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在进行了一生紧张繁忙的艺术创造后，加上越来越危急的病情，身板单薄得风能吹倒。整个躯体像燃烧过熊熊大火的树木，变得干枯而焦黑，一切生命的嫩枝绿叶似乎都看不见了。
严重的哮喘病使得他喉管里的出气像破风箱发出的声音一般，让站在他面前的人也压抑得出不上气来。胸脯是完全塌陷下去了；背却像老牛脊背一般曲折地隆起来。整个身子弓成了一个大问号。
这就是他吗？这就是那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艺术家吗？
这就是他。此刻，他正蜷曲在西安陆军医院内科二楼一间普通病房里，时不时就喘成了一团。体重肯定已经不到一百斤了，从袖筒里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像麻秆一般纤细。
探访他的人看见他住在这么简陋狭窄的病房里，都先忍不住会想：这样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又害着如此严重而危急的气管炎和肺心病，再不能得到条件更好的治疗环境吗？
得不到了。病危的作家先后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遭到了傲慢的冷遇和粗暴的拒绝。他甚至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大的城市里，一直连一间有取暖设备的住房都找不到。而在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做了关怀这个人健康的指示，结果也全然未被某些人当成一回事。在这些“官”的眼里，这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个“写书匠”，值得他们这样大的“人物”关心吗？作家的病情眼看一天天恶化了，可他的医疗和生活条件一点也不能得到改善。有时候，竟然得靠儿女们用架子车拉着他穿过车水人流的繁华闹市，才能到医院里去看病。
这个一生倔强的老头现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之际，难道让他自己东跑西颠求人“走后门”去吗？
此刻，这个孤独的、病危的老年人，衰败的身体里包藏着一副坚硬的骨头，傲然地躺在这间暖气不足的病房里。脚地上放着一个儿子自做的拳头大的电炉子，热一热饭菜，烤一烤冻僵了的手。
在这里，他仍然还是那身农民式的穿戴——正如讲究衣着的人把质地很差的布也要设法做成时髦服装一样，他把“的确良”也裁成了这种老百姓的式样。一双脚是很小的，甚至比有些女同志的脚还要小。头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前额的宽阔在一般人中间是少见的。几道深刻的皱纹镂刻在光光的脑门上，像海浪留在岩石上的痕迹一样——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多少生活风暴的记录呢？
要是细心的人，就会观察到他右手的指头比左手的指头明显地弯曲了许多，像有什么痼疾似的带着不能看见、只能感觉到的痉挛，松懈地向外撇着——这分明是一只疲劳过度又不能得到良好休息的手。一副金丝边的蚂蚱腿眼镜，用绳子在光头的后脑勺上挽结住，如同小巿镇上常见的钟表修理匠一样逗人。只有上唇上那一撇鲁迅式的浓黑的髭须，才给人一种学者和艺术家的风度。
不过，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张老农似的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它时刻都在那两片镜子后面辉煌地闪耀着。这是一双无法描述的眼睛。就是在病痛的折磨中，仍然放射着光彩：尖锐、精明，带着一丝审度和讽刺的意味。这双眼睛对任何出现在它面前的人和事物，一边观察、分析、归纳，一边又同时在判断、抽象、结论——而所有这一切好像在一瞬间就都完成了。
除过眼睛透露出内心的生机外，这个蜷曲在病榻上的人，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第一次看见他的人，谁能想象得来他曾多次穿越过战争的风暴，尔后在皇甫村的田野里滚爬了十几个年头，继《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之后，又建造起像《创业史》这么宏大的艺术之塔呢？人们更难想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副身板怎么能经受得住连续不断的游街和“喷气式”的折磨？还不用说爱人被整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摧残了！
但这一切他都挺过来了。他进行过巨大的创造，也经受过巨大的创伤。他时不时被拉进医院，随后又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到美好的或者险恶的生活中来。
现在，他又痛苦地蜷曲在他一生所讨厌的地方了。他自己感觉得来，这次的病情预兆着不祥，生命的终结也许是指日可待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地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在作家逝世一年后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所做的那个检阅式的报告在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篇小说的成就时，公正地把《创业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
但此刻躺在陆军医院里的这个人，并不认为他的创造应该在生命结束之前的现在就停止。不，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和创作欲望强盛的艺术家，决不忙着就写他的“墓志铭”。他用平静的声音幽默地向他的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这并不是为了贪生，他紧接着前面的一句话，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试想：如果不是那十年的动乱和疯狂，搁置了他的创作，弄坏了他的身体，他的《创业史》按原来的计划本来早已经完成了，而且作为一个成熟了的作家，如果他保持着原来的身体状况，谁能想象他还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尽管他忍不住痛苦地向医生求助，但他自己也明白地知道，他的《创业史》是写不完了。尽管如此，这个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和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决不在他生命终止之前就终止他自己的创业历史。他知道，眼下，他自己的创业史和他所写的《创业史》，都还是不完全的史诗。他同时也意识到，即就是《创业史》一书不能完成，作为他自己人生道路的创业史应该是一部完整无缺的史诗。
不屈的叙事诗人正是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尽管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了，他仍然在这间冷冰冰的病房里，让自己衰败的身心燃烧起了熊熊的大火；他要让生命在最后的一瞬间爆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彗星在黑暗中消失之前那样。
他伏在窗前那个破旧的圆桌前，比以往更使劲地用蝇头小楷，不分昼夜地建造他未完工、也完工不了的宏伟建筑。蜡黄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串一串地淌下来，枯瘦而颤索的手指揩也揩不及。此刻，他就像一个处于收麦季节的关中农夫一般繁忙。他用越来越运用自如的笔，在已经勾画过了的画布上，更出色地涂抹着五颜六色的农村生活；用灵巧熟练的艺术雕刀再一次精雕那些已经令人惊叹的人物肖像。原来的那—大群人物继续在蛤蟆滩、下堡村那一带喧喧嚷嚷、翻天覆地；而梁生宝、郭振山等人已经被作家引到了渭原县城——好腾出空子让二流子兵痞白占魁闹个事端吧！让梁大借此到黄堡镇碰头耍赖吧！让冯有万发火吧！让高增福发愁吧！让消息传到渭原县的三干会上吧！让郭振山畅快地笑吧！然后再看梁三所称作的他的“伟人”儿子怎样平息这场纠纷……
