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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刘晓东》全文阅读

发布时间:2022-11-26 18: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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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 1

等深 / 1

而黑夜已至 / 83

所有路的尽头 / 169

自 序

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弋 舟

2012年,我写了《等深》,2013年,我写了《而黑夜已至 》和《 所有路的尽头 》。三个中篇,写作的时候,是当作一个系列来结构的,故事并无交集,叙述的气质却逐渐自觉,重要的更在于,这一系列的小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男性主角——刘晓东。

当我必须给笔下的人物命名之时,这个中国男性司空见惯的名字,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成了我的选择。毋宁说,“刘晓东”是自己走入了我的小说。我觉得他完全契合我写作之时的内在诉求,他的出现,满足、甚至强化了我的写作指向,那就是,这个几乎可以藏身于众生之中的中国男性,他以自己命名上的庸常与朴素,实现了某种我所需要的“普世”的况味。

时代纷纭,而写作者一天天年华逝去。我已经毫无疑问地迈向中年,体重在增加,查出了心脏病,为孩子煎熬肺腑……追忆与凭吊,必然毫无疑问地开始进入我写作的基本情绪。那些沸腾的往事、辽阔的风景,几乎随着岁月的叠加,神奇地凭空成为了我虚构之时最为可靠的精神资源。或者我的生命并无那些激荡的曾经,而我相信的只是,岁月本身便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仿佛大有来历。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必须学会依仗生命本身的蹉跎之感,必须懂得时光才是他唯一可资借助的最为丰满的羽翼。由此,他可以虚拟地给出自己一个来路,由此,他可以虚拟地给出自己一个归途。他在来路与归途之间凝望,踟蹰和徘徊的半径才会相对悠长,弹指之间,无远弗届;那种一己的、空洞的、毫无意义并且令人厌恶的无聊书写,才有可能被部分地避免。

天下雾霾,我们置身其间,但我宁愿相信,万千隐没于雾霾之中的沉默者,他们在自救救人。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披荆斩棘,正渐渐向我走来,渐渐地,他的身影显现,一步一步地,次第分明起来: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等 深

她坐在我面前,我们之间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

这样的场面必定发生过很多次,但每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里都会泛起微澜。这没什么可说的,就像岁月中总有些蛮不讲理的滋味,在我们的心里盘桓不去。比如,她的名字叫莫莉,而在我的心头,从一开始,就是以这两个字来称谓她的——茉莉。她或许并不知道,当我每次叫她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叫着——茉莉。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秘密。最初,这个内心的秘密无疑蕴含了情意,随着时光的荏苒,这个蕴含着情意的秘密当然也无疑地麻木了,它不再是一个发自心底的爱称,而是犹如户口本上横平竖直的实名。这时候,莫莉或者茉莉,都只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罢了。而我依然固执地以“茉莉”称呼她,不过是因为一切已经成了习惯。

她说:“晓东,原谅我总在这种时候来找你,我知道,你并不能帮我把他们找回来,但是,将自己的艰难说给你,对我似乎已经成了习惯……”

我凝视着她。她也在说“习惯”。

我还记得三年前那个深夜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情景:我从一个辗转的梦中醒来,抓起电话“喂”了一声,就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住了。我的声音喑哑、粗涩,像一阵风从砂纸上挤过去。怎么会这样?睡觉之前还是好好的,我还和一个女人通过电话,一切如常,我用自己温和的男中音,成功地将那场通话带向了我所希望的氛围,并且将那样的氛围一直延宕进了梦中。接听这个深夜来电,我的声音却突然发生了转变。我惊悸于自己声音的无端转变和转变后心情的无端颓废。我试着让自己清醒一些,调整卧姿,使脖子舒展开,又“喂”了一声——似乎好了点,但依然令我感到陌生。电话却被那边的人挂掉了。我怔忪地靠在床头,觉得一下子枯萎了,有种一落千丈的下坠感。我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充满了隐喻和启示的人。深夜打来的电话和自己突然的变声,都令我陷入到阴郁的猜测之中。我用力地咳嗽了两声,电话铃声又响了……

这个电话就是茉莉打来的,时隔二十多年,她向我汇报:“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

周又坚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她的丈夫。

而刚才,时隔三年,她坐在我的对面,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告诉我:她的儿子周翔也在三天前失踪了。

“茉莉,”我顿一顿,“别这么说,你没什么需要被我原谅的,谈不上——”

“我知道!可我必须这么说,晓东,我快崩溃了!”

看得出,她的确是快崩溃了。在打断我之前,她放在桌面上的左手攥成了拳头,不自觉地砸了一下桌子。

我将那杯柠檬水向她的手边推了推,“喝口水,茉莉。”

她动作戗直地举起水杯,喝了一大口,别过头去的时候,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恨恨地抹去了我尚未看到的泪水。

我说:“你来找我没错,起码,把一切说说也好。”

我这么说不过是想令她的情绪缓和下来。我一直盯着那只被她攥紧的水杯,几乎已经看到了这只水杯在她紧张的手里破裂时的景象。

“晓东,你别安慰我。”攥着水杯的手松懈了一下。她手背上的血管依然突兀。

“当然,光是说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尽量在措辞,“我想,事情可能没那么糟糕,周翔离家不过才三天……”

“三天还不够吗!”她立刻又剑拔弩张了,“周又坚也是从三天失踪到三年的!”

我将那只水杯从她的手里拿掉,放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距离外。“不一样的,茉莉。周翔只是个孩子,你知道,男孩子在这样的年龄,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当初周又坚失踪你们也这样说—— 一个成年男人,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周又坚一个成年人说丢都丢了,何况一个孩子!”

我闭了嘴,知道在她这样的情绪之下,我是无法说完整一句话的。

“周翔的确只是一个孩子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高,再过三天,他才满十四岁……”听不到我接话,她的声音自然减弱了下去,同时不自觉就去伸手够那只水杯了。

我吃惊地发现,那只水杯原来被我夸张地放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距离。她几乎将上半身完全趴在了桌面上才如愿以偿。我喝了口咖啡。柠檬水是她自己要的,在我的理解,她是避免让自己喝到刺激性的饮料。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窗外可以看到一截浑浊的河水,对岸寸草难生的山陵掩映在楼群背面,一点也不美。此刻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早晨十点,这地方像是被我俩包下了一样。一个系着格子围裙的女招待在拖地,偶尔抬起头,脸上仿佛只长着一双惺忪的睡眼。

“这次真的不同,周又坚失踪时我也很焦灼,但是这次,”她绝望地说,“晓东,我真的感到了绝望!”

我用手捂在她握着杯子的那只手上,心里衡量着丈夫与儿子在一个女人心目中分量的差别。我相信她的话,我相信她的绝望。

三年前,当她在深夜再次将电话打进来时,并没有立即进入正题,而是先和我散漫地聊了起来。我“喂”了一声,她在电话里迟疑地问:是……晓东吗?我说:是,您是?她说:哦,我还以为打错了——你的声音怎么变得一点都不像了呢?我说:是,我也吓了一跳,很突然,一点前兆都没有,就这么说变就变了。不过你的声音却没有变,我听出来了,你是茉莉。她的声音轻快起来:真的吗——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吗?我说真的真的,心情随之明朗,混合在残存的睡意里,逐渐形成一种黏稠的、甜兮兮的情绪。我用这种情绪去回忆她的样子,她也就变得黏稠的、甜兮兮的了。她的脸庞、腰肢,晃荡在乳沟间的十字架,都以一种糖的气息从遥远的大学时代飘进我的脑子里。我想,现在的茉莉,一定比从前更具魅力,应该像一把名贵的小提琴了吧,足以在上面演奏出动人心弦的乐章——快四十岁了,她的身体应该已经在岁月这所大学毕业了。我们顺着“变与没变”的话题聊下去。茉莉的语气有些兴奋,女人们总是乐于听到自己“没变”。我们聊起一些陈年往事。大学毕业后我们很少见面,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只是知道对方的下落,偶尔通过几次电话。我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首先,我的声音仍旧异常,仿佛被一只柔软的手扼住了咽喉,不蛮横,却壅塞住了气流,令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叵测的阴谋;其次,在深夜里和茉莉轻松地追忆从前,总觉得有什么困难的东西被有意忽略了过去。后来,聊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时,她突然沉默了。噢,我想起来了——她恍恍惚惚地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我艰难地问道:失踪了——谁?——周又坚吗?她说:是的……好端端就从单位里消失掉了……谁也说不准他去了哪里……已经整整三天了……

那时候她的语调像是在梦呓,绝不像现在这般“绝望”。

彼时我下意识地往被子里缩了缩,那种不着边际的黏甜感洪水一样退却。是啊,是啊,怎么会把周又坚忘掉呢?他是我的老同学,曾经的朋友,茉莉如今的丈夫啊。困难终于浮出了水面,像洪水过后裸露的废墟。茉莉搞清楚了她的目的,一下子变得沮丧,声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语气中性、标准,有些像电视里的播音员,令我无法和自己所熟悉的那个茉莉联系起来。她说她准备来我家里一趟,具体说说关于周又坚的事情:你那里,方便吗?我机械地回答道:我?现在吗?方便方便,你——过来吧。

此刻像是发现我走了神,她有些不满地将自己的手从我的掌下抽了出去,短促地敲击着桌面。“我已经报了案,也向学校反映了情况。”

“他们怎么说?”

“怎么说?完全和你说的一样!——男孩子在这样的年龄,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

我耸耸肩,感到有些羞愧。羞愧什么呢?不过是因为我居然说出了和大家一样的话。要知道,这很难得。也许是羞耻感使然,我在一瞬间奇思泉涌。“茉莉,你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多少有些激动,“周又坚回来了,他们父子联系上了,然后,周又坚就带着儿子出去散散心?”

她定定地看着我。

“这不是没有可能——周又坚回来了,他极有可能先去学校找儿子,父子俩在校门口拥抱在一起,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外面玩上几天。周又坚可能是急于要补偿儿子吧,而且你也可以想象,人在激动的情绪中难免丢三落四的,所以他们忽略了可能带给你的不安。”我首先已经激动得有些丢三落四了。

她依然定定地看着我,手中开始转动那只水杯,不由得要让我感到她会随时扬手将剩下的那半杯水劈面泼向我。这个想象必然令我更加羞愧起来。我希望她不要开口,就让我自己闭上嘴好了。但是,在她这里,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

她说:“别说了晓东,你别说了。”

我向后靠进沙发的椅背里,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茉莉,让我们好好把这件事梳理一下。”

她现在却是不动声色的了。她就那样看着我,转动着水杯。那目光,堪称怜悯。

我又要了一杯冰咖啡。尽管喝得颇有声势,茉莉那杯柠檬水却似乎永远也喝不完。经过一番“梳理”,我大约勾勒出了一些轮廓:初二男生周翔,学习成绩优异,没有不良习惯,性格也算不上孤僻,总之,他父亲失踪三年这个事实,似乎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能够被观察到的阴影;但是三天前,这个男孩却离家出走了。

“他放学后先回了家,保安告诉我,他们在傍晚的时候看到周翔进了小区。而且我也发现他的确是回了趟家——冰箱里的火腿肠少了一大截。他走的时候,应该还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的书本却都放在家里了——他完成了当天的作业。对了,他还拿走了我的一部手机。”

“手机?裸机吗?”

“有卡,可以正常使用。”

“你没有拨打这部手机?”

