打着盹的卢本就被惊醒了，他腰上那只反光的皮带扣，将太阳折射到了卢本的眼睛里，直接把卢本照醒了。那个时候，卢本还不知道这个长着一脸痘痘的男人，就是这里人尽皆知的杜志远。卢本目送着这个陌生人经过了自己，又一路寻着门牌往街里走了进去。
杜志远经过街口往夏凌云家走去的那一刻，夏凌云正在从浔江码头折返家里的路上，她刚刚看到浔江码头来了一艘客轮，红星号的小船，她在码头上张望了很久，一直等到旅客都散了。其实她也没见过杜志远，也不知道杜志远哪一天乘哪一趟船从下游广东出发到这里来，她在最后一封杜志远给自己的信上得知，他要来看她了。她就一直穿着裙子到码头来等。她的心里挂着一张杜志远寄给她的一寸黑白照，尽管这张照片说什么也跟她眼前晃动的一拨一拨人的脸对不上，但是，正如杜志远在那封信上写的：“从我们通信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就觉得我们已经熟悉了，见过面了，啊，你一定是个优秀的女孩子，我一定可以在人群里认出你来！”既然杜志远能认出自己，那么，夏凌云也因为这些信而确定自己可以在码头上认出他来。
当夏凌云返回到卢本的小石墩边，卢本已经从瞌睡中彻底醒过来了，他看到卢红梅优美的身姿在大太阳底下，明晃晃的，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夏凌云这段时间心情好得要命，她的脸上随着她的心事不时呈现着微笑，她看到卢本望着自己，破天荒地对卢本喊了一声——“契爷！”
卢红梅的声音清脆而甜美地在卢本耳边响起，把卢本吓了一跳，他的眼睛瞬间变大了好些，他像一个做了错事的笨蛋，脸涨得通红，又像一只被人耍弄的老猴子，被一种新花样戏弄得又羞又愧。
就是在这个时候，街里边传来了一阵骚乱的声音，由远而近，笔直地向街口逼来。这些骚乱的声音，带动了一伙人的追赶，越近声音越大。卢本和夏凌云朝那边望去，看到有的男人操着扫帚、脸盆、擀面杖以及一些长的短的硬的软的东西，朝街口这边一边追一边喊，“抓流氓啦！”……夏凌云还以为又有人到我们街上偷东西了，，她不由自主地闪到一边，等着这伙人跑过去。后来，夏凌云看到一个手提黑提包的男人，被一伙人在后边追赶着，神色慌张，夺路狂奔。等她终于看清楚夏爸爸跑在离这个男人最近的身后追逐，一边追赶还一边大叫“卢本，卢本，抓流氓，拦住他，拦住他”的时候，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卢本从小石墩上跳了下来，做出了一个老鹰拦小鸡的姿势，死死地拦在了街口。就在夏凌云朝卢本大喊着“不要，不要”的同时，卢本已经将男人死死地抱住了，一会儿工夫，夏爸爸已经扑过来将男人死死地压到了地上。
杜志远苍白的脸被摁在了地上，那些脸上的小痘痘都充了血，暴突了出来，他的脸侧对着这个穿着漂亮的花裙子的姑娘，他看到了一双细细的长腿，脚腕上一只瘦瘦的突起的踝骨似乎是这长腿的眼睛，盯着自己看。夏爸爸跟众人叫嚣着要把这个流氓扭送派出所的时候，夏凌云在这个地上的男人旁边下跪了，她哭着喊着，央求夏爸爸放过杜大哥。
杜志远却在这个时候闭上了他的眼睛，他就那样一直闭着，再也没张开过，人们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整个过程，他都那样闭着眼睛。
“我第一眼就看出这个男人是个流氓！”夏爸爸从派出所回来之后跟大家吹牛似的述说当这个杜志远拿着地址找到他家的情况。“他还有脸向我这个父亲问，这里是夏凌云的家吗？哼哼，别以为我没见过他就认不出他，像他这种社会小混混，我在卖煎饼的时候不知道碰到过多少打了！”夏爸爸像一个打虎英雄一样，站在门口朝街坊大声邀功。
“嘿，这次卢本也立功了，看他当时那个样子，安珂也不过如此啊。”安珂是当时号召全民学习的勇斗歹徒的烈士。
卢本没吭声，他只是时常地将脸凑到夏家的窗户，有意无意地朝里打探。
夏凌云被关在屋子里。屋子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一度，夏妈妈担心地回屋里察看了一番又出来，叹了口气说，唉，终于被我们等到了，要知道我们为了等这个流氓出现，少卖了多少叠煎饼哪！夏妈妈仿佛一下子老了不少。
要不是夏凌云最近总是穿着裙子到浔江码头去，夏爸爸和夏妈妈不会聪明地认为杜志远会出现。