所有的角色都被这个匠心高超、病入膏肓的“导演”拉到了另一幕大剧之中：观众在前几幕剧中已经熟悉的人物在新的一幕中陆续登场；而从没露过面的人物又耀眼夺目地相继出现……
他一边喘息着，一边向口里喷着药剂、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他常称《创业史》里的那些人物为“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引号内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地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奇迹——啊！我们这些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现在请来看看吧，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创造着这些奇迹的——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角落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着；
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那破旧圆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的复杂的雾化的喷药器；而在他自己的手里，还一刻不停地拿着一个带嘴的橡皮囊，过不了几分钟，就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般，往口里喷着止喘的雾剂。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大窟窿的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死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爱的和可憎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地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生一般严峻。
要是这其间有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痛快，但还是立刻把所有创造中的愉快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一齐埋藏起来，恢复了他平时惯有的镇定、幽默和乐观的态度。他机敏地开玩笑；庄严地创造格言和警句；孩子般笑得前俯后仰！
不论是踏破门限的约稿人，还是纷纷来探望病情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为了虚荣心见一见名人好出去吹牛皮的“文学界的社会活动家”们，他一律都用谦虚和善意来接待。
他病得实在说不成什么话了，但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有时他也忍不住一边喘息，一边说了起来。在他高度文雅、遣词酌句、极有教养的谈吐中，有时冷不丁会冒出来一句他们陕北家乡的粗鲁话。这是一些非凡人物通常都具有的性格特征。
不论说什么事，讨论什么问题，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对涉及的一切都采取一种认真的态度。绝不因为严重的疾病压身，或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事情是属鸡毛蒜皮一类，就让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麻痹松懈状态。哪怕是谈论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呢，他会立刻使自己处在园艺专家的位置上，动员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参与这种谈话。强烈的好胜心和自信心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恭的领教精神在他身上好像并不对立，而恰当地统一起来，然后力争使自己在所讨论的这一个问题领域中，认识比别人领先，立足点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这不是为了显能。任何一个搞大事业的人就是时时处处这么严格地把自己训练到生活排头兵的位置上的。毫无疑问，在这个人的生活目标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时一事都严格训练自己，使自己最终能跑在同时代同行业人们的最前头。这个个性很强的人，一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就是眼下已经快要最后倒下去了，他手里握着氧气瓶，还继续往前跑——他觉得最好是把所有的“文学健将”都甩在他的身后！他并不伸出脚去绊倒跑在他前面的人；他只是想用他自己的力量尽力跑在前面！
现在，这个累得喘成一团的、带着氧气筒的文学“长跑运动员”，在六十年代初显然已经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名次”，但他仍然在拼命跑着——他自己为自己规定的“冲刺线”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下阵来。他现在正和死亡一分一秒地争夺着时间！
社会上时刻都在传递着他病危的消息。这些消息当然很快就被刚见过他的人证实了。的确，这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生命垂危之中！
但他一天又一天顽强地活着，不停地创造着。他雕刻《创业史》里的人物，同时也在雕刻着他自己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造的任何艺术典型都更具有意义：因为在祖国将面临的一个需要大量有进取心人物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楷模！
他所住的这个充满各种器械的、奇特的病房里，唯一的一扇窗户是朝南开的。在曙色或者暮色中，他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佝偻着身子，孤独地、若有所念地静静立在窗前，向遥远的远方张望；眼光急切地穿过城市南面的一片高楼大厦，寻找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巅——终南山下，正是那熟悉的稻田与麦田交织的田园啊！他在那里的泥土中生活了十几个年头，可是现在却不能回去了。皇甫村那个他住了十几年的家连同他亲爱的马葳同志（其爱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现在那一切都已经成了痛苦的记忆。他现在真像《创业史》里的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他坚信他信仰了一生的事业不会毁灭，就像终南山和终南山下的大地田园永远不会毁灭一样——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病房里，丝毫也不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死亡，仍然继续为已经进行但还没有完成的一切拼命地奋斗着！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对着病危中的你，我们简直连一句安慰你的话也说不出口来；你已经孱弱到了这个样子，但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绝不是最后的敬意，请你相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只要他从你的作品和你自己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的进取精神中，接受过一些有益的教导，他就不会用鼾声去回答生活的要求！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二至十三日
根据过去的印象和感受写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