她不回答,侧身从皮包里摸出手机,拨通某个号码后,打开扬声器放在桌面上。手机里一个空洞的女声说道: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不免又有些跑神儿。我在想,她干吗要用两部手机呢?“你是几点回的家?我是说,从保安看到他进小区,到你发现儿子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有多久?”

“嗯,大约有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我像是将这个时间段放在天平上称重似的复述了一遍。我的心里面在运算:从傍晚顺推五个小时,会是几点?

她的脸色有些窘迫。“不是这样的,我回家是比较晚,但这不是他离家出走的原因,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但你却并不知道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

她点点头,已经有了委屈的表情。

“火腿肠少了一大截。那么,平时周翔放学回家后,都是自己弄晚餐的吗?”

“你什么意思!”她喊起来,“你是说我没有照顾好他,他才离家出走的吗?”

“不是,当然不是!”我立刻后悔了,“我只是想把事情了解得更全面些。”

“晓东,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有人都这么想——周翔没了父亲,而我对他照顾得又很不周到,所以孩子就跑了——看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可你不是‘所有人’,这才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晓东,我不想在你这里也被简单、粗暴地判断。”

“好的茉莉,相信我,我一点没有将这件事情归咎于你的意思。”

“也请你相信,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不逊于任何母子!周翔他很爱我,有时候,甚至是怜惜我……”她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肩膀觳觫着。

我想去安抚她,坐过去,揽住她的肩膀,或者至少递一张纸巾给她。但是我没动。这时候,我才多少感觉到了这件事情的严峻。我相信周翔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爱自己的母亲,有时候,甚至是“怜惜”她,于是,这反而令他的失踪一下子变得堪虑起来。

“儿子这么懂事,你就更要放松一些。他既然带走手机,也许正是为了方便和你联系。”我说。

“那他为什么不开机?”她放下蒙在脸上的双手,像一个儿童般地看着我,“难道,他是在和我捉迷藏,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一时无语。我岂敢如此轻慢这件事情,将一切视为一场儿戏?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在心里被我唤作“茉莉”已经二十多年了。她的丈夫在三年前不告而别,起初,大家一定也是用这样的说辞来开导她的。但那个游戏太漫长,一玩就玩了三年,并且至今结局渺茫。那么,谁还敢于对她说:亲爱的,又一个游戏开始了!我面前的这个中年女人,在我眼里,此刻就像一个被扔在了旷野中的小姑娘,蒙着眼睛,双手四处探摸着自己的亲人,置身于命运悲伤的“捉迷藏”里。

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孩子们到了青春期,就是这么让人无法捉摸。不过,凭我的直觉,周翔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真的吗?”

我认真地点点头。她似乎吁了一口气,但仍然眼巴巴地望着我。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的依据,“我保证,无论如何总要给你一个答案。”其实我的下一句话差点脱口而出,我想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晓东,谢谢你,”她再一次黯然下去,“有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很安慰了。”

在内心里,我不能接受她将我的态度只视为一句安慰的话,然而,话一出口,我就已经知道,我所表的态,就像方才她手机中的那个女声一样空洞。

她说:“再有三天,就是儿子的生日了——”

“也许他就会在那一天回来。”

“老实说,这正是我现在唯一的盼望。”

“孩子选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家,一定不是偶然的,也许,在他的心里有着一张时间表?我是说,他也许有着自己的某个小计划。”

“呃,计划……”

“当然,现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该同样相信这个孩子。”我找着话题,“我想知道,往年你都是怎么给他过的生日?”

“往年?”她垂下眼思索,“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过的,买块蛋糕,再加上些其他礼物,手表、运动鞋什么的。”她的眼睛张望了一下我,迅速又垂了下去,似乎想要飞快地遮盖住什么,“没什么特别的,他好像对自己的生日也不太在乎。”

我又忍不住问道:“你呢,你在乎不?”

“晓东,我承认,我这个做母亲的在这种事情上不够用心。是的,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都被我们敷衍过去了。”她直视着我,“这就是我们的悲哀。不是吗?有多少曾经以为会永远刻在记忆里的情感,最终都烟消云散。”

我想她是转移了话题,但又感到她的确言中了某个真谛。我们就是这样的大而化之。我们就是这样的容易遗忘与忽视至关重要的事物。

“明天我去他们学校再找找线索,接触一下孩子的老师和同学。”我让时间过去了片刻,“当然,我不是怀疑你没有认真做这些工作。我想,我们的角度可能不同,没准,我能找到些方向。”

“晓东,你能这样做我很感动。我来找你更多只是想谋求些精神上的支撑,我不会荒唐到将不切实际的担子压在你的肩头。”

“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其实,怎么说呢,你一直都不明白我。”

“茉莉。”

“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刚才我对你否认自己应当对儿子这件事负有责任,其实我知道,那是自欺欺人。儿子突然离家出走,一个做母亲的,怎么会没有责任?”

我安静地听着,似乎知道她接下来还有话要说。

“说起过生日,三年前周翔过生日我带他出去玩过一次。”她说。

“去哪儿了?”

“西安。”

我在心里默默合计——三年前。“那时候,周又坚还在家吧?我记得周又坚出事是在九月份了。你们一起去的西安?”

“没有,只有我和儿子。”

“呃,周又坚为什么不一同去?”

“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还需要问吗?”

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得不重新在心里爬梳起周又坚这个人来。周又坚是个怎样的人呢?三年前的那个深夜,放下电话后,我有些迟钝。在等待茉莉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渐渐充满了一个男人愤怒的叫喊。是啊,我想,周又坚就是这么一个怒吼着的男人,他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地从沉默中拍案而起,对生活进行激烈的斥责。他不宽恕,一个也不宽恕。

上大学时,有一次我陪周又坚上街买一件外套。同行的还有茉莉,那时候,她是我的女朋友。三个人转了大半座城市也没有选到合适的,原因很简单,周又坚觉得从他眼前经过的每一件外套都太贵了。就这样,我们从日出走到日落,看着周又坚一次次脱下他那件皱巴巴的夹克衫,又一次次穿回到身上。这番周而复始的动作对于周又坚严酷之至,他需要不断敞胸露怀着暴露自己。他贴身的背心已经让人看不出是白色的了,很紧地扎在一根磨出了毛边的棕色皮带里,令人莫名地心酸。周又坚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从灰,到白,到惨白,额头上也渗出大颗的汗珠。我想,也许不该叫上茉莉一同出来,有她在,周又坚才会这么难堪。我这么想的时候,就看到茉莉的脸色也是惨白的。后来我猜测过,也许这两个人早已经背叛了我——并且我也有所察觉,于是我叫上了茉莉,不过是为了让她目睹周又坚的狼狈相(

这是虚构吧?学生时代的我或许不具备这样的智慧 )。后来在一家路边店周又坚被逼到了绝境,他那件破夹克衫的拉链拉坏了,卡在最下面,怎么也拉不动。他咬牙切齿地用力往上拽,眼睛都红了。这真让人难过,世界仿佛骤然停顿,只是被一粒小小的拉链卡住。和拉链搏斗良久的周又坚突然凝神望向一边。我和茉莉也回过头和他一起望。身后有一对恋人重新令世界启动,他们在吵架,大意是女的在抱怨这种路边店没什么好货色,只会浪费时间,而男的呢,在赔不是,说自己错了。我正在想这没什么可看的,周又坚却大吼了一声,调子尖利怪异,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放弃了那粒恶劣的拉链,向前跨出一大步,愤怒地向着那个妥协的男人怒吼道:你错在哪里了?你错在哪里了!难不成进这种路边店就是错的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周又坚突然讲不下去了,喉咙似乎被死结套紧,勒住了。他的眉毛嘴巴一起抽搐,声音在肚子里翻滚,被禁锢住,像炸药爆破前酝酿着威力。我觉得这太莫名其妙了,过去阻止周又坚,手刚碰到他的肩膀,他就嗵地倒了下去,身子僵直地绷住,双手痉挛着勾在脖子上,像是要把自己掐死。所有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蹲下去凑近他的我更是被吓坏了。他口吐白沫,嘴唇闪电一样令人目不暇接地来回翻阖。我用力掰着他的两只手,企图把它们从他的脖子上分开,将他肚子里的声音解放出来,可是他的双手像磐石一样不可动摇。一些气声从他的喉咙挤出来,发出下水管即将疏通时的声音。“周又坚——”我听见茉莉绝望的叫声。周又坚的双手在一瞬间神奇地松弛了:“哦——你错在哪里了……”他的声音苍老得像一条垂危的老狗,异常诡异,一直蛇游在我的记忆里,令我在三年前的那个深夜回想起来,还是缩紧了身子。我想,的确,他们之间一定早有了关系,喏,周又坚在叫喊,茉莉就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他,然后一声回应的呼唤,就将他拯救了出来。

这件事之后,他们就走到了一起。我同时失去了朋友和恋人。原来周又坚患有癫痫,这个痼疾本来早已控制住,却被茉莉重新激发了,如果那天没有她在身边,周又坚就不会被屈辱所折磨,就不会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以后,周又坚开始了频繁地发作,他时常会在沉默中突然厉声断喝,对着四周不一而足的诸般谬误慷慨激昂地痛斥,然后,口吐白沫地倒下去。他因此差点毕不了业,因为除了茉莉,他几乎痛斥了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正在台上作报告的系主任和正在食堂里视察的校长。只要大家发言,总是有被他揪住辫子的可能。临毕业前的那年夏天,一场疾风骤雨不期而至,这个以呐喊为己任的人,更是站在了风口浪尖里,他不断昏厥在街头。周又坚绝不通融生活中刺耳的声音,他要用更加刺耳的声音去覆盖住噪声。这样一来,茉莉当然有理由甚至有义务和他走到一起了。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我认可这样的理由和义务,也认为自己没有周又坚那么爱茉莉,爱到和整个世界对立起来的地步。我只是想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背叛了我、背叛到了什么程度。

令我耿耿于怀的是,当茉莉还是我的女朋友时,她对我的那种极力抵抗,用手,用脚,有一次甚至用了牙齿。她只允许我触及她的胸部,其他的一概免谈。和她谈了一年多时间的恋爱,对于她的身体,我只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两只紧握住的拳头一样的乳房,以及一枚悬挂在乳沟间的十字架——茉莉信仰基督。当两只乳房悬于十字架之侧时,也就只是乳房,不恰当地使用,一只就成为罪,一只就成为罚。我的父亲是一位制作小提琴的大师,我从小就生活在试琴的嘈杂声中,由此,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茉莉的身体之于我,就像一把没有完成的小提琴,怎么拉,都是艰涩的。失恋后,我最不愿意想象的是,茉莉这把小提琴,也许早已被周又坚和谐地拉响过了。这么一想,我就不可避免地有些恨意,而且从此对女人们都不那么放心了。有段时间,我很排斥女人,后来渐渐不排斥了,也只和她们上床,有几次遇到抵抗我的,我就来硬的,坚决地拉响她们,结果也得逞了。我想,如果当初对茉莉也来硬的,那么她的抵抗也将是徒劳的——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对茉莉来硬的呢?

我在三年前等待茉莉的那个深夜,这么想着,就有了一些忧伤。

女招待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点餐。我看看表,已经是中午了。我征求茉莉的意见,“吃点吧?”

她摇头。

“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其实我自己也并不觉得饿,但我说,“饭总是要吃的。”

她依然摇头。“我吃不下去,三天来我几乎一口都吃不下去。”她的状态倒不像是饿了三天的样子,只是略显憔悴,眼睑下有一抹不易觉察的阴影。“每当我准备吃点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到——周翔现在吃了吗?”

