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
生于上世纪50年代，15岁“初恋又失恋”；30岁婚姻失败，才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考577分，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遭遇抢劫，下部小说就是《抢劫犯查理和我》；数次被FBI传讯，依然坚守着和美国外交官的美满姻缘；首次去孤儿院，喜遇生命中第一个女儿；写作不用电脑，“嚼着铅笔头”写出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前十）；李安说她不是好编剧，她编剧的《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获得编剧奖……
这一切“传奇”，全被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写就。今年3月，酝酿了20余年却两个月成稿、描写中原农村女性的长篇《第九个寡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昨天，她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报专访。
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尤其是女人中的输者，赢者都是一个面孔，而输的人各有各的输法
严歌苓北京的家位于西坝河畔，房子是2004年买下的。严歌苓说，她经常要到国内搜集素材，北京是她的中转站。新作《第九个寡妇》，就是源于亲戚中听来的一桩河南的离奇大案。
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小寡妇王葡萄，在一次运动时将她的地主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在家里的红薯窖里20年的故事。其实，她听说这个故事已有20多年，但迟迟没有动笔，“太传奇的事情常常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直到2001年，严歌苓才有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打算。“应该说，这个女性形象的无知无畏和宽厚包容都是源自于一种蒙昧，这样的人让我非常着迷”。
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1996年创作、2002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的《扶桑》，直至去年的《穗子物语》、今年的《第九个寡妇》，乃至即将出版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甚至即将着手创作的一部抗战时期女性题材的小说，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
她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严歌苓笔下的女人永远不会是温室中的女人，大多都是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感触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对此，严歌苓表示：“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社会的输者各有不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
看着“红卫兵”朝父辈作歹，她大声说了句：“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
严歌苓21岁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在《收获》上发表时，把父亲、老作家肖马吓了一跳。在父亲的眼里，女儿受安徽省剧团的妈妈影响，自小就在舞蹈、音乐上有着过人的天赋。12岁被部队挑去成了一名文艺兵。“我从不知道她有写作才能。”多年后再次提起这部处女作，严歌苓说：“那年，我们去西藏演出，发现那里的士兵好多年都没见到女孩。我就想，在一个荒僻没人烟的地方驻扎的兵站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一群18到20岁的战士面对一个丰满的青春少女会是什么样的心理？”
自己擅长编故事，严歌苓很小就知道了。“7岁时，我在上海由外婆带着，当时父母在安徽。外婆说我是个害着贫血、慢性口腔溃疡、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这种孩子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绳、踢毽子不占优势，但讲故事不是这样。十岁左右的我，就给小朋友讲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讲的时候，我要是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就按自己的意愿即兴发挥。好些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走样成严歌苓的版本。‘文革’来时，父母一夜间成了反动文人。看着几个‘红卫兵’朝父辈作歹，我大声说了句雨果的话：‘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
她的故事更多的来自冷酷的现实———比如那个冬天，一对老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了下来，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纸……
除了编故事，少时敏感的严歌苓还擅长在大脑里储存一些不属于那个年纪的故事。“文革”期间的一个冬天，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纸，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八岁的严歌苓好几次经过那幢楼，都看见糖纸在楼的附近飞。这一幕，融进了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语》中的章节“角儿朱依锦”。
“大脑藏故事”的“癖好”一直延续到现在。美国留学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听来的移民的故事，催生了成名作《少女小渔》；在自家公寓里，被一位面相文质彬彬的少年抢去了项链，她没有尖叫，只是琢磨他的气质和举止之间的差异，琢磨出了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曾在美国患严重的失眠症，最长失眠34天，在《失眠者的艳遇》中，她写道：“他是一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在美国，她是少数几个不开车的作家。“我喜欢坐公车，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还喜欢坐在咖啡馆里观察各色人等。”
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考到577分，为的是结束不顺的爱情
严歌苓说，父亲是她非常重要的读者。“别人很少说我作品不好，我害怕死在好话里。父亲会指出我作品的不是，我很看重他的意见，并且他指出的作品的缺陷，一般都会是我本身感到心虚的地方。”在亲情上满是幸福的严歌苓，在感情的路上曾经走得并不顺畅。15岁，她经历了初恋和失恋。“我是心智发育比较早，生性浪漫。15岁女兵的早恋，注定要被彻底掐灭。他比我大，但那段感情，一直是我在大胆地‘捍卫’。‘捍卫’不成，还有过自杀的念头，幻想以死亡来告诉这个世界什么。15岁时，以为爱情就是一切，值得用生命去凭吊。”
年逾30岁的严歌苓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和前夫分开后，她想到出国留学。当时她对英语的了解是零。从ABC开始，自学《新概念英语》一至三册，上三个月强化班，备战17个月后，1989年参加托福考试，她考了577分，取得了全奖赴美攻读硕士的资格。那会儿，她家里到处贴的都是单词。“有一次，父亲让我去西单买鱼，我捏着买鱼的票、提着篮子从家里出发了。公交车上，我捧着单词书背；排队时，我还捧着单词书背。买完鱼回家，手里买鱼的票没了，鱼没了，篮子也没了，就剩下一本英语书。”