我的母亲几乎被夏爸爸和夏妈妈的用心良苦感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卢水仙，你可别让父母操心才好啊！
我一点也不关心夏爸爸和夏妈妈，我已经有几天没看到夏凌云穿着裙子出门了。听大人们说，那个杜志远被送到派出所后，很快就交代了跟夏凌云的通信交往，并且将身上带着的夏凌云写给他的部分信件作为证据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查过杜志远的工作证户口簿之后，确认无疑，调查一下，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就把他给放了。谁也不清楚杜志远是什么时候从浔江码头上船离开的，但是谁都知道，夏凌云再也没见着杜志远。派出所将杜志远留下的信件都转交给了夏爸爸和夏妈妈。这样，夏爸爸和夏妈妈终于能看到女儿写给这个流氓的信了。有好事的人去问夏妈妈，那些信都写的什么呀？夏妈妈总是不多说什么，只是一味说，谁知道写的什么呀，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拿出来我们瞅瞅？夏妈妈就会坚定地拒绝说，还瞅什么瞅？都被她爸爸一把火烧精光啦！
再见到夏凌云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她照样穿着连衣裙，跟几天前一样漂亮。她端了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朝一个大脸盆里烧信。不知道那些信是她自己写的，还是那个杜志远写的，她一封一封地烧着，脸上被火烘得红扑扑的，汗珠从她的额头、两鬓滚落，她一边烧，一边用一个小手帕擦着汗，像清明节我们给祖先烧纸钱一样认真、虔诚，害得我们一个也不敢靠近去看。
卢本先是远远地在夏凌云的对面静静地看着，脸上出现的不是好奇和感兴趣的神情，而是一种近乎畏惧的表情。看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挪到了夏凌云的身边，依然静静地看着。可是，夏凌云并没有让卢本在身边多待上半分钟，她抬起了头，用眼睛盯着卢本，然后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样东西，像赶狗一样地做出要砸过去的姿势。卢本就慌张地逃了，真如一条被惊吓的狗一样，逃回了自己那间黑糊糊的小屋子。
五
我们这里的人，从一出生看到的浔江水，笔直地朝太阳落下的地方流去，只在系龙洲边稍作休息，便毫无疑虑地释然流走。水总是闭着眼睛的，而我们这里的人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身边悠然自得随天而去，所以，他们也特别感到安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浔江都不急，你犯得着急吗？即使总是有外来的人，带来很多关于下游的故事，跟他们无关的，他们也只是听着，听归听，也落不下地的，留不下根的，这些故事，等于在水上写字，在水上绘画，在水上雕刻，再天花乱坠，再形象生动，也终于无影无迹。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却在慢慢遗忘这条江水。不仅因为它变得窄小了，变得了无声息了，变得浑然不觉了，还因为它不在人们身边了。它被隆起的一条大公路隔绝了，人们现在一走出街，首先就看到这条长龙一般卧着的国道。
国道修通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年，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那是1988年。因为那年我刚好考高中，语文作文就是以“国道开通”为题写一篇议论文。论点、论据、论证，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从写作文开始，我最喜欢的就是记叙文，最头疼的就是议论文。所以，这道关于“国道开通”的作文题直接影响了我的语文成绩，以至于我并没有被录取入我们这个小城的唯一一所重点高中，而是进了我现在的母校，一所二级高中。