“呃,对了,他身上有钱吗?”我问。

“有。他自己有张卡,平时的零用钱都存在里面,而且开通了网银,我在网上查了,里面还有几千块钱的余额。”

“能查到这三天他的支出情况吗?”

“这三天他没用这张卡。但他出门前,从ATM机上取了五千元。”

“你看茉莉,周翔把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这说明事情是在他的控制当中。”我沉吟着,“当然,他还是个孩子,不满十四岁,但如今的孩子们有时候又老练得出乎我们想象,他会照顾好自己的,甚至比我们照顾得还要周到。”

“但愿是这样。”她苦恼地说,“可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无法推测原因,只能假想事实。而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可以乐观的,那就是,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

她好像是被我说服了,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时也接受了一份素什锦饭。我要了一份黑椒牛柳炒意粉。

“你不用回去陪你妻子吃饭吗?”她突然恍悟到什么,“晓东,我不想你因为——”

“你想得太多了。”我抬头凝视她。我要承认,时至今日,她依然是一个能够深刻打动我的女人。她的皮肤并不白皙,在我看来,却黑得很动人。

我埋头吃饭,在黑胡椒的辛辣之中,沉浸于三年前的那一夜。我在三十多岁时做了教授,身边当然不乏女人,但那时我却依然独身,只养了一只名叫“上元”的蝴蝶犬在身边。我将这种状况视为大学时代留给我的后遗症。三年前那个大雨初霁的深夜,茉莉敲响我的房门,上元从酣眠中惊醒,情绪受到刺激,骤然狂吠了起来。它愤懑到了极点,疯狂地堵在门口,冲着门外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吠叫。我不得不把它拖到阳台上禁闭起来。它在阳台上依然激动,吠声盈天,使得黑夜更加的黑。茉莉穿着件窄肩的连衣裙,下摆很宽松,浅咖啡色,配合着她的肤色,像一把优雅的小提琴嵌在幽暗的门框里。我们两人目光对视的一刻,谁也没有流露出诧异。多年未见,在我眼里,现在的茉莉就应该是这副样子的——腰身流畅,终于成型;那么在茉莉的眼里,我也只能是现在这样的我吧——双颊下陷,却小腹微凸。

在那个夜晚我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奏。那枚十字架从茉莉的胸前消失了,也许是她已经丢弃了信仰,也许,乳房已经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乳房,坚硬起的乳头,成为深褐色。她的身体如琴身一样和谐,奏响之后发出的声音如一道匪夷所思的光芒将我笼罩——但实际上一切都是在无声地行进:我可以感觉到她起伏的波动,却听不到她的声音。只有上元在阳台上悲愤的吠叫此起彼伏。这使得我产生出难以置信的幻觉,仿佛上元的叫声是来自我身下的茉莉,我是在和一条蝴蝶犬交媾。我沉溺在一片凄凉却又迷人的乐章里,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在一场辽阔的交响乐中。

之前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我关上门回过身来时,发现她紧紧地贴在我身后。“我很孤独。”她说。她的头垂着,恰好抵在我的胸口。我去挽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指纤长,舒服凉爽。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在卧室散布出来的光里熠熠闪烁。事后我想,如果这一次茉莉依然抵抗我,用手,用脚,用牙齿,我会不会就来硬的呢?“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感觉特别不好,突然很想你们……”她伏在我的胸口说。我听出来了,她说——你们。“我很害怕……周又坚走时留在餐桌上的一只杯子,突然被我打碎了。之前我一直没有动它,就那么一直放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今晚,我突然想把它拿起来,我一碰它,它就摔在了地上,但我竟然没有听到它摔碎时的声音……”她的声音太低了,完全是在呢喃,被上元凶蛮的吠叫掩盖住,几近哑语。

我努力倾听,也只听出了个大概。她大概讲了:周又坚是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踪迹,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提供出他所去的方向。他好像直接走进了世界的背面。周又坚单位的领导也感到震惊,打电话去他的老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反而招来了一帮穷亲戚向她兴师动众地要人……已经报了案……她甚至去医院的太平间辨认过无人认领的野尸……茉莉说,她梦到他还活着,又犯病了,在梦里面向她咆哮,然后口吐白沫地倒下去……

其间我想问些什么,可刚要开口,就被一阵恐惧攫住,虽然尚未出声,但我仿佛已经听到了那种令自己陌生的腔调:喑哑,粗涩,像一阵风从砂纸上挤过去。我惧怕自己用这样的声音发言,非常怕。在那个夜里,我把一些问题噎在喉头,渐渐地有些眩晕,开始分不清究竟是恐惧还是茉莉的头压得我难受。我感到自己要睡过去了。睡着之前我想,明天自己该怎样给学生们上课呢?一个教授,一个靠语言吃饭的人,噤了声,那将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清晨,我从刺耳的犬吠声中醒来。茉莉已经起来了,穿戴整齐,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到我醒来,她就起身告别了:“早上好,我要走了。”我把她送到门口,回屋后直接去了阳台。上元瑟缩在阳台的一角,看到我立刻停止了悲鸣。我过去抱起它,看到它嘴边的白毛上挂着几缕淡血。它叫得太激昂太奋勇太持久了,以致叫破了嗓子——如果它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它?我从窗子望出去,夜雾未散,世界如同凝固于时间之外的远古荒原。我看到茉莉钻进了一辆银色的标致车,车子过了半天才启动起来。我回到屋里,打开了电视。一天的节目刚刚开始,电视上端庄的女播音员不露痕迹地微笑着说:“早上好……”声音和茉莉的如出一辙。

我们分手的时候,时间尚早。我目送着她离去,在咖啡馆里又多坐了一阵。我从临街的窗子望下去,再一次看到她钻进了那辆银色的标致车里。车子启动了,引擎声微弱,有气无力,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饿了三天肚子的人。它的女主人即使快要崩溃,也依然有着外强中干的风度,而它被这样的一个女主人驾驭着,终于暴露出了真相。

女招待过来结账,天经地义地要求我以少收两块钱的优惠放弃索要发票。“还不到两百块。”她的意思是这个数字小到不该好意思弄得很正规。

但我却少有地认真起来。我突然很想正规地活着,不敷衍,不抹稀泥,不大而化之。我要我的发票。发票拿来了,她给了我两百元的面额。这又是一件只能敷衍、抹稀泥、大而化之的事情——我如何才能把多出的差额退给她呢?的确,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规矩的世界里。

我沿着滨河路往回走。兰城被一条大河分为了两半,往复在河的两岸,时常会令我有着一种“度过”的心情。

沿着河走,三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开始在我的心里回放。我说过,我是一个相信生活充满了隐喻和启示的人,现在我期望从回忆中捕捉到生活的破绽。回忆在我的回忆中逆转为现实。

三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化。最显著的是,我结了婚,话少了,变得乐于沉默,除了应付教学,其余时间我都尽量避免开口。这样做的结果,首先,学校对我的评价降低了——我能在三十多岁做上教授,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夸夸其谈的作风。标准的男中音,滔滔不绝的废话,曾经为我赢得过普遍的赞誉;其次,我生活中的女人减少了。没有语言,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即便是两只鸟儿交配,都有啁啾的唱和呢。那些曾经的女人如今只留下了一个,是一位离过婚的政府公务员,她成了我的妻子。我选择了沉默的姿态,客观上,是由于我的声音发生了令自己不能接受的转变,我厌恶从自己的嘴里发出陌生的声音;主观上,当然是茉莉的出现了。我在茉莉离开的那个清晨认识到,原来我一直爱这个黑皮肤的女人。有了茉莉,其他的赞誉或者女人,好像就都不重要了。

东方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我到那儿时正是早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周翔的班主任是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性,她恰好没课,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

她指了张对面的椅子给我,问我:“你是周翔什么人?”

“算是叔叔吧。”我思忖着,面前这位女性,年龄与我相仿,履历或许也与我没有太大的出入吧。我们这代人,如果受过大学教育,人生难免都会有一些“按部就班”的意思。“我和他的父母是大学同学,”我暗示她,“您一定能理解这种大学同学之间的情谊吧?”

她果然笑了笑。墙上挂着的奖牌证明她是一位“市级优秀教师”。

我说:“周翔的父亲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周翔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像我的儿子一样。”

“呃,是这样。”也许是我的暗示起到了作用,女教师和我之间似乎真的少了些交流上的障碍,“周翔的父亲有音信了吗?这几年你们一直还在找他吧?”

“总是要找的。”我回答得模棱两可,毕竟,我来到这间办公室,为的是周翔,而不是他的父亲周又坚。

“我在想,周翔的出走,会不会和他的父亲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女教师说。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目前一无所知。您是周翔的班主任,能不能跟我说说周翔平时的表现呢?也许,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些线索。”

“我能掌握的情况和周翔的妈妈都说了。其实很简单,周翔完全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但她说话的表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我想她还保留着什么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学生突然离家出走了,您很惊讶吧?”

“当然。不过好像也感到有些像情理之中的事。”

“呃?”

她却笑一笑,闭口不答了。

我说:“您对自己的每一个学生,除了在学生手册上写下的那些评语,内心里一定还有些更感性的认识吧,比如说——直觉。”

“你怎么知道?”

“也是直觉吧。忘了告诉您,我也是做教师的,对于自己的学生,林林总总,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留下些不能用评语来概括的气息——”

“对,这种气息在周翔身上格外浓厚。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实在是无可挑剔,从成绩到性格,都非常健全,但结合着他家里面的变故——我是说,他父亲的事——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嗯,他有些太无可挑剔了。”

“嗯?”

“这孩子的表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有些没心没肺,要么他是在竭力掩饰着什么。我这么说,前提当然是建立在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讲,父亲失踪,必然是要受到情感上的困扰。在他身上我却看不到一点这种困扰的痕迹。无论是没心没肺,还是竭力在掩饰什么,这两点其实都是值得担忧的。”

“是,您的直觉没有错。”我说,“这些感觉,您对周翔的妈妈谈到过吗?”

“没有。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想增添另一个母亲的忧虑。毕竟,孩子品学兼优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的直觉,却无法得到检验。”

“感谢您对我说出了您的直觉。”我对眼前的这位女教师好感陡生。她是我的同龄人。我们这代人,大学阶段遭遇过一个疾风骤雨的夏天。每当我对一个同龄人陡生好感的时候,都禁不住想问一问对方:走出校门后,这些年您是否一切安好?但我显然不能这样来问候她。“您能告诉我学生中有和周翔关系比较要好的人吗?”

“有一个,我已经告诉周翔的妈妈了,”接着她说出的名字吓了我一跳,“刘晓东。”

我以为她是在叫我,半天没有明白过来她的意思。我就叫刘晓东。

“谢谢!”我向她道谢,心里很想和她握握手。

十多分钟后,我在校门口蜂拥而出的学生中等到了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们长得真是很高,在他们面前,我一点也找不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优越感。

“刘晓东?”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受到这个名字的蛊惑,不恰当地幻想着自己是在面对一面镜子。

“叔叔好,老师告诉我了,说你在等我。”男孩很大方,双肩书包被他用单肩背着,将肩头压出一个有些桀骜的斜度。

“嗯,是什么事老师告诉你了吗?”

“我们就在这里说?”他反问我,显得非常老到。

“当然不,”我摆出一副很懂规矩的样子,“咱们找个地方。肯德基?对了,你是不是要急着回家?”

