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煞，首都被更名。十三、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从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就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水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义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三八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艘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的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在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的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可《资本论》对中国也不帮忙啊。中国得从扫盲开始。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