国道开通有什么好的？1988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已经不太喜欢跟着这里的伙伴们到街上到处乱玩儿了，而是喜欢跟同学们相互学习香港的流行歌曲，饶有兴趣地在歌曲里学着难学的香港话，在每一首歌词的下方用普通话的同音字标注出其读音。还将歌星的照片贴纸贴在一本本纪念册里，集邮一样相互流通。国道上除了车就是人，有什么好玩儿的？
然而，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却因为国道而忙了起来。他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国道上转悠。只要你想在这里寻一个人，得到的答案，多半都是——“道上去了。”就连卢本坐着的那个小石墩，也经常空荡荡的，更难得听到他一个个地逮着我们放学喊“契爷”了。
尽管在那时经过这个地方的车还不是太多，但却比过去浔江码头上来往的船只要多上好些倍，这些车停留的也好，路过的也好，都让人们依稀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繁华。
最早一个到国道边上做买卖的是夏爸爸和夏妈妈，他们发现了国道，就好像发现了一个市场。他们不再推着小推车到学校、工厂去了，他们从早到晚都守在国道边上，据说一天就能卖上过去两天卖的煎饼，而且他们还毫无异议地给煎饼提了价。跟在夏爸爸和夏妈妈后边到国道边上做小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菜市场卖熟食那些小档主，萝卜牛杂的、烧鹅叉烧的、糯米糍粑的、豆浆油条的，等等。后来，发豆芽的姚伯伯也去了，他把豆芽跟肉粒炒熟之后，包在一大张生菜叶里，自封为这里的“特产”，卖给路过的人吃；小卖部的胖婶也用个小箩筐，将零食装在里边，跟儿子一起去叫卖了。最后，那个在修理厂工作的小陆叔叔，干脆就辞了工，在国道边上搭个简易棚，叮叮哐哐地自立了门户。
围绕着一个简易的小车站，国道两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集贸市场。而在这里边，生意最旺的竟然是夏爸爸和夏妈妈。这里的人都说，夏家做大了。
夏凌云在高考落榜之后，就跟着夏爸爸和夏妈妈到国道边上，早早就申请了一个固定的小摊位，用帆布撑起了一个小“蒙古包”，不仅卖山东煎饼，还卖起了我们这里特有的小食酸笋田螺、煎糯米糍粑、龟苓膏、萝卜牛杂等，规模在这些小摊贩当中是最大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所以，光顾的客人自然特别多。
据说，夏凌云亲手包的糯米糍粑，皮糯而不黏，馅甜而不腻，汁厚而不漏，被人们称为“口口香”，一时间取代了夏爸爸和夏妈妈的山东煎饼成为招牌。不仅国道上来往的司机喜欢将车停下来买夏凌云的“口口香”，连我们这里的人，也喜欢端着个小盆去买几个当早点。他们喜欢看着夏凌云在小摊上，手脚麻利地亲手包糯米糍粑，就算端个盆子等上刻把钟头，他们也不觉得厌烦。夏凌云每天都坚持把自己穿得美美的，夏天穿薄裙子，冬天穿厚裙子，总之，哪个季节人们都能看到夏凌云两条细长的腿和高高耸起的胸脯。
夏凌云包的糯米糍粑有一段时间成了这里的热门产品，连带着其他小摊档也开始经营起糯米糍粑来了。可是，人们有鉴别力，咬一口，琢磨一下，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夏凌云的糍粑。为了与其他人做的糯米糍粑区分开来，夏凌云还别出心裁地在每个扁扁的糯米糍粑右下角，像盖图章一样，用朱砂戳上了一个“夏”字，这些红色的“夏”字，醒目地标记着夏凌云的手工真品，人们只要看到这个“夏”字，便会放心买。
