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xx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惟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撤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睑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枝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茬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