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煳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奸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王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屌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奸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奸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有人问。
“等船吧？”有人答。
“不是说船在等我们吗？”
“谁说的？”
“那个汉奸翻译说的。”
“他说的顶屁用！这里又没有码头，船怎么停？当然要停在附近码头，等咱上船的时候再开过来。”
“那为啥不让咱就到码头上去上船呢？”
这句话把所有议论的人都问哑口了。问这句话的人是李全有的排长，三十一岁，会些文墨也有脑筋。李全有从排长眼睛里看到了恐惧，排长一到江滩上就打量了地形。这是一块凹字形滩地，朝长江的一面是凹字的缺口，被三面高地环抱。从高地下到滩上来的路很陡，又窄，那就是日本兵让中国战俘的双列纵队编为单列的原因。谁会把装载大量乘客的船停靠到这里？不可能。
排长让李全有看三面高地的顶上。那里站着密密麻麻的日本兵，月光照着他们的武器，每隔一段就架设着一挺重机枪。
“这是怎么了？还等什么呢？”
这样的提问已经没人回答了，战俘们有的站不住了，坐下来，饥饿干渴使他们驯服很多，听天由命吧。
这样等把月亮都从天的一边等到了另一边，船还是没来。本来冻疼、冻木的脚现在像是不存在了。被捆着绳子的手腕也从疼到木再到不存在。
“妈的，早知道不该让他们绑上手的！”
“就是，要是手没绑着，还能拼一下！”
“传单上还有他们司令官的名字呢！”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冻死也要饿死了！”
李全有不断回头，看着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他们看起来也在等待，那一挺挺机关枪是十足的等待姿势。从月亮和星辰的位置判断，这是三更天。
过了四更，中国战俘们多半是等傻了，还有一些就要等疯了。伤员们你依我靠地躺着，有的是几个合盖一件棉大衣或棉被，此刻都哼唧起来：三更的寒冷连好好的皮肉都咬得生疼，别说绽裂的皮肉了。只有一个少年伤兵睡熟了，就是王浦生。
此刻王浦生打盹的地方离李全有隔着七八个人。伤员们得到一项优待：不被捆绑。
李全有又一次回过头，看见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后面的天色亮了一些，把密密匝匝的钢盔照得发青。他刚把脸扭过来，就听见一声轻微的声响，轻得他不能确定是不是错觉。那声音应该是持指挥刀的军官干脆利落的手势——刀刃把气流一切为二的声响。李全有是个聪明也狡猾的士兵，会打会杀，也会逃会躲。尤其后两种本领，使他当兵当到而立之年，还全须全尾。
就在他听到这微妙声响时，他脑子一闪，他要第一个倒下。这就是说，在他不信赖任何人，尤其不信赖敌方的老兵的内心，冥冥中知觉自己和五千多个兄弟在走进日本人下的套。日本人下套的用心是什么，他一直猜不透，但他明白套已经完满地收口。下套的人都不会有良好用心，因此他在听到这一声轻微响声时，眼睛迅速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脚边。他离江水三四丈远，没指望朝那儿逃生，脚的右边有一处略凹的地面。
此刻所有中国战俘都听到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人说：“他们要干啥？”
回答他的是十几挺同时发射的机关枪。
而李全有已照准他看好的凹处卧倒下去。
一个战友的身躯砸在他身上，抽动着，头颅耷拉在他的背上，他立刻浸润在热血和脑浆的淋浴中。另一个身躯朝一边滚了一下，又朝另一边滚，顺着坡势滚到凹处，最后李全有觉得自己的下腹被重重地压住。垂死的生命力量真大呀，压住他的躯体不断向上拱起，腰部被撑成一个弧形，疼痛使躯体重复这个高难杂技般的动作，但每重复一次，弧度都在缩小、扁平下去，生命的涟漪就这样渐渐平复。李全有明白，人的脏腑原来也会唿唤，拱动的人体从脏腑深处发出的声响真是惨绝人寰，又丑陋之极。