我们不知道夏凌云为什么能包出那么好吃的糯米糍粑，但是却知道她包糯米糍粑的时候，的确跟别人不同，她总是站在一张小桌子边上，也不坐下来，就那样站着，身体一会儿是一根直线，一会儿又是个大S型，随着每道工序的不同而变换着身体的符号，从不觉得累的。不仅如此，夏凌云还特别能跟顾客说话，她说话和干活从不相干的，仿佛手脚跟大脑是分家的，但那些好听的话跟那些好吃的糯米糍粑，却又仿佛是手心和手背那么接近。有男人讨好地问夏凌云，糯米糍粑里面究竟包了什么宝贝，那么招人爱？夏凌云就一点也不客气地回答：“还能有什么？不就是包了个我进去，想不好吃都难啦！”要是有大胆的人再进一步地调戏她：“那，包的哪个部位最好吃呢？”她也就大大方方地对那男人说：“口口香，口口香，哪一口咬着都香。”男人坏坏地笑了。夏凌云似笑非笑，也不管男人用眼睛上上下下地看着自己，只顾在小方桌边，软着好看的身段，有条不紊地包糯米糍粑。夏爸爸和夏妈妈有时候听到夏凌云跟顾客调戏，也理不了那么多了，他们早就打消了回老家种田的念头，生意上的事情让他们对这里充满了野心，他们已经开始谋划着要到下游国道加油站边上买个大摊位，发大来做。
尽管夏凌云爱跟人说话，但是，人人都知道，她永远不跟一个人说话，那就是卢本。她看卢本的眼光比看一条野狗还贱。据说她刚高中毕业那阵，夏妈妈说服她跟着自己到国道上卖小吃，唯一的条件就是，从此不许再喊她“卢红梅”。夏妈妈想了想，反正认了卢本当契爷，夏凌云的命运也没见什么起色，总之是指不上夏凌云如何凌云展翅了，还不如来点实在的，一家人齐心协力做做小本生意，过过小日子。也就再也不提“卢红梅”这几个字了。没想到，一叫回夏凌云，生意就好起来了，夏凌云也活泼起来了，跟社会上的人周旋，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事实上，自从国道修通以来，卢本就显得更加清闲了，人们也无暇再去理会他，就算经常在国道上看到他甩着两手，笑眯眯地混迹人群中，人们也不会跟他多说几句话，更没时间再拿他来开玩笑了。卢本却不管有没有人理会他，每天照样会到国道上转悠。刚开始，国道上没有地方可坐，他就坐在路基上，后来，国道的车站边上，政府出资盖起了一座两层高的“司机休息室”，其实就是招待所，专租给过夜的司机休息使用，卢本就坐到了一楼大门口。因为那里的服务员都是我们这条街上的，他们也不赶卢本，有的时候还让他帮着看门。客人多的时候，还让卢本帮着带带。有好些个常来常往跑长途的司机，每经过这里，都要住一个晚上，他们说这里的东西便宜，可以顺带捎点回家。他们除了买国道上的东西之外，有的还特意跑到市场里买便宜的腊鱼腊肉、罗汉果、茴香之类的干货，买得多了，就让卢本帮着拎，走的时候，塞给卢本一块两块的，当是小费。
久而久之，卢本跟这些司机就混熟了，因为他话不多，又喜欢听人家发发牢骚说说笑话，所以人家也喜欢对着他说话。其中有一个叫黎变的年轻司机，个子矮矮，脸白白净净，头发总是像刚洗过一样湿漉漉的男人，来得最密集。根据黎变自己说，他跑长途已经跑了有十五个年头了。可是你只要看到他的样子，你绝对会认为他是在吹牛。他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如果照他的说法，十五年前大概他连方向盘都握不住呢。可是他却很认真地跟你狡辩，说他十六岁就出来跑江湖了，跟在师傅旁边，拉货、卸货，走南闯北，他跑过的地方，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就没有他没去过的。可是，我们这里的人，哪里认得几个地方？除非照着地图念地名。所以，黎变随便说出一串陌生地名，编造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就把他们给唬住了。由于黎变的话跟我们这里的方言差不多，交流起来也容易，所以这里的人跟他说笑最多。卢本喜欢听黎变吹，只要黎变一说话，卢本的眼睛就睁得比平日大上几寸，而且听得汤汤汁汁都不剩一滴地全咽到肚子里。可是，黎变才不轻易跟卢本吹呢，他把吹牛的本领都使在了夏凌云的身上。
总的说来，路过我们这里的司机，除了湖南、贵州这两个地方的之外，最多的就是广东司机了。而在广东司机当中，怀集的司机最多。据说我们门前的这条国道，笔直地往东开，就能开到广州，途中必经封开、肇庆、德庆、四会等地，而在这条国道的中段，有一个岔道，一拐弯，就通往怀集，从怀集可以散发到广东北部、湖南各个地区。所以，黎变沾沾自喜地说，他们怀集就像一个汽水瓶的脖子，汽水都要从那里才能流到嘴里，人才能尝到甜头。而我们这个地方，就在汽水瓶的腰上。他坐在夏家的“蒙古包”里，举着一瓶汽水，向夏凌云比划着。夏凌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光听说过瓶有肚子，还没听说过瓶有腰的，再说，腰跟肚子一样大小，那成什么了？黎变看夏凌云笑了，更加得意扬扬地吹嘘了起来。他说，他那年开车送货到上海，还真看到过腰跟肚子一样粗的人，是个洋鬼，而且全身上下，黑不溜秋，除了眼白、牙齿、指甲之外，没有一寸是白的，好多人都围着看呢。
