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上来了。我们也像餐馆其他人一样，吃得安安静静。中国餐馆的热闹是食欲而致，而食欲是滋味而致。这里就不一样了，滋味、食欲都是比较低档的东西，对人没有实质的益处。当你冷静地想到益处，滋味和食欲就是贬义的了。“就因为在菲比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你们分手了？”
我对他俩的惋惜还是真挚的。也许从M和我的分手，我自如地借题发挥。
“菲比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告诉你。”亚当说，“菲比可能活不长。她的免疫系统弱极了，但她不是艾滋。请你冷静。我的痛苦不亚于你。”
“是医生这么说的？”我看他点头点得清晰有力。同时准确地在杂面面包上涂一层薄透的非奶油。“医生说没说，是什么原因？”
亚当正要咬面包，看我一眼，把面包放下了。他看出我等不及他咬下面包，然后细细地咀嚼，然后再吞咽干净。他觉得这种情形下先说话后咀嚼的顺序更好些。
“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他微蹙眉头，悲哀地朝菲比笑一下。
我正在吃力无比地喂菲比吃意大利面。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你肯不肯来帮帮我。”亚当说。
我想，糟了。我等他说下去。他却一心一意嚼起面包来。
“我很差劲，连你的现况都不问问，你怎样？好吗？”他看着我，希望我别发生那种不够善良的笑容。我没有，菲比果真很惨，比预期的还惨。我一时感到这惨感染了我，还有亚当。这惨感染了周围的气氛；视野中所有人的音容笑貌，百合和燕尾花的白色与蓝色，都被菲比的惨给感染了。“我吗？老一套：上班下班，交男朋友。”我老老实实地说。
“有男朋友了吗？我是说，值得你想到婚姻二字的？”我抿嘴一笑。他马上明白事情很困难。
“我放弃学位了。我发现女博士大多数都不性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亚当你策划的这场堕落。也许不能叫它堕落，是非堕落，或者非上进。“你呢，亚当？你也交了新伴儿？”
“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
我正为菲比擦下巴上的金红色番茄汁，听他这样说，手停了动作。我没抬起头去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在胡扯。“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亲近。”他接着说，“但我确实想念过你。那段日于，你刚刚生了菲比。那段日子是不是很棒？”
“很棒，没错。”简直乱真了。就因为我们几乎将它信以为真，我们才害怕起来。因为出发点不对，本质变不了，我们才知道那样的亲如一家不是什么好事。我才急于离开，亚当才急于打发我。
“假如你当时不走，留下来，菲比也许不会生那场病。”他欠身过来，阻止菲比伸向我盘子的手。
“医生说菲比能活多久？”
“非常当心，不让她生病、过敏，也许她能活下去，”他说，“不让她生病，过敏，又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肯帮帮我的话……”
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了？或说同病相怜？
“我可以付你工资。每月五千块，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蛮公道。亚当，你得知道，我正在最关键的年龄，错过了，就很难去有个真正的家庭。我需要真正的丈夫。”
“那，六千块？”
“亚当，你看，我是个正常的女人，需要女人的乐趣，精神的、肉体的。”
“我不妨碍你那些乐趣。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好，需要我隐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我想了想，说：“我需要婚姻。”
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搭在我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物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明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模拟地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形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问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也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你他妈的。”我说。“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的，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爵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的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坏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
M又醋意又得意地问我们的进展。我说：“有点进展。”
“他挺帅的hE？”
“过得去。不像你吹的那样。”
“你那个什么亚当，一般男人长成那样，那么俊，多半不对头，多半作怪，不是这癖就是那癖，变态什么的！”我突然觉得M很讨厌。
“你搞女人他妈的不算变态？”“你还为同性恋辩护？”
“同性恋惹着你什么了？至少他们不祸害女人！”一面大声控诉，我心里一阵纳闷：我火什么？亚当跟我有什么相干？退一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跟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只剩了一丝疼痛，牵在我的菲比身上。
十个礼拜是比较正常的时间跨度，这以后可以暗示婚姻，或者，散伙。律师倾向婚姻，我是两可。不过为了一切生怕我受罪的人(如M，我父母兄姊)和一切生怕我享福的人(如劳拉之类)，我想就嫁了吧。M要我在婚姻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律师有关菲比的情况。也可以彻底瞒住律师，全在我。我当然不会否认菲比。每天下午，菲比都那样半仰着小脸，等我推着小车，载着她去儿童乐园，滑那个陡峭的滑梯。她就活那一刻，就那一刻的笑声能抵消她漫漫无边的寂寞。那寂寞多么纯粹啊，没声音，没形状，没颜色，没逗号句号也没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