“我中午不回家,来不及,家里也没人做饭。”他补充说,“我们都不回家,周翔也不回。”看来他了解我找他的意图所在。

“不回家你们怎么吃饭?”我说。

“小饭桌,我和周翔在小饭桌吃中午饭。就在那栋楼,”他给我指指路对面的一栋楼,“吃完还能睡会儿午觉。”

“那今天就不去吃小饭桌了,可以吗?”

他不置可否,冲我摆下头,自顾向前走了。我跟在他后面,两个“刘晓东”行走在业已露出狰狞暑意的初夏里。

走出半站路就有一家肯德基店。同样是一前一后,那个刘晓东自顾进了店门。他找了空座坐下,我这个刘晓东很识相地去点餐。怕不合他的口味,我尽量多点了一些品种,心想总有一款会适合他。

满满两只托盘的食物摆在桌上时,他皱眉了。“你太过分了,”他批评我,“能吃得下吗?”说完他想起了什么,脸上全是笑意。“我们学校有个初三男生,看上了一个初二女生,邀请人家来肯德基吃东西,一下子点了五百块钱的,这都成我们学校的笑柄了。你这些花了多少钱?我看也差不多够那个数了。”

我明白他所说的“那个数”并不是指“五百块钱”,而是指“笑柄”这样一个指标。“嗯,差不多了,”我抓起一块汉堡,“实际上,咱们现在的关系,就和那对男女同学差不多。我可以算是一个追求者,你呢,算得上是个傲慢的女生,我有求于你嘛。”

“嘁,”他显然不愿意做一个女生,“你少来。”

“知道吗,咱们俩的名字一模一样。”我这句话的确像是和人套近乎的假话。

“是吗?”他一点也没有被勾出兴趣的样子,“这不稀罕,只能证明我们都叫了一个多滥的名字。”

我感到自己被噎了一下。“说说吧,周翔平时都跟你聊什么?”等到他也抓起了一块汉堡,我才不失时机地发问。

他却问我从他们老师那里问出了什么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否则我不会再来找他。

看得出,为此他有些孩子气的得意。

“聊什么呢?”他说,“能说的我都跟他妈妈说过了,理想呗,知识呗。”

“别敷衍我,你都吃我汉堡了。”

“呵呵,”他笑了,“你是一个怪蜀黍。”

我庆幸自己还能听得懂这样的网络语言。“就算是吧,你今天就认栽吧。”我说。

“好吧,我们在聊科学。”我感到他现在嘴里吐出的这个“科学”,不同于前一句的“理想”与“知识”。“学校教的那些课程没劲,我俩对更高级的知识才有兴趣。”他满不在乎地说,“智商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老师跟你说没?在学校,周翔的成绩是年级第一,我呢,屈居第二。”

“这个倒没说。”

“不说也罢。对付那些功课,也不值得说什么。”

“嗯,说说你认为值得说的。”

“我和周翔目前对海洋科技比较感兴趣。”

“海洋科技?”我郑重地重复一遍,为的是再确认一下,“具体有哪些方面的知识?”

“你听不懂的。”

“没错,我肯定听不懂,你就随便说说好了。”

“比如——等深流。”

“嗯,等深流。”我尽量不动声色,以免暴露出一个教中文的大学教授那种无以复加的浅陋。

“等深流是由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大陆坡下方平行于大陆边缘等深线的水流。是一种牵引流,沿大陆坡的走向流动,流速较低,一般每秒15~20厘米,搬运量很大,沉积速率很高,是大陆坡的重要地质营力。有人认为等深流也属于一种底流。”

我默默听着,面无表情。

“还是说点我听得懂的吧。”过了一会儿我说。

“法律你应该能听懂。”

“我想应该能。你们还聊法律?”

“是,周翔走之前挺关心法律问题的。”

“哪方面呢?法律哪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网上查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我埋头用薯条蘸着番茄酱在托盘里画着毫无意义的线条。我觉得自己开始看到了这件事的一些眉目。这依然是一种直觉。如果一个教中文的教授还有什么值得被尊重,那么毫无疑问,敏锐的“直觉”便应当是本钱之一。

对面的刘晓东继续说:“我国法律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相对刑事责任。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后天是周翔的生日,你知道吗?”我打断他,“到了后天,周翔就十四周岁了。”

“知道,”他依旧满不在乎,“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他的语气让我吃惊。当他罗列这番法律条款的时候,用的是和解释“等深流”时一样的语气。

“好吧,”我深吸口气,“告诉我,周翔这次离家出走有什么计划?”

“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他眨着眼睛,“不过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请告诉我。”

“为什么?”

“第一,你吃了我的汉堡。第二,我们只有两天时间了,两天后,周翔就到了负相对刑事责任的年龄。”

这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并没有将自己学来的法律知识和伙伴的出走联系起来。“你是说——”

“是,”我抢先拦住他的话,怕接下去他说出来的内容反而损害了交谈的方向,“告诉我,周翔去哪儿了?”

接下来我们两个刘晓东离开了肯德基店,用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一家预售火车票的窗口。男孩的家就在附近的小区里,他说是他陪着周翔在这里买的火车票。但我必须要确认一下。窗口中午不售票。一个教中文的教授在这样的时刻就学以致用了,我用自己专业性的恳切打动了窗口里的那位姑娘。如今买火车票都是实名制的了,周翔还没有身份证,但他有一个从生下来就附着在他生命里的身份证号码。这串号码由身边的男孩背了出来。窗口里的姑娘在电脑上检索后表示,的确,五天前,是有一张火车票从这个窗口售出。“你真幸运,”姑娘说,“我们这样的终端最多只能检索五天以内的。”

我也真的像一个中了彩票的幸运者,站在初夏的正午街头,百感交集。

“为什么不告诉周翔的妈妈?”我问身边的男孩。

“第一,我没吃她的汉堡。第二,我没想到周翔会有危险。”

我拨拉一下他的脑袋。这个动作不太自然,因为这孩子几乎和我一样高。“周翔有多高?”我问。

“和我差不多吧。怎么,你没见过他?”

“三年前见过,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我有些尴尬,突然也有些惆怅。

三年前茉莉深夜造访之后,我们保持了联系。她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家,她说,她惧怕那只狗噩梦般地吠叫。我也没有去过她的家,同样的,我也惧怕,在她的家里和她做爱,我会怕失踪了的周又坚从床下、从柜子里或者墙壁中跳出来,对我们这对男女进行激烈的斥责。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她,当时恰好她接儿子放学回家,母子俩迎面向我走来,她的脸上隔着几十米就向我释放出不安的信号。我想我能够理解她,周又坚刚刚失踪不久,她不愿意让儿子看到她生活中的另一个男人。我和这对母子擦肩而过,努力装得像一个路人。她牵着的那个男孩,就这样浮光掠影地和我有过一个照面。

而我,现在在寻找他。

我还是不太甘心,“周翔真的没有告诉你他此行的目的吗,他总不会是出去旅游吧?”

“没有,我不知道。”男孩说,“我以为他是想在十四岁来临之前做一次远行。算是一个梦想什么的吧。有时候我也常常想在成年之前离家出走一次。”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成年之后出走就没意义了。”我为了这句话而有些呆愣。他又说:“成年后如果要让出走有点意思,那需要太大的勇气,代价也一定很可怕,比如周翔他爸那样。”

这就说到了周又坚。说到了周又坚,就说到了我心里的痛处。“你们讨论过他爸爸出走这件事吗?”

“说过,周翔说他理解他爸爸。他说只有他爸爸这样的行动,才是和生活等深的。”

“等深?”

“等深流呗,当时我俩正查那方面的资料,我想周翔是顺嘴做了个比喻。”

我给了这个男孩打车回学校的钱。我想我再也没什么可以跟这个男孩说的了。我们都叫刘晓东这么一个滥名字,但我在十四岁的时候,从来也不曾知道,这个世界,会有“等深”这样一个概念,重要的是,它还可以用来比附我们的生活。

我先到了咖啡馆。在等待茉莉的时候,我再一次回顾我们之间的那些过往。

大学时代,我们因为周又坚而分手,三年前,我们因为周又坚的失踪再次邂逅,而寻找周又坚,成了我们最大的借口和理由。在一起时,我们却很少提起周又坚,毕竟,这会令人难堪。我们心照不宣,多少是将周又坚的失踪符号化了,虚挂在我们头顶,让我们的相拥多少具备一些正当性,仿佛两个不幸者在相依为命,而这个不幸,最确凿的来路就是周又坚的失踪。周又坚在我们的拥抱中杳无音信。有一次茉莉打电话,说有消息证明周又坚被邻县的一所收容站收容了。我们一起驾车去了那里。道路曲折逶迤。在那座墙头布满玻璃碴和尖锐铁棘的建筑里,我认为自己见到了此生可以见到的一切残缺者和病痛者。他们勾着头,听话地坐在光秃秃的木板床上,神情纯洁。我和茉莉透过一扇扇腐朽的窗户向里张望。很遗憾,没有我们熟悉和期待的周又坚。其后我们在收容所的墙外,在茉莉的车里,再一次心安理得地拥抱,接吻,仿佛再一次获得了相濡以沫的理由。

我问过茉莉,难道她真的不能说出周又坚离家出走的原因吗?这个问题令茉莉张皇。她语焉不详地告诉我: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毕业前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从骨子里粉碎了周又坚。整个时代变了,已经根本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如果说以前他对着世界咆哮,还算是一种宣泄式的自我医治,那么,当这条通道被封死后,他就只能安静地与世界对峙着,彻底成为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她以此作答,我也只能就此听着。那年夏天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这代人任何行止的理由,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更令我唏嘘的是,说完这番话后,她向我笑了起来。我看出来了,她的笑容是做作的,应该笑一下,她却笑了两下或者三下,所以就有了夸张的堆砌之感。我不再追问,只能在心里面打上一个问号。

有一次茉莉对我说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却一言不发,她的第一感觉就是,电话那端是周又坚!她说她对着电话叫,周又坚,是周又坚吗?周又坚!对方却挂断了。她问我,你说,会是他吗?我后来用街边的公用电话打她的手机,接通后我一言不发。她以那种播音员的语调“喂”两声,得不到回应,就挂断了。见面后,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她有没有再接到那种奇怪的电话,她的反应令我一阵如遭电击般的痛苦——她同样若无其事地摇头。我想,在我面前,茉莉永远都会对一些事情守口如瓶吧,她缄默着,拒绝对我做出响亮的交代。这把小提琴,在大多数时间里,不会让自身顺从于我的聆听。但是,还有什么比她的这种沉默更加喧哗?

当她进到咖啡馆里,隔着铺有台布的桌子坐在了我面前时,我做好了再次面对她那种沉默的准备。

“我想听你说说三年前带周翔去西安过生日的情形。”我开门见山。

说完,我就将目光移到了远处。我以为,接下来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可以用来品味她的沉默了。这家咖啡馆吊着锡制的天花板,装修环境呈褐色和银色。吧台前是一排书架,目力所及,我只能看到一本《

中国独立诗人诗选 》,因为它的书脊最厚,字最大,给人蔚为大观的感觉。居然是《

中国独立诗人诗选 》。我正欲猜度何谓“独立”。

“怎么?”没想到她回应得很快,一边调整着沙发的靠垫,一边向我询问道,“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先告诉我当时的情形,都发生了什么?”我只有收回遐思与视线。

她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米白色的连身裙,领口闪出细细的项链,一枚麻线状的银质坠饰发出暗沉的光。看来她的状态的确不好,三年前我们交往时,她从来不会连续两天保持同一身打扮。

她向走过来的女招待要了柠檬水。视线转回来,但并不看我。“我们是周末去的,他还要上学,只待了两天。”她迟疑着,但却不是在努力回忆什么的表情,“我带他去了兵马俑,嗯,还有华清池。”

“你们住在哪儿?”