夏凌云半信半疑地问黎变，那嘴唇也是黑的？
何止黑？还很厚，还往外翻，像两片烤焦的牛肉。黎变为了吸引夏凌云的兴趣，用两只手将自己的嘴唇扯了出来，做出一副很滑稽的怪模样。
夏凌云呵呵呵呵地笑得花枝乱颤。黎变也笑着趁势走过去，用手攀到夏凌云的肩上，见夏凌云没反应，又将手慢慢滑下，一直停留在夏凌云细细的腰上。夏凌云的腰一被碰，就不依了，一手将黎变的手打掉，嗔怒道：“又不是汽水瓶的腰，随你摆的？”黎变的手一被打掉，也不恼羞，也不尴尬，只是讪笑着说：“瓶的腰哪有你的细？你是蜜蜂的腰。”夏凌云听得欢喜，一手抬起要朝黎变的头拍去。这黎变个子不高，压不过夏凌云，只好往边上一闪。
“不许碰我的头！”说着，用手理了理那一头湿漉漉的短发。
黎变说他身上每个地方都可以动，就是不能动他的头，说是说头，其实指的是头发。他跟夏凌云说，他的头发就是他的脸。由此，夏凌云知道了黎变那满头湿漉漉的东西，并不是水，而是一种叫摩丝的东西，喷到头上，头发就会固定成一种形状，直到用水洗掉。
“广东特别流行这种摩丝，香港的明星每天都用它做发型。”黎变炫耀地说，说完，还把头凑到夏凌云的鼻子底下，让夏凌云闻。
其实，自从黎变一进到“蒙古包”夏凌云就闻到一股刺鼻难闻的药水味了，夏凌云还以为是黎变给车上货物喷上防腐剂的药水味呢。夏凌云用手小心地捏起一小撮竖在头顶上的头发，摸了摸，果然硬邦邦的像涂了一层胶水。
“这么硬，不难受的？”
“怎么会难受呢，一点感觉都没有。”黎变自己用手又整理了一下头发。“这样很靓吧？”
夏凌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黎变，这个矮小的男人，确实除了头发油光发亮之外，整个人疲疲塌塌的，衣服又老是要扎在瘦得可怜的腰间，更显得肚子里没几两油水。长年在外跑长途的奔波生活，使黎变整个人的格局都变得像公路一样扁平干涸。然而，吸引夏凌云的却不是黎变那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而是黎变的眼睛。那是一双在蜿蜒的黑暗的公路上，即使没有车灯，也绝对能找到路的明亮的眼睛。黎变说，像他这样到处跑的人，在外边见得多了，眼睛自然有神了，仿佛外边的新鲜事物都成为精华，被他的双眼所吸收。
怎么说呢？黎变的样子平凡得像我们浔江水里的一粒沙子，但是他的眼睛却像我们浔江边夏天难得一见的萤火虫。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水边的小城，蚊子、水蚁、蟾蜍、蚂蟥等可以常见到，萤火虫却是稀客。按照我父亲的解释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太懒惰啦，连萤火虫也跟着懒惰起来，要知道，萤火虫要飞动起来才会发出亮光，越勤奋越发光，如果懒惰下来，就变得跟蚊子、飞蛾没什么两样啦。当然，父亲这样的解释更多是针对我以起到教育的作用，我从来就不曾相信过，但是萤火虫很少出现在我们这里的上空，这是事实。黎变的眼睛总是让人想起萤火虫，扑闪扑闪的，勤劳而积极。
夏凌云就是被这对萤火虫迷住了，仿佛她在山野里走夜路，这对萤火虫就扑闪扑闪地给她带路，陪着她、逗着她、引着她。总之，只要萤火虫一出现，夏凌云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
黎变跑这里也跑得越来越勤奋了。从前，基本上是一月路过那么一两趟，在这里住上一晚，第二天走人。后来，几乎是一周一趟，也不知他有没有那么多差事，可是每次见到他那辆蓝箭货车，帐篷下都盖着满满的货。起先，都是一些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的，就算人们问他那车上运的什么宝贝东西，他也从不提的。到了后来，人们问也不用问就能看到那车上的货色了，他开始运一些看上去很不值钱的东西，有的时候是一车造纸用的青皮甘蔗，有的时候是一堆黄沙，有的时候是一车柑子，跟我们国道上卖五块钱三斤的没任何区别。还有一次，居然运了两大笼叫唤个不停的猪，当他的车习惯地停到车站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车站管理员可不依了，这猪闹得又凶，粪便臭烘烘的，本来车站就不大，还不把人全赶跑了？人家死活不让他进站，黎变死皮赖脸地求人家，说了一箩子好话。最后，夏凌云也跑来了，给管理员送了一大篮子糯米糍粑，好说歹说，并保证负责将弄脏的地方清洗干净。这样，黎变和他那一车猪才得以在我们这里过夜。那天晚上，人们看到夏凌云的“蒙古包”一直到深夜都未打烊，黎变坐在里边，喝啤酒，吸田螺，给夏凌云天南地北胡编乱造讲了一个晚上的笑话，他甚至还许诺夏凌云，以后一定开车带她到北京、上海、海南岛、西藏、内蒙古这些地方去遛遛，走遍全中国。