枪声响了很久，盖在李全有身上的尸体被毫无必要地枪杀了再枪杀，每一次被子弹打中，那渐渐冷却的肉体都要活一次，出现一个不小的震动，震动直接传达到李全有身体里，扩散到他的知觉和魂魄里，因此他也等于一次次中弹。
等到四周安静了，战友流在李全有身上的血和其他生命液体已凝固到冰点，日本兵们从高地上下来。他们开始是设法在遍野的横尸中开路，发现很艰难，有的皮靴干脆踏到尸体上去，他们叽里哌啦地抱怨什么，或许靴子被血和泥毁了。他们一边走一边用刺刀和脚尖拨拉着中国士兵的尸首，昨天他们还相信要去吃馒头和罐头鱼呢！善良好欺的中国农家子弟，就这么被诱进了圈套。日本兵们打着哈欠，聊着，顺便朝那些看上去有一点活气的尸体扎上几刀，李全有就这样听着他们一路聊过来，扎过去。
李全有的一条腿感觉着潮冷的江风，但愿日本兵能忽略它，错把它当一条死去的腿。几分钟之后，他那条露天的腿就被一个日本兵盯上了，扑通一声，刺刀进入了他大腿上那块厚实的肌肉。肌肉本能地收紧，使刺刀往外拔的时候有些费劲。李全有一口暴出唇外的牙咬得铁紧，把那条腿伪装成毫无知觉的尸体的一部分。一点动掸就会前功尽弃，招致第二次枪杀。第二刀下来了，扎在第一刀下面一点。钢刀的利刃刺进皮肉，直达骨头的声响李全有自己都能听见。他整个身体都是这宰割声音的音箱，把声音放大了若干倍，传播到脑子里。因此在钢铁和肉体的摩擦声使脑子“嗡”的一下，全部的知觉记忆思维都刹那间被抹去，成了一片白亮。等到第四刀扎下来时，李全有觉得膝盖后面什么东西断了，断了的两头迅速弹回大腿和小腿，那是一根粗大的筋，这个断裂让他脑子里的白亮漫开了，漫向全身。
彻底的安静让李全有苏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他知道自己活着，饥饿和干渴都过去了，他全身来了一股重生般的热力。
他等待着机会，一直等到天再次暗下来，他才在尸体下面慢慢翻身。这个翻身在平常是绝不可能的，再高难的军事训练也不能让任何军人完成它，他的两手被绑在身后，一条腿废了，全部翻身动作只能依靠另一条腿。
大概花了一个钟头，他才由伏倒翻成侧卧，侧过来就方便了，可以用一边肩膀、一条腿爬行，他小心地挪动，把动作尽量放小，现在他不能确定日本兵已经撤离了刑场，天色越来越深暗，他越小心的行进引起的伤痛便越猛烈，他不断停下，抹一把掉进眼里的汗滴。夜晚来临时他走了五六米远，这五六米的强行军把他浑身汗湿，两天的干渴居然不妨碍他出汗。他这是想往江边爬，无论如何要饮饱水再作下一步打算。
这次他停下来，是因为听到了轻微的声音，他浑身大汗马上冷了，难道日本兵真留下看守死尸的人了？他喘也不敢喘，用肩膀堵住大张着的嘴，再听一会儿，那声音说的是中国话：“……这里……伤兵……王浦生……”
李全有寻找着，四周没一个像活着的，他屏住唿吸，一动不动，那声音再次出来：“……救命……”
他听出这是个男娃娃的嗓音，临时抓壮丁抓来的男娃娃不少。男娃娃把自己的虫鸣当做唿喊，以为方圆几里都该听得见。
李全有找到了同样被尸体掩盖着的王浦生，他的肚子挨了一刀，要不是一具尸体的小腿搭在他肚子上，他就被大开膛了。李全有见王浦生两个嘴角往面上裹的绷带里一扯一扯，知道小兵疼得欲哭无泪，便说：“不许哭！哭我不带你走了！你得想想，咱这是多大的命，多大的造化，才活下来的！”
小兵绷住了嘴。李全有让小兵想法子解开他绑在背后的双手。小兵用他毫无气力的手开始作业。解了一个多钟头，两人几次放弃，最终还是解开了。
现在以四缺一的肢体行动的李全有方便多了。他先爬到江边，同伴的尸体在江水上筑了一道坝，他得把一些尸体推进水里。然后他灌了一肚子血腥冲脑的江水，然后又用一顶棉军帽浸透水，爬回王浦生身边，把帽子里的水拧到小兵嘴里。小兵像得到Rx房的婴儿一样，干脆把湿帽子抱住，大口唆吸。
等两人都喝饱水，李全有和王浦生并肩躺着，嘴里各自叼着一根烟杆。李全有自己的烟杆一直揣在身上，他为王浦生在近旁的尸体身上摸到一根烟杆。
“娃子，现在咱弄了个水饥饿，再抽一袋烟，精神就提上来了，咱就开路逃生去。”
王浦生十五年抽的第一袋烟是在死尸堆里，这是他怎样也料不到的。他学着李全有吸一口吐一口，希望李全有说的是真的，真能靠它长精神。
“人没水喝，三天就死，有水喝，要活好大一阵呢。”李全有说。
一袋烟的时间在这个死人滩上就是大半辈子，烟抽完李全有觉得王浦生再是个负担他也撂不下他了，但带着肚肠流出来的小兵逃生，靠自己不全的四肢，几乎不可能，李全有在抽烟时已经看好了路线，三面高地环抱的江滩，只有一面有爬上去的可能，日本人相中这块滩地行刑，考虑是周全的。相中这块地形，也在于它容易处理尸体，把它们全推进江水就妥了。