“当然是酒店了。怎么?”

“在西安,没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应该没有。”

“那就是有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件事情。”

“说说。”

“为什么!”她终于忍耐不住了,睁大眼睛看着我,“晓东你干吗揪住这个问题不放?难道周翔会在西安?”

“是的,十有八九。”我和她的眼睛对视着,看着这个被我称为“茉莉”的女人,心中泛起微澜,“这孩子买了离家当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查了时刻表,那趟车晚上九点五十八分发车,时间上吻合——是在保安看见他进小区直至你五小时后回到家的这个时间段里。”

“你哪儿来的消息?”

“这不重要。”

“不,”她很固执,“你告诉我。”

“好吧,是刘晓东告诉我的。”

“刘晓东?”她吃惊地看着我。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补充:“是周翔的同学,你见过。”

她闭了下眼睛。“原来是他。是的,周翔的这个同学名字居然和你一样,我都忘了告诉你。”

“这没什么稀罕的,不过证明了我有一个多滥的名字。”

她有些吃惊地看我一眼。“但这个刘晓东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在周翔离家的第二天就找过他。”

“因为你没请他吃汉堡。”说完我觉得这种话和当前的气氛不太适宜,转口又说,“孩子们有他们之间的道义,互相会替对方隐瞒些秘密,这也是能够想象的。”

“可是周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跑到西安去?”

“这个时候——你是说十四岁生日前吗?”

“哦,我没想这么多——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眼看要过生日了!”

“他想一个人去重温三年前过生日的快乐?”

“不可能!这太离谱了。如果他真有这种想法,应该让我陪着他一起去。”她现在有了竭力回忆的表情,“而且说实话,我并不觉得那一次他有多快乐。他对兵马俑和华清池兴趣都不是很大。”

“我也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我喝了口咖啡,将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为了不使她感到太多的压力,“所以,茉莉你要告诉我实情。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两天。”

“你什么意思?什么实情?为什么说时间不多了?两天?为什么是两天?”

“先不要问这么多,”我依然回避着不去看她,“我也一时无法给你个说明,更多的,我还只是靠着一些直觉。”

“直觉?”

我抬手阻止住她无休止的疑问。“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比如,你们见了什么人?”

她木然地沉默了。半晌,才犹疑着开口。“是的,我们公司的总部在西安,去的时候,公司接待了我们。不过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先不要说自己的感觉,只说事实,好吗?”

“好吧!”她似乎下了个决心,“那两天公司老总陪着我们。你知道,西安市区和那些景点还有些距离,没人陪着,来去不是很方便。”

“只是陪着去景点吗?”我点点头。

“是!”她的声音提高了不少,“晓东你不要瞎猜,我带着儿子,知道分寸的!”

我不作声了,目光回到她的脸上,忧郁地望着她。这一次,是她在躲避我的目光了。我想忽略她的这个神情,但做不到。我想起,三年前有一天夜里,在宾馆,茉莉以为我睡着了,躲进卫生间跟什么人通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起初我以为是电视里的声音,但是后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已经无法抑制地激动了起来:“……不!绝不!为什么让我安静……我就要说,要说!我要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要说什么?我感到她边说边用手在扼喉咙。她痛苦的声音在我听来如同一枚尖锐的针,从耳孔刺入,一直扎进心里。那时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想,电话那端的人是谁,究竟是谁让她如此痛苦——周又坚的消失,是否与这一切有关?

我说:“你的这位老总叫什么?”

“郭洪生。晓东你——”

“周翔一定不喜欢这位郭总。”

“你怎么知道?”

“还是直觉。茉莉,认真想想,在周翔和这位郭总之间,那两天发生过什么?”

“呃,如果非要说发生了什么,我想那件事可能算得上一件事……”我静静地聆听着,她只有说下去。“从华清池回来的那天,郭总送我们回酒店,在大堂分手时,他……嗯,拍了我一下。”我依旧不作声。“是的,他拍了我屁股一下。”她将游移的目光收回来,以一种堪称坚定的神态和我对视着,“这一幕,被周翔看到了。”

“周翔什么反应?”

“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天本来说好要去大雁塔,郭总来接我们的时候,他却不肯下楼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拼凑这些片段。一切似乎拼得上,但令这些片段咬合在一起的理由,却生硬得令人心痛。

“最让我难过的是,这个孩子和周又坚截然不同,他很少开口抱怨,”她已经说得欲罢不能了,正视着我,然而看的不是我,她看的是自己的往昔,“从西安回来后,他明显和我疏远了一些。那时候周又坚还在,本来平时他们父子间不是格外亲密——你知道,周又坚是那么一种状况——但那些天周翔回到家就去书房陪着周又坚了。为此,我还有些失落。我甚至想,周又坚的失踪,也许和周翔对他说了什么有关……”

“那么,有关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在问什么,你知道。”

“晓东——”她呻吟了一声,又一次蒙上了自己的脸。

这一刻,我真的感到了痛苦。我很想念周又坚,想念这个从婚姻中自我放逐了的老朋友。不远处的桌边坐着一位客人,背对着我们,我甚至渴望他就是我的同学周又坚,我渴望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张仿佛无坚不摧的脸,看到他依然穿着当年那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而那粒伟大的拉链,再一次把世界戛然卡住。

女招待过来给茉莉的水杯添水。我觉得她有些不太友善。她一定认出我了,知道我是一个会索要发票的讨厌的家伙。为此,我居然有些心虚,很想主动告诉她——好了,我投降,今天我绝对不会再索要发票。

我乘上了夜里九点五十八分开往西安的火车。

如果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我其实更应该乘飞机。但我依然选择了这趟火车。怎么说,我的这次寻找都带有一些梦魇的色彩,而在梦里追索,我只能沿着梦的轨迹。我想和男孩周翔走在同一条路上。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将他找回来。为此,我在直觉上就放弃了只争朝夕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男孩在这件事情上透着一种沉着的气息。我仿佛目睹了他离家之日的情形:男孩在傍晚踏着夕阳回家,一如既往,进小区时他礼貌地向保安点了点头;进到家里,他完成了自己的作业,腾空自己的书包,将课本整齐地码放在写字台上;然后,他打开冰箱取出了一截火腿肠,加热后,慢慢地吃下去权充晚餐;也许他还看了会儿电视,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他认为时间到了,于是不慌不忙地向火车站出发了……

出门前,妻子将我送到了楼下。我告诉她学校临时安排我去西安开一个学术会议。她想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摆手让她上楼了。因为茉莉的车停在外面,由她送我去火车站。蝴蝶犬上元已经是只老狗了,它安静地和妻子目送着我离家而去。

我同样拒绝了茉莉与我一起奔赴西安的请求。曾经一同去收容所寻找周又坚的经历,如今对我无疑成了某种禁忌。我请茉莉相信我,说我会像寻找自己的儿子一样,去寻找周翔。

“你要相信我,对于这个孩子的牵挂,我和你是等深的。”我这样对她说,说完自己都惊讶使用了如此的词汇。

坐在她那辆银色的标致车里,被这个词汇所萦绕,我觉得世界倾斜起来。是的,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我们栉风沐雨的时候,有谁会想到,多年以后,我们会坐进小车里,夜晚在我们的眼前,会如眼前一般的流光溢彩?今天是轻的,也许是重的,但与曾经的过往绝对不是同质的。我们要么被扔在了空中,要么被撂在了谷底,就像跷跷板的一端。但绝对不是均衡的。不是等深。

我们在火车站前作别。她要送我上站台,被我劝住了。“一定不要搞得很夸张,也许我们越平和,事情的结局才会越安然。”我说。

一瞬间,我看到她似乎要哭,但她竟将眼泪眨了回去。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乘过火车了。车上的旅客并不是很多,这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印象中,我们的火车应该总是人满为患的。找到自己的铺位后,我没有急着躺下,而是端坐在上面,调匀了呼吸,进入到那种忘我的状态里。我的父亲不但会做琴,而且会气功。他教会了我这个,我只是很久没有如此去做罢了。火车启动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在深沉的吐纳中,我像一名旁观者,在心里冷视着一幕幕的画面:

三年前的一天,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会后乘宾馆的电梯下楼,在某一层停顿时,电梯门打开的一瞬我看到了一个背影,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我硬从已经合住一半的电梯门之间挤出去,看到茉莉和一个瘦削的男人消失在走廊里。他们一闪而过,搞不清进了哪个房间。为了不至于搞错,我挨着每一个房间听过去。我把耳朵贴在每一扇门上,但是每一扇门的后面关闭住的都是虚无,发出的唯一声音就是令人震惊的阒寂。我一无所获地待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感觉真是荒谬。我对自己产生出厌恶。出来后,在宾馆前的停车坪我看到了茉莉的那辆银色标致车。我仔细看了看,牌号的确无误。那一刻,我分明听到自己嗓子里发出一种类似气泡破裂的声音。我仰起头,大张着嘴,让涌动的气流向着天空释放。但它们来势凶猛,我向前踉踉跄跄奔出几步,哇的一声,朝着青翠的草坪吐出一口胃液,紧接着更令我痛恨的是,我的身体犹自前冲,一脚踏进了自己的秽物。

那个茉莉“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形态。是的,她有一个瘦削的男人。这个男人让她安静——即使她叫喊,她要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和茉莉也选择在宾馆见面。通常是我预先订好房间,茉莉随后如期而至。也有几次例外,都是在深夜,茉莉打来电话说,来吧,我在宾馆,我很害怕……

我和这个瘦削的男人都在宾馆里与茉莉会面——这个事实让我痛苦的程度,甚于这个男人存在的事实本身。我是一个连说出和别人一样的话都会倍感羞耻的人。

之后我与茉莉终止了联系。那个离过婚的女公务员暂时缓解了我的焦灼。女公务员温婉纤柔,做爱时会用鼻腔和嗓子配合着交替发出有节奏的呻吟。重要的是,她每次躺在我的床上时,上元都会一言不发地伏在床下,怡然地打起呼噜,呼噜声都是安宁、麻木、灰心丧气的,恰好与窗外阴冷的浓雾相匹配。但越是这样,越令我想起茉莉,想起在她身上如奏琴弦般的迷醉,想起那个犬声如沸的夜晚。尽管我想我可以理解茉莉——难道她会是容易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我和她不过是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

……

在夜行火车的铺位上打坐,我心神澄明,流下了清澈的眼泪。

火车在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到达了西安。西安站前的交通规则很古怪,似乎是专门为了刁难旅客的。好在我轻装简行,只背着一只包。费了一番工夫,我打上了出租车。我的目的地是玉祥门外的秦都宾馆——这是茉莉母子西安之行下榻的地方。

在宾馆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疏忽了。周翔不可能住在这里,现在宾馆的登记制度非常严格,一个未成年的男孩,是不会被允许入住的。这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时代,男孩们的出走必定障碍重重。果然,听了我的描述后,前台的女接待耐心地向我表示,她们没有接待过这样一位客人。我没有感到十分气馁。我认为自己的方向并没有偏差,这依然靠的是直觉。