六
如果照这样下去，夏凌云一定会跟着黎变的车跑了，或者是黎变就留在我们这条街上生活了。这就像人们看到的国道一样，笔直顺畅，一目了然。然而，事情却像在夏凌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目送着黎变那辆蓝箭货车，从开动一直奔向了路的尽头，一拐弯，任她用深情的、忧虑的还是愤怒的眼光去看，再也看不到那个拐弯了的黎变。
人们不记得黎变是什么时候不再出现在我们这条国道上了，有的人说，这小子肯定从怀集那个瓶脖子出发去更广阔的天地了，发达了，跑远了；有的人说，这小子肯定到香港贩红油去了，那个时候走私货繁荣昌盛；也有的人说，这小子那么浮夸，肯定出事了，要不是被人砍了就是被人关了。当然，更多人认为黎变是出车祸了，死了。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尽管总是在国道边上转悠，但是却很少人愿意像黎变那样，当一个长途货车司机，日夜兼程，他们觉得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辛苦不说，太危险了，在路上哪有在家里安全呢？
卢本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只要人们偶然谈到黎变的消失，他都会很愤恨地说，那卵人，藏起来当王八了。可是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却又说不出个因为所以来。
这个问题要是被夏凌云遇到，她一定会给人家一梭子弹，那是从她的嘴巴里扫射出来的，这子弹会射穿人家的脸皮。“你什么意思，黎变的事情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来问我，你心里都想着什么下作事？”于是，人家就会感到很没面子，不得不走开。
就算像卢本一样傻的笨蛋都看得出来，夏凌云恨黎变，不是那种被得罪了的恨，而是被伤害了的恨。得罪和伤害，就像被火烧伤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得罪是表皮上的灼伤，只等新皮长出来蜕换，而伤害却是长时间的炙烤后留下了深广面积的伤口，即使愈合都会留下难看的疤痕。事实上，夏凌云每天都坐在这伤口上。她在“蒙古包”里，再也不站着包糯米糍粑了，她端张小板凳，将桌子拉到离国道最近的地方，面朝国道，满脸忧愁，眼睛不时朝路的尽头望去。人们知道，夏凌云在等黎变的车呢。可是，黎变真的就像那车尾的一阵烟尘，说消失就消失了。
有一天，夏凌云突然不穿裙子了，她换上了宽宽松松的长衣长裤，将整个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这让人猛然想起过去她为了掩盖在身上给那个杜志远写的信，无论春夏秋冬都佝着背，整个人像罩在麻包袋里一样。
人们惊讶于那个卢红梅仿佛又回来了。跟从前不一样的是，夏爸爸和夏妈妈不再像过去那样，求助于街坊邻里，到处诉苦。夏妈妈也不找我的母亲出主意了，他们只是整天愁眉紧锁，唉声叹气。再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终于看到了夏凌云宽松的衣服底下，隆起了一个小山包。
夏凌云大肚子了！
这小娘×，从小就干些羞家的事。男人们牙齿痒痒地与其是在骂夏凌云，不如说是在骂那个搞大夏凌云肚子的男人。那个男人是谁？谁都心里有数，一定是那个消失了的黎变。可是在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即使对一些没有影儿的事情，说着说着，那影儿就成形了，就会动了，就会依附着人到处窜了。现在，夏凌云大肚子的事情，就开始像一只鬼影一样依附在卢本的身上，只要卢本去到哪里，这个影子就跟到哪里。到底是谁将这个影子捉了去放到卢本身上的？谁也弄不清楚，仿佛是一夜之间，这影子就跟上卢本了。
