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下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部黄包车。七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滨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通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现了。他上来抱住我。
他说：你这个坏丫头，石膏都锁不住！我急疯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吗？你父亲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你去哪里了？
现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行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妇。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时扫视一眼身后。老爱尔兰人让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脏水，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彼得不像我，拿美国护照，玩儿火玩儿得起，他是难民，德、意、日联合之后，纳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们的恶毒意图。
彼得也往我身后看看，低声问我是否有人跟踪我。我说这一会儿没有，不过我从医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图滚出上海，一定彻底惹恼了他们。他说，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有人跟着我。我说谁知道。他看着我的脸。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我可能感觉自己非凡，做了占领军的敌人。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来。我点了一份香肠和芥末，他只点了一杯咖啡。他说他母亲一定准备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话她会失望。
他从来没提到过要邀请我见见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让他慌了一下神，然后说：我在攒钱，想租一个像样点的公寓，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点。现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没体统，没体面，我父母绝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说：我父亲想请你们全家去做客。其实我父亲说过，别逼他见彼得的父母，不然真成了儿女亲家了。他怕我心血来潮一过去，说不定又去找个中国人家的小子。
不知你是否知道：那个年代亚洲人和其他人种生的混血儿是最贱的人，不仅父母两个种族都不认你，外族人更把你看成猫和狗杂交的怪物。
现在上海的房租涨得太高了。老爱尔兰人给你的工资大概只够租个亭子间。我说。
上海什么涨得不高呢？他悲愁地笑笑。他指指周围，这里的点心都涨价了。这个咖啡店的老板是从他亲戚那里贷款开的店。高利贷。
我拉住他的手。他的手没有曾经那样柔顺消极，那种贵族式的不实际，现在他的手主动多了，反过来紧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转动我母亲留给我的老玉手镯。我眼里的笑意不善，他马上捏痛我一下。
你心里在说，高利贷最先是我们犹太人开始的，是不是？他下巴颏支在桌沿上，手改道了，到桌下来摸我不久前从污泥浊水里拔起来的小腿。
我说：还有更可笑的。我照搬他的姿势，手到桌下去找他的手。石膏背心只允许我手指尖触碰到他的指尖。
他问：什么？
我说：据说是犹太人建立了借贷传统，所以把犹太人杀了就不必还贷款了。这才有两千多年来的一场场大迫害。
他说：你还笑！他把手抽回来，坐直了，坐成一个悲愤的对立面。
我说：你知道美国人排华的时候列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梳辫子、挑担子、裹小脚，还吃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海里的虫子——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它叫虾。还有一条重大的理由，中国人肯多工作少拿钱，变相地复辟了奴隶制。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代价是林肯的生命，迫害华人驱赶华人是保卫以林肯的生命换来的自由。
他说：今天我不想谈这些。他把两个拳头揉进他的深眼窝。他给唐纳德医生奴役了一个礼拜，实在乏了。我们谈些快乐点的事，好吗？
我说：我父亲已经给我伯父写了信，两个月之内，经济担保书就会办好。
他说：他肯定会给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办这么重大的担保吗？
接下去我告诉了他一件好玩儿的事。旧金山移民局把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入境美国的中国男孩儿叫做“纸儿子”。因为一九○七年旧金山来了一场大地震，接着又来了一场大火，烧了许多房子，包括移民局大楼里所有的档案，所有中国人是否入籍的记录全给抹了。当然，他们入境出境的记录也都没了。谁想有多少个儿子就有多少个儿子。他们跑到移民局填写自己留在大陆有多少多少个儿子，然后用这些个胡乱填写的“儿子”名额把中国远亲近邻的孩子们接到美国。我爷爷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不够，又把他兄弟姊妹的儿子都变成了他的“纸儿子”。
我说：我们在移民局官员眼里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脸好看了，笑起来，我的故事娱乐了他。
他说：妹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庆幸那天去莫里埃餐馆考试。
我说：我想说的是我伯伯他们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里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经济担保吗？他们有的是办法。华人在美国的公民权缺项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证之类。不过办一张纸的担保，是太小的一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