这家宾馆人气不高,房间的装修也有些陈旧,电话像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但好在卫生条件还不错。我要的房间朝北,向外望去,就是西安的城墙。不自觉地,我用一种孩子的视角打量着周遭。我想体会到那个孩子的视域。这个念头让我重新又回到了大堂。我坐进了大堂的皮沙发里。三年前,男孩十一岁,个头应该和我此刻坐在沙发中的高度差不多吧?于是我看到了:母亲在和她的老总告别,就在回身的一刹那,那个男人的手拍在了母亲的屁股上;母亲没有生气,嗔怪地笑着,回头却迎上了这个高度上男孩的那双眼睛。

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前台询问着什么,好像是例行公事。接待员们和他们很熟悉的样子。

说来荒谬,三年前我曾经和茉莉被警察在宾馆的房间堵住过。我们被带到派出所里,两个人都很镇定,手挽在一起,紧紧地依靠住,有一种梦幻般的依赖感。我们从容的态度成了一道尊严的屏障。也有可能是现在的警察素质提高了,总之我们没有被过多地为难。有一个警察,很年轻,嘴唇湿漉漉的,上面长着一圈绒毛,他很兴奋,可是由于资历太浅,其他警察都很平和,他就没有发威的机会,所以他一直用一副嘲讽的表情看着我和茉莉。尤其是在检查了我的工作证后,他的嘲讽就更肆无忌惮了。他对着我们笑出声,还不过瘾,竟围着茉莉踱起步来。我是在一瞬间爆发的。我先是觉得脑子里轻飘飘的,随后好像被铁锤重击了一下,然后一切就不由自主了。我向着这个嘲讽者吼道:“你嘲讽什么?你是在嘲讽生活!你是在嘲讽生命……”愤怒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在体内形成剧烈的冲突,暴虐地撕扯着我,令我要粉碎掉。我的脸在扭曲,双手勾向自己的脖子。就在我觉得自己要笔直地倒下去时,我听见茉莉绝望的叫声:“晓东——”

后来学校来人把我们领了出去,事情也不了了之,只是被同事们议论了很久。通过这次体验,我发现,原来我也有着在沉默中爆发乃至罹病的潜质。

此刻想起这些往事,令我突然有了抽支烟的冲动。我已经将这个劣习戒除了多年,谁想会在这时沉渣泛起。旁边就有卖烟的柜台。我过去买了一包“三五”,却有意识地没买打火机。于是,当我坐在这家宾馆的餐厅里时,我只是将一支无法点燃的香烟夹在指间。

吃了顿简单的早餐,回房间冲了澡,我在宾馆门前站了足有半个小时才打上出租车。一上车,司机就用方言向我抱怨汽油的价钱。我刚刚准备回应他几句,目的地居然已经到了。下车后我举目张望,秦都宾馆仿古的门脸依然历历在目。原来我要去的地方步行过来,也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这样我就理解了茉莉下榻在这家宾馆的原因了,它离忆捷公司总部就是这么近。但她却没有提醒我。

忆捷公司总部在大楼的顶层。我选择了楼外的观光电梯,匀速上升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我没有看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孩,直到街面上的行人成了蝼蚁。出了电梯门,就是忆捷公司阔大的前厅。我并不直奔前台的接待小姐,而是一屁股坐进了落地窗边的沙发里。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有一只很大的水晶烟缸。受到它的暗示,我摸出了自己的那包“三五”。但我当然只是将这包烟摆在了烟缸的旁边,为这个平面创造出了某种微妙的均衡与和谐。

茶几上有忆捷公司的宣传册。我拿起来翻看。这的确是一家颇具规模的集团公司,业务涉及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化工产品……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的一切暴利行业,旗下还有矿业和发电厂。宣传册上最显著的,当然是公司总裁的照片。这个名叫郭洪生的中年男人,就像他从我眼前一闪而逝的那个背影一样瘦削——我是说,他的正面照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背影的性质。在其下分公司经理的名单里,我看到了莫莉的名字。在这一刻,我认读这两个汉字的时候,将它们读成了——莫莉。令我吃惊的是,这么久以来,我居然从未将她置身的行业放在心里过。也许她说过,但我的确没有一点印象。我甚至不知道,她还是一家大企业分公司的经理。“莫莉”此人在我的世界里并不存在,属于这个名字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被我瞩目过。我只顽固地将她视为一把小提琴。

我的举动不免令人生疑,前台的接待小姐终于忍不住款款向我走来。她在我身边站定,双手搭在小腹上,微微欠身向我问道:“先生您有事吗?”

她很高,我可以肯定,我站起来的话,一定会矮她半头。“郭总在吗?”我问。

“在,您要见他?”没有等我回答,她例行公事地问道,“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对不起,您不能见他。”

“请倒杯水给我。”我看着窗外,对她提出要求。

她走向一侧的饮水机,用纸杯替我接了水,回来放在茶几上。我用了约莫十分钟的时间才将这杯水喝完。然后我站起来,在这位接待小姐诧异的目送下进了电梯。我一直没有看她。我不想真的论证出她果然比我还要高。

在电梯里,手机响了,是茉莉打来的。“你在哪儿?”

“在宾馆,我想先睡会儿。”我不假思索地说。

“先睡会儿?……好吧。”我能够听出她的潜台词——你居然要先睡会儿!

我的确感到有些困意。昨晚在火车上我睡得其实很透,但那是做完气功的结果。那个熟睡着的我,是另一个我,或者干脆不能算是我。而我现在需要一次肉身意义上的属于我的睡眠。明天就是男孩周翔的生日,这让时间有种千钧一发的味道。但我却并不紧张,我的直觉告诉我——先去睡一会儿。

整个一天我基本上都是在宾馆的房间里枕着三个枕头睡觉。我只在下午两点多钟出来转了一圈,对周边环境有了个大概印象后,走进恰好看到的一家小饭馆,吃了碗著名的羊肉泡馍。这种饭很扎实,吃下去后,我觉得自己起码可以三天不用进食了。一个人坐在陌生城市的小饭馆进餐,一个人几无目的地在异乡街头游荡,这种情形,令人有种融入万象的况味。

傍晚的时候,我再次来到了忆捷公司的楼下。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我在楼下刚刚站定,他就出来了。这个瘦削的男人从大楼里拾级而下,从我的眼前走过去。他穿着一件黄色横格的T恤,T恤统在裤腰里,让他的身板更加给人一种前胸贴着后背的感觉。有些出乎意料,他并没有钻进某辆车里,而是闲散地步行而去。我本来并没有尾随他的企图。但此刻只能跟在了后面。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当然,也许是我的潜意识在作祟——我感到他的两只手甩动得格外夸张。而这两只手,在我看来,又格外的大。

——它们曾经在男孩的眼里拍在母亲的屁股上。

不用很久,我就知道他的去向了。穿过马路,他走进了秦都宾馆的大门。

我对一切感到了满意。我认为自己已经踏进了这件事情的韵律里。安然入睡一场,如同一枚火箭,我的直觉已经精确地将我送上了运行的轨道。现在,我和这件事情完全合拍。

我随后进了宾馆,目送这个瘦削的背影穿过大堂进了电梯。四下观察一下,我来到前台,用轻松的语气向女接待问道:“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请问是忆捷公司的郭总吗?”

女接待用被训练出来的微笑面对我。“是他。你们认识?郭总在这里有常年包房。”

“呃,谢谢。”我表示了谢意,回身在大堂的沙发里坐下。

原来是这样。他常年住在这家宾馆。三年前,茉莉母子下榻此处的时候,他也住在同一家宾馆。那么,男孩目睹了的,也许不仅仅只是拍在自己母亲屁股上的那一巴掌。他还觉察到了什么?也许,是深夜里母亲悄然地离去……

尽管如今我已经结了婚、接受了沉默寡言的生活方式,尽管我昨夜练了修养身心的气功、今天还睡了充足的觉,但此刻我还是感到了剧烈的痛苦。我想,我此刻的痛苦,不亚于那个男孩当日的痛苦。我们的痛苦——等深。

我一直坐在宾馆的大堂里。行李员推着堆满行李的拖车从我眼前经过。风尘仆仆的客人从我眼前经过。一望而知的偷情男女从我眼前经过。在巨型枝形吊灯的普照下,我仿佛目睹了这个时代所有的世相。一直坐到了夜里十一点,那个瘦削男人都没有再出现。也许他叫了餐到房间?我并不觉得饿,那碗羊肉泡馍好像还顶在我的喉咙里。而且,我也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知道,此刻,还有一个男孩藏身于某个角落,和我共同静候着。

确定今天就会这样过去后,我起身走出了宾馆。

六月初的西安已经酷热难当,夜色中依然蒸腾着暑气。不远处的城墙下霓虹闪烁。那里有一家酒吧。酒吧的名字就叫“老城根”。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将我迎了进去。酒吧是露天的,倚着城墙,院子里古木森森,在射灯的营造下光怪陆离。客人很多,让这座城墙下的院落像是开着一场流水宴席。

我要了啤酒。院子的中央搭着舞台,此刻上面的萨克斯手正在吹奏Wham乐队的《 无心低语 》。这支老曲子有效地将我击垮了。我忍不住想对身边肃立着的服务生介绍些什么。我想告诉他,Wham是第一支访问中国的西方摇滚乐队,《 无心低语 》当年是美国的白金唱片。而我迫切想要跟人说说这些属于二十世纪的旧闻,不过是证明了此刻我的衰老和倾诉欲的强烈。

我没这么做,当然。我只是喝着我的啤酒。

我和女公务员结婚时用电话通知了茉莉。当天很多朋友、学生涌进我的家里祝贺,我没料到她真的会来。我们趁乱溜了出去,站在学校教职工住宅区的花园里交谈。话题是散漫的,有什么最结实的内容好像时刻被我们摒弃着。我们提防着,害怕使语言沉重起来,愿意就那么轻飘飘地说来说去。茉莉说:“你家里的那只狗好像一下子变成哑巴了,刚刚屋里那么多人,居然没听到它叫一声。”“噢,是这样的,”我说,“家属区养的狗很多,总叫个不停,影响正常的生活。物理系的一位老先生就设计出这么个项圈,上面装上电池,给狗们套上,当它们心情烦躁、吵闹不停的时候,项圈便在声控作用下产生瞬间的电流,刺激它们的神经,让它们感到痛苦,如此三番,它们就会自觉起来,闭上嘴,过一种没有激烈语言的生活。”茉莉四下看看,果然,从身边跑过去的每只狗的脖子上,都很争气地套着一个项圈。项圈的外观却是不同的,有的缠绕着花花绿绿的尼龙带,有的挂着几颗小铃铛。看着这些无声地跑来跑去的狗,茉莉泪流满面。我无视她的眼泪,站在被树叶分割得非常破碎的阳光下,心无挂虑地补充道:“当然,会有个别的狗刚刚戴上项圈时叫得更凶,其实这只是一个习惯上的问题,它们只是暂时的不适和紧张,并不是项圈无效。”

……

我用了两个小时,喝掉了三扎啤酒。这点酒本不足以让我昏眩,恰好让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怜悯自己。

子夜时分我离开酒吧向宾馆走去。充盈着的膀胱让我忍不住小跑起来。说来奇怪,这时候我突然很想给茉莉打个电话。那种急迫之感犹如强烈的尿意。

刚刚摸出手机,身边就闪出一只手。这个家伙是什么时候靠过来的我毫无知觉。完全凭着本能,当他的手抓在我的手机上时,我的另一只手也将他的手扣在了腕上。接下去是一套标准的擒拿动作。反关节的力量让他从我的右侧横翻过去,甫一落地,胸口又被我的膝盖压住。路灯下我看不清他的脸。我也无意看清。但我能闻到他身上刺鼻的臭味。他的手腕还在我的手里。我机械地按照规矩办事,将这只手腕以杠杆原理的作用向后掰下去。骨裂的声音和他的惨叫同时响起。

我起身走自己的路了,走了两步又小跑起来。

身后是这个人拖着哭腔的咒骂:“狗日的,你狠!”