卢本有那么大本事？搞大夏凌云的肚子？
谁说不是呢？除了卢本老娘，卢本连女人的奶都没碰过呢，我敢打赌。
瞎掰嘛，卢本用什么搞大夏凌云的肚子？用一根手指头？还是用一个脚指头？
听起来，人们仿佛不是在为卢本打抱不平。即使他们不相信这种没影儿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看到卢本的时候，却一致地显出了愤怒和仇恨。因为这是夏凌云亲自承认的一个事实。
有一天，卢本经过夏凌云的“蒙古包”，在车站看守的一个叫老秦的退伍军人，叫住了卢本。他有意无意地朝向夏凌云，指着卢本问：“卢本，你真搞大人肚子啦？”卢本怯懦地看了看正腆着肚子坐在门口的夏凌云，拔腿就要溜，却被老秦一把拉住了。卢本求饶地使劲要挣脱，没等他开口，夏凌云就从凳子上“噌”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走到卢本跟前，“啐”地一声,朝卢本的脸上吐了口口水。“你个缩头乌龟，你他妈还敢迈出这条路上，你他妈被撞死一百遍都死不够……”一边说，还一边用手用脚去踢卢本。要是夏凌云手上有刀，老秦敢肯定卢本早就横尸国道了。老秦哪里见过夏凌云这样的阵势？他转身就溜回车站去了。老秦一溜，卢本也溜了，他的脸上布满了惊慌和恐惧，他像遇到了厉鬼一样，吓得满大街跑，仿佛夏凌云一直追在他身后，他一刻也不敢停留，就这样跑啊，跑啊，跑得全街上的人都看到了，跑得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影子都压过了他。
就算夏凌云认定卢本是搞大自己肚子的那个狗男人，我们这条街上的人都不相信，不是不相信夏凌云，而是不相信卢本，这家伙哪里有那么好的运气？即使夏凌云对于那个消失了的黎变提都不愿提起，他们却在夏凌云逐渐庞大的肚子上，看到了黎变，那个永远顶着湿漉漉的头发，那个油腔滑调的家伙。
从那以后，卢本再也不到国道上去了，也不经常在我们这条街上走来走去了。奇怪的是，人们偶然看到卢本，总是会看到他一副被揍过后的样子。要么脸颊淤青一块，要么眼睛充满了血丝，要么鼻子肿了一大段，更严重的时候，他的脚还一跛一跛的，手一直像举着一面旗帜一样朝上，不能下垂。
谁也搞不清楚卢本老是被谁打。卢本仿佛被很多人记恨着。我就亲眼看到卢本被我们街上一群年轻人围着，朝他身上吐痰，扒下他那条脏脏的西装短裤。那群年轻人我认识，他们都比我大五六岁，都是没考上大学在街上混的，我们称他们为“烂仔”，其中有两个跟我一样，也在小时候契给了卢本，也姓卢。这几个“烂仔”组成了一个“熊猫”乐团，立志要向录像带里看到的那支香港“五虎将”乐队学习，有朝一日要到香港登台表演。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乐器，就是每天提着把吉他在家里乱弹乱叫的。有一个还到过我们家，他对我母亲说，如果以后有剁猪肉、剁骨头这样的活一定要叫他来干，因为他以后是要敲爵士鼓的，先在砧板上练习练习会比较好。曾经有一阵，他们还打主意让夏凌云参加他们的乐队，说他们缺一个歌手。即使年龄相当，夏凌云却理都不理他们。对这样一群“烂仔”，我们这里的人又气又无奈，只要他们不来惹自己，他们干什么谁也不会去管。可是，他们跟卢本又有什么仇呢？那天我看到卢本被他们围着，一阵拳打脚踢，卢本连叫都不敢叫出声。我忽然觉得，卢本太可怜啦。
不久，卢本疯了。这是大人们说的。
人们看到卢本经常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嘴角上扬，括弧里总是标着两只感叹号，见谁谁都不认识，就那样笑着常常走出街口，兜一个大大的弯，绕过国道，到浔江边上，看水。看水时也那样奇怪地笑着，一看就是一天。有的时候，上夜班凌晨回家的人，看到卢本笑眯眯地从江边回来，头上湿湿的，分明是顶了一夜的露水。
