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一习一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一操一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一性一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一江一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于啴子与友连一床一，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一性一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一性一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一性一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