我并不总是这么狠。父亲教会了我这些手段,但我从来都只敬仰他做琴的手艺。可是今夜,我想让这个世界的罪恶受到充分的惩罚。是的,等深的惩罚。

今天是男孩的十四岁生日。

我早早坐在了宾馆大堂的沙发里。那个瘦削的郭总没有离开他的房间。

十点钟的时候,一位领班模样的小伙子在前台给餐厅打电话,“郭总的订餐现在就送上去。”我坐的位置足以让我听到这句话。

餐厅就在一楼,服务生推着餐车出来时,我跟着他上了电梯。食物是一份沙拉,两只煎蛋,一篮面包,还有一壶咖啡。沙拉和鸡蛋被保鲜膜覆盖着。电梯停在五层。出去后,我站在走廊里佯装打手机。服务生停在512门前,按门铃。门开了,却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女人。她没有让服务生进去,自己动手将食物端进了房间。服务生离开后,我走到了512的门前端详良久。我想,这扇门,茉莉一定不陌生。

房间里隐约有电视的声音。我站了片刻,抽烟的欲望再一次涌上来。

回到大堂,我原本坐着的位置坐进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正在吞云吐雾。我将这一幕当作了宿命。在他身边坐下后,毫无悬念,我必然地向他借了个火。烟雾在我的鼻腔里回旋,如此醇厚,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吞咽得这般贪婪。于是,我立刻感到脑袋眩晕。

这一天,瘦削的郭总被一个年轻女人陪伴着,饿了有人将食物给他们送上去,困了当然随时可以酣眠,而我,却像一个跟班,枯坐在宾馆大堂的沙发里,替他守望着无尽的岁月。世界大抵如此,在很多方面可以截然分为两半,比如一半是安眠者,一半是守夜人。此刻,概莫能外,我就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的阵营里。

那包“三五”被我抽掉了半包——不断有叼着烟的人从我面前经过给我提供着火源。我感到恶心。午餐和晚餐我都是在宾馆餐厅吃的。餐厅用玻璃墙和大堂隔开,坐在里面,我依然能够眼观六路。

我没有看到一个男孩的身影。

外面天阴了。在我眼里,宾馆大门的门框像一个取景器。前台的接待员们注意到我了,我不知道在她们眼里我像个什么。她们身后的墙面上照例挂着五只钟表。北京,东京,纽约,巴黎,伦敦。为什么非得是这五座城市呢?不得而知。把这个景象看得久了,会让人渐生倦意,仿佛坐拥哗哗作响的时间之中,身陷分秒四溅的时光水花里。

晚上八点多钟妻子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你父亲住院了。”

此时我有些无赖地半躺在一家宾馆大堂的沙发上,本来就已万分落寞的心情被这个坏消息弄得更加消极。我问她:“究竟怎么回事,要不要紧?”

“应该不是很要紧吧……”妻子嗫嚅着,“医生说还是血压的问题。你不要着急,但我认为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

电话中传来两声犬吠。这很难得,上元沉默已久,我几乎已经忘记作为一只狗它原本是会嗷嗷不休的。

“知道了,明天我就回去。”我说。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我立刻起身回了房间。我本打算在大堂里守候到午夜十二点钟,因为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十四岁”会是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法律规定闯过这根红线后,人就具备了有限的刑事责任能力。我以为一切都会发生在撞线之前。但此刻我觉得自己的假设简直荒谬至极,这些假设虚诞、自以为是、子虚乌有,不过是出自一个教中文的教授那种根深蒂固的刚愎。

我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沮丧过。

回到房间,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打给宾馆的商务中心,让对方替我订明早第一班飞回兰城的机票。

过了几分钟,商务中心的电话回了过来,告诉我明早能够订到的最早一个航班,是十点三十分的。

“就它吧。”我无力地确认。

冲完澡,我躺在床上拨通了茉莉的手机。

“怎么样?”她劈面问我。

“没有结果,”我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是我判断错了。”她一言不发,好像是要还给我“等深”的沉默。我说:“茉莉,现在那个郭总就住在楼上。”

“你提他干什么?”她的声音很低沉,“晓东,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不知道这和周翔的出走有什么关系……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像虚脱了一般。“好吧,我告诉你,我怀疑周翔出走是为了向这个郭总行凶。”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我将手机离开一些自己的耳朵,给自己造成一种自说自话的错觉,断然道,“那么我告诉你,孩子是在复仇。他认为这个男人羞辱了他的母亲,逼走了他的父亲,败坏了他的家。”

手机那头又没有了声音。随后,我听到了她的哽咽。

“当然,这一切现在都只是推理了。孩子并没有出现。”我说。

“晓东,我该怎么办?”她的确是在啜泣,“你该理解我的困境,周又坚毫无生活的能力,这个家只能由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这个时代,我能怎么做?不错,周又坚后来知道了这些事情,但我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一走了之——”

“你以为他知道后会怎样呢?”

她顿住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勇气考虑这个问题。”

我又想抽烟,但摸出后才发现自己没有火。“那么,”我使劲嗅着无法点燃的香烟,“茉莉,你能告诉我吗,既然是这样,三年前你为什么还要找到我?”

“为什么?”她突然叫喊起来,“因为我需要被爱!”

“难道,周又坚不足够爱你?”

“作为一个丈夫,在这个时代,他的爱不够。”

只在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便糖一般地融化了。她反复在说着“这个时代”,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在大学时无法想象的时代。那时候,茉莉是一个将十字架挂在胸口的女生,是一个为了道义便可以去陪伴那位慷慨激昂的病人的女生,而在这个时代,她要一边做着经理,一边被爱。

“晓东,不要谴责我,起码现在不要……”她在手机的另一端发出一种不禁而出的介于啜泣和恸哭之间的气声。“我刚刚丢了儿子。”她说。

我当然无意去谴责她。人人都在偷窃着生活,她只是很不幸被逮着了而已。在这个时代里,我也活得看起来有滋有味,我在讲台上说油嘴滑舌的学问,我在床上,奏响一个又一个女人。那个唯一有权利对这个时代疾言厉色着去谴责的人,他失踪了。

十点三十分的飞机,我八点钟就要出发。

起来后我刮了胡子,冲了澡,然后背上包离开。

在前台结账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瘦削的男人。他匆匆走向宾馆的大门,手里握着手机。从我的位置望过去,黄铜门饰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炫目极了。我看到他站在了宾馆门外的台阶上,四下张望,似乎在找什么人。

我紧随出去,还没有走到他的身后,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男孩。

马路是双向八车道,此时亮着人行红灯。男孩背着双肩包,两只手抱在胸前,一件衣服搭在上面。他安静地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红灯过去,影子在朝阳下长得出奇。这时候车流还很稀疏,已经有行人自顾穿越着马路。但是他却很守规矩。绿灯亮了。我从路的这边迎着他走去。如果要从我四十多岁的所有时光中选择和截取一些永不磨灭的时刻,这一刻必定会入选其中。这一刻,那种强烈的迎着什么而去但又是不期而遇的滋味,令我悲欣交集。

男孩走得不慌不忙,在马路的正中与我交会。彼此错身的一刻,我的手揽住了他的肩头,用一种他根本无法抵挡的力道与巧劲,将他的方向扳转了过去。他当然会挣扎。但我的臂膀宛如铁铸。我的另一只手也已经死死捏住了他衣服下交错着的双手。他被我控制着。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今天你已经十四岁了。”我低声说,并没有看他,而是望着前方,拖着他走。

我感到这句话让他的挣扎一下子变弱了。但我依然宛如环抱着一头小兽。这时候我感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成年人总是可以挟持和制服一个孩子,这个规矩简直他妈的正确极了。他有些踉跄,跟着我回到了马路的对面。我们没有停下,勾肩搭背地一直向前走去。在一个早点摊前,我放松了手上的力量。他感觉到了,肩膀从我的胳膊下闪出。但他裹在衣服下的双手依然被我控制着。

“交给我吧?”我用商量的口吻对他说。

他迟疑了一下,终于决定彻底放弃。在我看来,这是个很理智的孩子,他不做无谓的反抗。他的双手抽出来了,衣服和其下掩藏着的物件落在了我的手里。不用看,凭手感,我也知道那是一把短刃。

早点摊卖油条和豆浆。我们在小板凳上坐下,要了早点。他动作不是很大地活动着肩膀。尽管我注意手上的分寸,但还是应当不免弄疼了他。这时候,我才有暇认真打量他。他穿着V领黑T恤,高高瘦瘦,四肢细长,额上有几粒青春痘。我知道他十四岁了,否则我不一定猜得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种蒙昧的特质,他们正处在人生的灰色地带,像是正在渡河,过渡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男孩像茉莉,同时,也像周又坚。这个认识突然让我鼻子一酸。想必他也在认真地打量着我,心里没准在想,要不了几年,眼前这个矮家伙就将不是对手。

他问:“你是谁?”

“我是你叔叔。”我用一种格外诚恳的态度回答他。

“我不认识你。”

“是的,我也不认识你。”我觉得自己眼中涌上了泪水,“但我认识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妈妈。”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在陈述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朋友。”我有一种中年男人源自挫折和困厄才有的真诚。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

男孩看到了我眼中的泪水。我的声音八成也泄露了我的心情。他可能并不理解我的伤悲。

但我相信,他被打动了。他将盛着油条的碟子向我这边挪了挪,自己低头去喝豆浆。“你怎么找到我的?”他问。他的声音在变声期,瓮声瓮气,似乎比一个成年男人还要沉闷。

“凭着直觉。”这么回答他,我没有一点敷衍的意思,我觉得,只有“直觉”配得上此刻。

“我还会再来。”他说得很平静。

“那么,我还会凭着直觉来阻拦你。”我从兜里摸出了手机,拨出茉莉的号码递给他。

男孩接过手机,半天不作声,只是安静地放在耳边。“妈,是我,”他终于开口了,“我很好,你别哭了。”然后又是静静地聆听。

我自顾吃着浸了豆浆的油条,直到他将手机递给了我。

茉莉在手机里哭着说:“究竟怎么回事,晓东你们在哪儿?”

“没事了,我们现在就回去,顺利的话,下午就该在兰城了。”

她还想再说下去,我摁断了信号。

男孩吃得不少,一碗豆浆,四根油条。这个饭量让我感到松弛了些。“好吧,我们走。”我说。

在一只垃圾桶旁,我丢掉了男孩衣服里的凶器。我并不想检查这把短刃,它是否锋利,能够造成怎样的伤害,这些问题都令我感到厌恶。我把衣服还给他。是一件红白相间的校服,化纤面料,一把刀塞在里面都不会觉得舒服。

我们站在路边打车。

“这几天你住在哪儿?”我问。

“附近的私人旅馆。”男孩穿着帆布鞋的双脚轮番在地上无聊地蹭着,“一晚上才二十五块钱。”

“你用什么方法把那个男人叫出宾馆的?”