光凭这点或许还不能证实卢本疯了，实际上，卢本做得最让人惊异的是，他竟然戴起了文胸。某一天开始，从他长年穿着的一件白衬衣背后，人们很清晰地看到一根黑色的带子。不知道卢本从哪里捡来了一个黑色的文胸，他穿得相当正确，前是前，后是后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如何正确佩戴文胸了。那根黑色的带子横跨在卢本的背后，因为前后一样的扁平，所以，这根带子就好像一个货物的包装带，生生地将卢本的上半身横截为两半。
嘿嘿，卢本长奶了，怪事，怪事！
卢本，放你的奶出来瞅瞅？
卢本，你准备给夏凌云的肚子里喂奶吗？
人们在街上，热烈地笑着，讨论着卢本的奶。
卢本戴着文胸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温柔了起来，矜持、羞涩，仔细看看，还真有几分女人的神态。
恶心死了！这个卢本，真的成了花痴了！我的母亲想死都想不明白，卢本再傻、再窝囊也不应该变成个花痴啊！他不是只喜欢孩子不喜欢女人吗？
然而，自从卢本戴文胸之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他身上有被人揍过的痕迹了。
有的事情的确不像我们门前的国道那样，朝着望不到尽头的地方延伸，但是谁都知道，再延伸的路也会有目的地；更不像国道旁边的那条浔江那样，朝着一个方向流淌，再流淌的河水也会汇到海洋里。卢本其实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是个疯子。
一个晚上，学校放晚自习过后，我背着书包像往常一样走回家。这个时间段人们都待在电视机旁看香港电视连续剧了，我记得那一年在演《射雕英雄传》：“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仇怨，相伴到天边……”这首歌一响起，整条街上都静悄悄的，据说连贼都可以放弃了这下手的大好时光。当我走进街口，就被一个黑影吓了一大跳。在那个小石墩上，依稀看到有人坐在那里，等我要走过的时候，那个黑影突然开口了——“卢水仙，叫契爷啦，契爷给糖吃！”卢本坐在那里，双脚分别踏在石狮断掌的两个脚指头上。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卢本像过去一样，眯着眼睛在笑。
我吓得跑开了，就像考八百米跑最后一圈加速度一样，一路冲回了家。
这是个秘密，卢本根本就没疯，他还认得出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多秘密了，这秘密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跟我的父母说话越来越少了。
等我考上了省会一所大学，从国道上车出发的时候，夏凌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我一眼都没见过。那天，我一登上开往省会的那趟班车，就听说有十二个小时的车程，我兴奋得要命，而我的母亲却傻了眼了，十二个小时啊，她包在我行李里的几只肉包子几只蜜柑子哪里够用？于是她着急地跑开了，她说要到夏凌云的“蒙古包”里买些糯米糍粑，因为糯米耐饱。然而，没等她买回来，我们这趟车就开走了。
车一开，我的兴奋感就随着这蜿蜒的公路，一直崎崎岖岖的。我坐的位置在最前排，我的眼睛一直朝前看，我对前边所要经过和到达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我压根就没想到要往后看，更没想到如果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瞄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母亲在镜子里，提着一袋夏凌云的糯米糍粑，追着我们这趟车跑。
作者简介
黄咏梅，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出版过两部诗集及一部小说集。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在《花城》、《钟山》、《收获》、《天涯》、《人民文学》、《大家》等杂志陆续发表小说。多篇被多种选刊转载。现供职于广州某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