在美国，她写出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还收获了一份美满的爱情。严歌苓把丈夫LawrenceWalker称为“王老乐”，最初走到一起，两人会有一些文化差异造成的“小冲突”。“一次我们吵架，我赌气说我要去汽车旅馆，他也不知道哄我、挽留我，还说天太晚了不安全，我开车送你去吧。”
遇到美国外交官“王老乐”，三天两头被FBI找去，还要接受测谎试验。严歌苓说，爱情如同工作，要努力去“赚”
严歌苓说，最平实的感情是最深情的，爱情是要不断“赚”来的。“当你拥有了幸福爱情时，你不应该认为这就是你该有的，你固然可爱、有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一样不能懈怠，跟你工作赚钱一样，努力去‘赚’，情感才能常新。不管有多重要的事情，每天的晚饭我一定要自己做，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备好鲜花、音乐、烛光和美酒。老乐很喜欢我做的鳕鱼。从我进入他的生活，他就改吃中餐了。”严歌苓告诉记者，在他们旧金山的小院子里种满了玫瑰，长开不败。
这段美好的姻缘从一开始就“赚”得不容易。“朋友把老乐介绍给我之后，我的生活在学习、打工之外，又多了一项内容，被FBI审查。他是外交官，我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营长’，FBI三天两头来找我。那时一周要到FBI报到一次，每次差不多回答相同的问题，还要接受测谎试验。整整两个学期，从未间断。”后来，会9国语言的Lawrence辞去了外交官工作，1992年秋与严歌苓终成眷属。“2004年，他才复职。要不是辞过职，他的职位现在应该已经很高了。”
从23岁开始吃安眠药很少停过，生孩子只能一拖再拖。2004年领养了只有3个月的妍妍，小家伙越长越像自己的丈夫
严歌苓和王老乐一直都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从23岁开始吃安眠药，很少停过，到美国后因为压力，失眠更加严重。“医生诊断是一种忧郁症，用药一直用到2001年才治愈。生孩子只能一拖再拖。过了45岁，我又觉得自己不适合要孩子了。”但是，在2004年，她的遗憾得以弥补———为了给剧本选景，严歌苓和陈冲无意中走进了马鞍山的一所孤儿院。“我一直非常喜欢孩子。我第一次进孤儿院，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么多可爱又可怜的孩子。”
最后，严歌苓领养了只有3个月的小女孩妍妍。“她在里面最小。她出生5天就被父母抛弃在火车站，太可怜了。”
严歌苓为记者开门时，记者就留意到她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采访开始时，小女孩被严歌苓父亲抱到了里屋。采访过程中，只要里屋孩子的动静稍大一点，严歌苓就马上和记者说对不起，跑到里屋瞧上一眼。采访刚一结束，她又把孩子抱在了怀里，还不止一次地和记者说：“你看你看，她多漂亮、多可爱啊。”严歌苓很自豪地说，孩子特别黏她，只要她在，就不要别人抱。“好几次上飞机迟到都是因为小家伙闹的”。
在看过Lawrence照片后，记者惊喜地发现小妍妍和Lawrence很有几分相似。得知这一发现时，严歌苓爽朗地笑开了：“你是说他俩凸出的额头和深陷的眼睛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家伙额头越长越大，越长越像Lawrence。”严歌苓说，妍妍长大了，她不会对孩子隐瞒她的身世。当被问及会不会以女儿为原型写一部小说时，严歌苓说：“当然，我会把她写得很幸福。我正想替她写成长Blog呢。”
《少女小渔》挖掘出自己的编剧才能，可被吸收进好莱坞编剧协会后不久又退出，严歌苓认为文学要影视做广告很可悲
事实上，严歌苓真正为内地知晓，与李安和张艾嘉拍成电影的小说《少女小渔》分不开。
“去美国后，在朋友的推介下，我向台湾的杂志投稿。第一次投稿的《少女小渔》就在台湾获奖了。没过多久，李安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的东西改编成电影。我编剧，李安是导演，张艾嘉是副导演。”
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严歌苓的编剧才能由此开始得以挖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严歌苓提到，文学与影视之间原本应该关系不大，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密切起来是这二十年的事。“现在中国很多小说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靠影视做广告，这是可悲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严歌苓被吸收进好莱坞编剧协会，成为了一名职业编剧。尽管把为好莱坞编剧，用英文写剧本，看作人生的重大突破，严歌苓最终还是退出了。“李安跟陈冲说过，严歌苓是好的小说家，但不是好的编剧。我自己也觉得，我有些长处在电影里会牺牲掉。我的才华主要在语言上，电影剧本用不上。别人要你改编其他人的小说，你盛情难却，但最后写出来的剧本不一定能拍。我现在很少写电影剧本。”
“在巴黎的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子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而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
提及自己定居的国家，她说，对美国的自由，开始也是用很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后来才逐渐明白，那很大程度是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想，跟美国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严歌苓的内心常常会有一种幻灭感，这幻灭不因为她在那里结婚、有不错的收入、出过几本畅销书就可以抵消。
“在巴黎的公园里，一个老太太在满是鸽子粪的长椅上读一本厚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晃动的地铁里，有人在读诗集，而美国不是这样的国家。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连着几夜拿着蜡烛在街上跟人一起游行，他们都说我很天真，这么大岁数还去参加学生们的行为，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永远以为我微小的举动可以影响到一个大的举措。”
关于作家
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12岁参军，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后开始向港台文学期刊投稿，获得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2项电影奖。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英文文学写作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1999年8月出版的英文中短篇小说集《白蛇》亦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
长篇小说《人寰》获“中国时报（台湾）百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扶桑》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
2003年1月，当代文学出版社把她的著作整理成七本一套的《严歌苓文集》出版。代表作品有《女房东》、《人寰》、《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少女小渔》、《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扶桑》、《波西米亚楼》、《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等。
北京青年报，200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