李全有在一具连长的尸体里找到了一个急救包，把它撕开，拉出里面的急救绷带和药棉。急救包里还有一小管药膏，李全有估计它无非是消毒消炎的药膏，便将它敷在药棉上，对着王浦生肚子上那个窑隆一堵。王浦生嗷了一声。
“看天上，咋飞来飞机了？”李全有说。
王浦生用疼得泪哗哗的眼睛瞪着夜色四合的天空，李全有把露在表皮外的那一小截肠子给杵了进去。
这回王浦生嗷都没嗷就昏死过去了。
李全有想，好在饿了两三天，肠子饿得干净透亮，感染的危险小一些。他在王浦生身边等着，等小兵醒来好带他走。小兵万一醒不来，他就独自逃。
小兵王浦生的气息非常微弱，将断不断。有几次，李全有的手指尖已经感觉不出一丝热气从小兵嘴里出来，但仔细摸摸，发现小兵的心还在跳。
李全有知道，越等下去，逃生的可能性就越小，敌人最终会来处理这几千具尸体，也许天一亮他们就要来了。而这个年轻的小兵就是不醒来。他发现自己紧紧攥着两个拳头，不是因为腿伤的剧痛，而是因为等待的焦灼。
也许李全有动摇过，想抛下小兵王浦生独自逃生。但他在向戴涛讲述这段经历时，没有承认，他说他绝不可能那么缺德，得到王浦生的帮助，解开了捆绑，而反过来把生死未明的小兵扔下，他坚守着王浦生，守到天蒙蒙亮。
天启明时，王浦生醒了，一双黑亮的眼睛在尸体一般灰白的脸上睁开。他看看躺在他身边的李全有，两人合盖着一件被血浆弄得硬邦邦的棉大衣。李全有说：“娃子，咱得走了。”
娃子说了一句话，但太轻了，李全有没听清。
“啥？”
娃子重复一遍。李全有明白了，娃子说自己走不了，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想再遭那疼痛的大罪。
“你让我白等你一夜？”李全有说。
王浦生求他再等等，等他肚子不疼了，一定跟他走。
李全有看看越来越白的天色，把王浦生一条胳膊背在自己肩上，他还算训练有素，能单腿趴着走，肩上还拽着个人。小兵不到一担麦重，这是好处。
雾气从江上升起来，可以当烟雾弹使，这又是个好处。大好处。
爬了八尺远，听见雾里传来脚步声。李全有趁着雾的掩护，立刻挤到两具尸首中间。心在舌根跳，一张嘴它就能跳出来。
脚步声在三面高地上响着。不是穿军靴的脚发出的脚步声，接下去李全有听见有人说话了：“……有好几千人吧？……”是中国话！
“还看不清，雾太大了。狗日的枪毙这么多中国兵！”
“个狗日东洋鬼子！”
从口音分辨，这几个男人说的是南京地方话。并且年纪都在四五十岁，李全有分析着。
“那我们才这几个人，要干多少日子才能把尸首处理掉？”
“个狗日的东洋鬼子！……”
他们骂着、怨着，走到高地下面。
“都甩到江里，还不把江填了？”
“快动手吧，不然狗日的讲不定就来了！”
男人们蚂蚁啃骨头一般动作起来。
李全有想，现在暴露比一会儿暴露可能有利一些，因为日本人随时会出现，就是这些中国人想救他，在日本人眼皮下也是救不成的。
于是他喊了一声：“哪位大哥，救命！”
所有的议论声刹那间静下来，静得江涛打在尸体上的声音都显得吵闹。
“救命！……”
第二声唿喊招来了一个人，这人谨慎地迈腿，在尸体的肩、头、腿、臂留的不规则空隙中艰难前进。
“在这儿！”李全有用声音在大雾中给他导航。
有一个人带头其他人便胆大了，从尸山尸海里噼出的小径朝李全有和王浦生走着，他们几乎同时下手，把李全有和王浦生抬起，向高地的一面坡走去。
“不要出声！”抬着李全有的一个人说：“先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天黑了再想办法。”
从江滩到高地顶上，李全有得知这种穿清一色黑马夹的人是日本军队临时征用的劳工，专门处理秘密枪毙的中国战俘。
这些埋尸队队员在苦力结束后，多半也被枪杀了，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清晨，埋尸队队员尚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同样的惨死。没被枪杀的有些因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最低一档的汉奸，有些纯粹是因为幸运，还有个把聪明的，在后期觉得靠干这个挣薪水口粮（挣得还不错）不是什么好事，突然就消失了。总之，是埋尸队中活下来的个别人，把他们的经验告诉了我姨妈那类人——那类死了心要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日本兵在南京屠城的事件追究到底的人。
军人们进入教堂的第二天早上，阿顾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