“挺简单的,”他笑了,有些得意,露出了一个大男孩的天性,“我有我妈的手机,”他摸出自己从家中带走的那只手机,“上面有那个人的号码,我打给他,说我是莫莉的儿子,我和母亲来西安了,但是母亲摔倒在宾馆门前了,让他下来帮忙。”说完他随手将手机递给了我,我将此视作他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在缴械——既然他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刀。果然,手机出手后,他的神情确乎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你很聪明。”我将这部象征着负担的手机装进口袋,忧伤地看着他,“这些都是你计划好的。”

他抿起嘴,脸上有些羞涩。“你不必这样表扬我。”

“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按照计划行动?”

“什么?”

“你应该在昨天行动的。”

“嗯?”

“今天你已经年满十四岁了。”

“今天就是我想要的日子。”

我吃了一惊。“为什么?你知道的,过了昨天,同样的行为,在法律上会承担不同的结果。”

“我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可以承担结果的事情。”他的两只手扣在双肩包的背带上,望着天空,“我不想让我做的事在你们看来只是一场不用负责的儿戏。”

我感到震惊。我震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所仰仗着的那份“直觉”,原来也已经肮脏油腻,它让我不自觉地就将一切往诡诈的方向推断。殊不知,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做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下,站在“十四岁”这根红线那一侧的我,才是一个凭直觉就永远拒绝着责任,永远乖巧与轻浮的劣童;而站在另一侧的男孩,却响亮、郑重。他几乎有着一种“古风”,如此的气概,已经远离我们有多少个时代了?我很想把这个问题多想一阵,但情况不允许。我的身边站着一个孩子,我无法失魂落魄地站在街头发呆。

“你想到过后果吗?”我艰难地问,同时感到庆幸。我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这个男孩的目标——而这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没有,”他冲我笑一笑,但很严肃,“因为那个男人拍我妈屁股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会有什么后果。”

他果然是周又坚的儿子。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总是令人猝不及防地从沉默中拍案而起,对生活中的一切不义进行激烈的斥责,不宽恕,一个也不宽恕的周又坚。

我说:“可是,你总要衡量这样做是否值得。”

他不作声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坐进去后,他才突然低声说道:“你觉得我爸离开家值得吗?”

我无法作答。他的同学刘晓东对我说过:他理解他爸爸,他说只有他爸爸这样的行动,才是和生活等深的。那么是的,当我、当茉莉、当我们都以“这个时代”为由改弦更张的时候,当我们连续两次索要发票都会感到心虚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存在,那就是:在惊愕中释放出的世界,只有同样的惊愕才能真正懂得,而来自命运的伤害,只能由与命运等深的行动来补偿。

听不到我的回答,男孩仿佛自言自语了一句:“刚才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是她最可信赖的朋友。”

到达机场时已经十点了,我放弃了登机。最近的一班航班是十一点四十的。男孩没有任何证件,无法给他购买机票。这个时候,我只能还原成为一个混世者。机场公安处有我一个学生的父亲,我找到了他,于是,男孩只报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我们就顺利地进入了登机口。

登机前我拨通了茉莉的手机,告诉她我们落地的时间。

起飞后,我对男孩说起了他的父亲。大学毕业后,由于那个夏天的表现,周又坚被分配到了文史馆,整天埋在了故纸堆里。在我的想象中,他必定永远被定格在这样的一个形象里了:贴身的背心已经让人看不出是白色的了,很紧地扎在一根磨出了毛边的棕色皮带里,夹克衫的拉链坏了,将世界戛然卡住。但是,此刻置身云端,我却发自肺腑地想要给周又坚的儿子、我们的下一代,树立起一个完美父亲的形象。我对男孩说,周又坚是我们那一届专业水准最好的一个。这是事实,只是许久以来已经被我淡忘。我说,周又坚是有正义感和羞耻心的人,他生理上的痼疾,其实更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纯洁生命对于细菌世界的应激反应。

男孩渐渐听得入迷。

“怎么样,”我试图和他约定,“我们一起把你爸找回来?”

“怎么找?”

“靠直觉。”我有些忐忑,因为我已然开始怀疑自己涂抹上了一层油脂的直觉,“不是吗,我就是这样找到你的。”这里面没有更多值得一说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只是觉得此事可为,“而且,你不觉得,去做这件事情更加有意义?”

不错,起码我觉得这个空中的约定是有意义的。为此我有些茫然自失,以至于当我注意到有位空姐总是不时过来瞅我一眼时,一时感到了莫名其妙。旋即我才发现,原来是我指间夹着的烟使得空乘人员不安了。这根烟当然只是个虚张声势的道具,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何时亮了出来。它当然不会被点燃。因为,首先我没有可以将它点燃的手段。但它的确足以令人警惕,并且,它引而不发的架势也更有理由惹人不安。

一个小时后,茉莉在接机口向我们招手。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因此都显得有些忸怩和腼腆,看得出是在眼泪与笑容之间努力寻找着微妙的平衡。她的衣着朴素得有点过分,中性的白棉T恤,中性的牛仔裤,还束起了头发,戴了顶棒球帽。尽管很好看,但显然是刻意为之。这个女人,这个母亲,在负疚中试图以淡化性别的方式来谋求儿子的宽宥。男孩表现得很克制,他还用手拨拉了一下自己母亲的头。对此,我不知是喜是忧。我看出来了,男孩对自己的母亲,的确有一种“怜惜”。然而,我委实替这对母子之间幽暗的厄境感到忧愁。有些话我始终没能对男孩启齿,我不知道该如何从他这里替他的妈妈请求到一个机会,一个将她自己赎回的机会。因为我真的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她是否能真的将自己赎回。

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我坐在车的后座,望着坐在前面的母子。

就像烟缸旁适于放上一包烟,在这个局部,符合我们直觉中空间美感的,应当是这样的排列:中年男人——驾驶座;中年女人——副驾驶座;孩子——后座。

世界却在每一个局部空间里都发生着微小的紊乱。

茉莉打开了车里的音响,居然是那首Wham乐队的《 无心低语 》。我舒了口气,还好,无论如何,我想,她依然保留着我们那个年代的某种趣味。

我让茉莉直接将我送到了医院。她要跟我一起进去看看,被我拒绝了,“我妻子在。”我说。

当然,这个时候我妻子不会在医院里。她是一名公务员,现在该是上班的时间了。

父亲一个人躺在病房里,状况似乎不那么糟糕。我坐在他的床边,告诉他我刚刚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回来。

“学术会议?”父亲的语气像是第一次听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名堂,他问,“哪方面的?”

“等深流。”我不假思索地敷衍他。

他却并不深究。

断断续续跟我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父亲突然生起气来。“你看,我真的是快要死了,话也变得多起来,令人讨厌。”他强调说,“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就像最好的琴,其实很少发出声音来……”

我不以为然,声音飘忽地嘀咕道:“一把琴发不出声音,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莫名其妙地笑了,唧唧咕咕的,却突然间从病床上直挺挺地坐起来,冲着我怒吼道:“你懂什么?我说的声音不是你喊出来的,是你肚子里的!你肚子里的话太多了,早晚会憋死你!”

我看到父亲翻起了白眼,几乎快要背过气去,惊悚地叫喊起来:“爸爸——”

闻声而来的护士手忙脚乱地来帮我,她们调动起蛮力,准备制服我父亲。但是父亲在一瞬间就恢复了常态,令她们扑了个空。他缩回到被子里,只露出一只手在空中摇摆,厌倦地驱赶着我们。

“走吧,都走吧,让我安静一会儿。”父亲说。

从医院出来,我沿着滨河路往回走。我不愿显出萎靡之态,也不愿沉溺于沮丧的自省。我不想总是计算着此番西安之行究竟是经历了获救还是归咎。人在年逾不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这并非易事。

最莫名其妙的是:我竟然想到那家有着《 中国独立诗人诗选

》的咖啡馆去坐坐,感受一下它的蔚为大观,或者,让自己再次历经一下有关发票的磨难。

一切好像了结了,但世界并未戛然而止。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印证了这点。

它响起来,伴随着震动。因为毫无防备,最初的时刻,我觉得是自己的口袋在兀自作怪,喏,口袋在唱歌,它在颤抖。

当然不是。是那部男孩缴械一般交给了我的手机。当我摸出它举在眼前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它违反了航空规定,一路没有关闭,飞越了应该噤声的天空。然后我看到,它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是:郭总。

我在犹豫是否该接听,这毕竟不像是航空规定那样应该被无条件执行的规矩。

然后它安静了,可紧接着又响起来。我按下了接听键。对方并不作声,而我有更充分的理由也不去作声。我们似乎是在角力。

“莫莉?”这个人显然不具备茉莉那种沉默的能量,最终是他先开了口。我觉得他的声音都是瘦削的。

“不是。”我说。虽然只有两个字的音节,但我却如遭雷击。我在一瞬间发现自己失真已久的嗓音翩然归来。温和的男中音,沉着,冷静,自信满满,就像一个归来的自己,却让我魂不附体。

“你是谁?”瘦削的声音有种不太瘦削的懒散。

我在经历着某种复原,或者是在经历着某种被打回原形的痛楚。这让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她的丈夫。”

“哦——”这像是一种恍悟般的呻吟。“哦——”间隔了很久,他又发出了一声确凿的叹息。

而我已经欲罢不能。那种汹涌的言说欲,一定会让我在父亲的眼里像一把无可救药的破琴。“听着,我告诉你,你羞辱了我的妻子,败坏了我的家,让我们的儿子离家而去。”我知道这样很蠢,但蠢得让自己充满了快意,“你要偿还,我发誓。”

“哦——”这个破人又在呻吟或者叹息!“你等着。”他说,让我感觉他是在反过来威胁我,同时,他不过是将他的手机倒在了另一只手里。

“是你等着!”我像一个街头厮斗的混混一般以牙还牙。

话音甫落,手机那头传来了一声呼唤:“晓东!”他说,“是你吗?我听出来了。”

我知道我停下了脚步,站在了车流如织的街头。我也听出来了,是他,那个我多年前的朋友,那个总是对着世界疾言厉色地呐喊的家伙。

我站在街边,听着这个人再一次对我喋喋不休。他说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归纳起来,不过是他对自己如今的状况满意极了。“我对老郭下了三次手,当然都没得逞。”他说得很开心,“知道吗,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现在,我成了他的人。我觉得,他比我们更配爱莫莉。”我听出来了,他说“我们”。“晓东,世界变了,你知道吗?世界变了!”他像当年指责在食堂里视察的校长一般向我咆哮着。

我当然有理由将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当成一个疯子。我用自己残存的那点理智规劝他,甚至是试探他。“老周你在哪儿?我去接你回家。”我说。我从来没有喊过他“老周”。同时,我真的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了刚愎的可能。这算是一个彻底的复原吗?我不知道。

世界真的无以穷尽。

“别傻了晓东,”他还是固执地喊着我的名字,仿佛要以此强调他永远不受岁月的拨弄,依然活在即便栉风沐雨,但线条却很清晰的过去里,“我干吗要回去,我现在很好,你听——”

他要我听的是什么?我想要听到的是什么?这个如今据说是遁世一般自愿住在山庄里的家伙,此刻一定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手机,让话筒最大限度地对准世界的声息。

而我听到的,是鸟啼般啁啾婉转的女声,还是女声般啁啾婉转的鸟啼?

走吧,总不能永远站在路边。

兰城被一条大河分为了两半,当我从河的南面跨桥走向河的北面时,我只是再一次感觉到了“度过”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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