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份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只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格兰没回来，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去看学生烧国旗。他的字体飞舞起来，总算出了件让他也乱一乱的乱子了。格兰和她这几年用字条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很省事，争吵也不发生。
她打开电脑，手里端一杯酒，想好好和密语者谈谈。
她把那个女孩怎样加害她父亲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写到故事结尾居然泪汪汪的。父亲留下遗书后，开车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那里服了毒。他不愿女儿看到死后的他。等到第二天，密语者都没信来。格兰忙出忙进，为他系里的几个被捕学生张罗保释。另外几个学生要参军，他要代他们向系里请愿，保存他们的课时。乔红梅发现三天不刮胡子的格兰生动了许多，简直像又发起一次浪漫热症。
第三天，密语者还是没消息。
乔红梅坐在电脑前，感觉灰溜溜的。
也许她一再告诉她，她只爱男人，使她终于放弃了她。也许她发现乔红梅和妮妮是一伙，搭了档在作弄她。已经是第七天没收到她的信了。乔红梅看着电脑上的空白，感到自己钻牛角尖地钻入了这个谜一样的密语者。桌面上一片混乱，桌角搁着两个杯子，里面的咖啡已干涸。电脑上有块三明治，上面有半圆的齿痕，火腿露出来，已干了，老伤般深红。她身后，书房也荒芜了，摊开的六、七本书上落了一层银色灰尘。墙角的镜子上贴了许多小纸条，提醒她自己该还图书馆的书，该回某教授电话，该给吊兰和巴西木浇水窗子右上方的吊兰倒没干死，反倒蓬头垢面的茂盛，蜘蛛从那儿朝着天花板撒开一张大网。
第八天，信来了，绝口不提乔红梅的上一封信，关于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她说乔红梅顺着超市货架的长巷走来时，她几乎没看出她来。穿着白短裤和红色背心的乔红梅看上去四肢发达，每个动作都虎生生的。于是她看见的是一名ＰＬＡ女军官，(注：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可不那么好惹。她对着前女中尉的侧影看了两分钟，想调整那个飘忽神秘的固定印象。“你跟在你丈夫身边，远比他刚劲。发式也出乎意料，你这个变化多端的女人。”她看见她从格兰身边离开，回身去看地面上一张广告。那是一张房屋出租的广告，低廉的租金被粗重的笔墨标在上面，还框了一圈萤光桔红。她看见乔红梅用穿白球鞋的脚踏着广告，把它转了个方向，使所有的字正面朝她。然后乔红梅伸手去够货架上的花生酱，亮出手臂上那块圆圆的卡介苗斑痕。她说那块斑痕让她心乱。讲得露骨些吧，它让她欲火中烧。这人大言不惭，说她痴痴地站了很久，想把没出息的样子收敛起来。她看格兰的手搂了乔红梅一把，手指在那斑痕上麻木地滑过。她想象六七岁的乔红梅，站在孩子们的队伍里，一只衣袖脱下来。这人跟在乔红梅身后，看着格兰搂着她向尝试食物的摊子走去。她想到七岁的乡村小姑娘梳着晒成枯草的细辫子，跟着队伍慢慢移动赤裸的小脚，脸像所有其它孩子那样懵懂，那样任人宰割。她说那想象使她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触碰那块斑痕—从童年到成年，它是唯一不变的，保持着异样的敏感。她说乔红梅其实把租房广告上的价钱背在心里了。她无意中发现了乔红梅的一个秘密向往。
“也可能是刹那间的心血来潮，你想有个自己的窝。谁知道呢？人往往不知自己漆黑的心底萌生着多少谋划，一个外来事物不期然地出现，突然间把那漆黑的谋划照亮了。到底是什么谋划，分居、离婚，还是偷情，你并不清楚。但谋划是萌生了。然后你走向你丈夫，恢复了小鸟依人的一贯形象。”她说格兰在免费品尝食品的摊子前大声打诨。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常用玩笑缓解沉默带来的压力，缓解沟通危机。她说乔红梅笑了，心里却在全力忍受。连她都看见，一句冷冷的抢白，就在乔红梅嘴里。“你们的亲热令我紧张，但你够棒的，不着调的玩笑被你成功地忍受过去了。然后你看你丈夫拿起第二块糕饼，似乎从来没发现他咀嚼时会整个头皮都动起来。他一边卖力地嚼着，一边拿了第三块糕饼请你客。你笑笑谢绝了。他满足地呼出一口气，你却调开脸，避开那股甜热的口腔气味。看看周围正发生什么。肥大的身躯推着超重的购物车，厚重的双下巴和红润的大脸蛋。食物真多啊，足以淹死这些幸运的人们。滋味却单调得可怕，这些丰胸肥臀的鸡，它们从一个鸡蛋钻出到变成一堆肉只需一个月，寿命不比大白蘑菇长多少，因而滋味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你在鸡肉档里挑捡，想找半打瘦弱些的鸡腿，却失败了。这些鸡短暂而无扰无忧的一生中，它们的脚从不着地，所有的腿按人的计算达到预期的斤两。层层叠叠排列得像团体操般的肥鸡肉体，无所谓雌雄，无所谓强弱，脑子完全空白。怎么可能有滋味呢？生存竞争的搏斗，寻欢求偶的激情，对天敌的恐惧，那一切形成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发育，使一只鸡的生命成为巨大偶然。正是这偶然，使鸡成为鸡而不是大白蘑菇。你最后拿起一盒鸡胸，因为它们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你把那盒鸡胸搁到购物车上，不是搁，是小小一扔。那里面的疲惫、牢骚、无奈，我全感觉到了。你的肢体语言非常含蓄，但不单调"乔红梅听见格兰在客厅打电话，声音显得很年轻。他在谈第二天晚上旧金山联合广场将举行的烛光示威，网上申请参加的人有两千多了。不久，格兰兴冲冲的脚步走过来，在她门口停了两秒钟，又兴冲冲进了他自己的书房。她听见格兰开始上网，手指头流畅地弹奏在电脑键盘上。她把密语者的信读了三遍，一面温习那天在超市见到的所有面孔。她又让这人漏过去了。她请她不要玩这种偷窥的把戏。回信马上来了，问她是否有心租那间廉价房。乔红梅真的反感起来，手在键盘上狠狠敲打，我的丈夫就在隔壁，我可以问问他，怎样对付你这样的变态狂。我丈夫已经对我最近的异常表现起疑心了。
“不会的，从我的观察来看，你丈夫觉得你们已进入了婚姻的绝对稳定期。如此的稳定，知心话都免谈。连那种充满感觉的无言对视，也免了，早就免了，早已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用说笑填塞沉默。说笑堵死了沉默所含有的无数可能性，沉默本身不就是一种会意？大胆沉默下去，会意才可能滋长。你丈夫却已丧失了胆量去沉默。多少人丧失了这胆量？你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