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给我买了一本美国护照？
没有卖的。就是有，我也买不起。但我给你弄到了一本护照。
他把手抽开，说：你得给我点心理准备。到底是怎么弄来的护照？我连相片都没给过你呀！
他的黑眼睛越睁越大，黑色放射开来，恐怖似乎散布到周围。
彼得，听着。我用干练的口气说道。我的口气是那种干缺德事的人，颠倒是非，头头是道。有个人叫杰克布·艾得勒，美国公民，三三年从德国逃亡的难民。你进入美国国境的时候，就是杰克布·艾得勒。他和你长得很像，就是眼睛和头发颜色不一样，但相片上看不出来。你把头发染得浅一点，一定没人会发现你们是两个人的。
可是……我还是不懂。他说。
我没办法，只好把事情再讲清楚些，否则他以为我谋害了艾得勒先生。我告诉他，我如何千辛万苦地把杰克布哄上船，哄到了上海，就是谋取他的护照。在我讲到艾得勒先生在爱尔兰酒吧如何跟人赖赌债，又如何偷窃意大利厂主的罐头，我尽量把艾得勒讲成一个喜剧人物，可悲可恶的丑角，暗示彼得：跟这么个丑角，像我这样的女子只能毫不留情地利用。
他说：他真的非常像我？
原来他不放心的只有这一点。
万一被美国移民官看出来怎么办？他盯着我。风险会很大吗？
冒这种风险远比冒风险留在上海，被“终级解决”掉要好得多啊，我说。为了消除他的恐怖，我告诉他，唐人街的许多人都用一张医疗保险卡看病，我小时候就把自己的医疗保险卡给我几个表姐们用。她们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我的保险卡出入大医院小诊所，护士看看身份证上的相片，最多说一句：这是你几年前的照片吧？
彼得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基本被我说服了。他这样一个医科大学优秀生能干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的事，非但不让我吃惊，反而让我心疼。我本性就不安分，爱犯规，但彼得不是。我牺牲杰克布和我自己，为的就是保住彼得的纯正。那略带书呆子气，略有些古板的纯正。
他终于恍悟过来，问道：那这位艾得勒先生没了护照，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
他说：这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吧？
我又耸耸肩，抿嘴一笑。他对这个叫艾得勒的牺牲品于心不忍。
彼得说：丢了护照，他会设法跟美国方面取得联络，挂失什么的。万一他这么干了，可能对我不利。我拿了他的护照也没用，号码已经挂失了，我登上美国海岸，不成了上门投案？
我暗暗地出了口气。原来他并不是担忧杰克布·艾得勒没名没姓没身份，一旦从上海和中国逃走该怎么活。他担忧的是这个金蝉脱壳阴谋不够完善。别忘了，不做到尽善尽美的事，彼得宁可不去着手。
我说做什么事都会冒险，全看值得不值得。梅辛格和日本人要在犹太新年之前实施“终极解决方案”，与此相比，还有什么风险算得上风险？只要你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拿到他的护照。然后我们就消失掉。
我一边设想编排，一边吃惊自己阴险残忍。
彼得的眼睛大睁着半天不眨。他一定也在想，面前这个年轻女子还是他认识的那个May吗？她是多么铁腕冷血。
艾得勒会动用警方找你的。彼得说。
他并不是在重新认识我，认识一个干得出缺德丧良的事情的我。他还是在吹毛求疵，把阴谋进一步完善。
不可能。我说。
怎么不可能？
你会吗？假如我突然消失了，你会马上想到我和你一切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套子？
彼得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爱你。
我说：杰克布也爱我。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痛了一下。杰克布比彼得更爱我，是这个事实，以及我对于这事实的承认让我心痛了？
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再回到那个点上：艾得勒发现你不见了，警察也找不到你，然后呢？
彼得看着我。他在做论文答辩，一丝不严谨都有可能被挡关，所以他必须提前给自己层层设障。
我说：然后我们先躲藏起来，等待时机逃到澳门。
他说：他一旦向警方报案，你在上海就可能非常危险。万一一时去不了澳门的话，你就成在逃犯了。那怎么办？
我耸耸肩。我的意思是走一步说一步，你彼得的小命都捏在梅辛格和日本人手里，除了鱼死网破，还有什么选择？
彼得咂了一口德国白葡萄酒，吞咽得很慢，一边转头看看窗外的雨。
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桌旁，问菜肴是否合我们的口味。他看见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几乎是原先的分量，飞快地看了看彼得的脸色，小声说，犹太人中间竟有日本人的内奸，真不是东西！那几个闯进大拉比会议的犹太英雄刚从华德路会堂出来，就被捕了。一辆神秘的大型吉普突然开过来，跳下来几个亚洲人，用棒子一阵乱打，然后就把他们绑上了车。
彼得看着前喜剧明星的老板，眼睛几乎不眨不动。一双眼睛能盛得下那么多无助和恐怖。
我问老板，在这里聚会的人是否知道正在飞速恶化的局势。
老板说谁也搞不清这群人里有没有暗探，所以他只跟他的至交谈论这件事。其他人也在交头接耳，但只跟自己彻底了解的人交头接耳。这年头货币贬值，食品昂贵，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所以为了每天一顿丰足的晚餐，个别犹太瘪三人不做了，去做狗。
做日本狗的中国人多得是，我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老板用耳语问彼得。我和我妻子都在谈论偷渡澳门，再从那里绕道，去美国或者澳洲。我们在求美国和澳洲的亲戚，希望他们能帮忙，真是难为情得很，这些亲戚我们从来没见过！
彼得说：即使有经济担保书也不行，美国移民局还要看你在奥地利的纳税证明，还要警察局开的五年内无犯罪记录。
前喜剧演员说：早就知道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把我们这些犹太佬当回事，这种时候了还刁难？我们给杀光了关他们屁事，他们的国门还是只对我们开一条缝！
老板娘从他背后拍一巴掌，说他疯了，喊什么？喊给内奸听吗？
那就在这里让他们解决？老板对老板娘张着两只手，然后又转过来，面向彼得，这个姿态蛮有喜剧感。
彼得说八千英里，花一大笔船票钱，到了这里来，被“终极解决”，呵呵呵……
老板娘那双极具表现力的眼睛瞪了一下彼得。彼得说没事，暗探们都是下三烂，不懂英语。晚上好，他对着远处招招手：你们这些吃屎的犹太蛆！接着又是一阵毫不快乐的大笑。
彼得忙得一天都没吃饭，酒量酒风又都不好，这会儿一杯酒就在他空空的腹内兴妖作怪了。
我赶紧拉着他离开餐馆。马路上的水已经涨起来。彼得看见一个打伞的犹太男人站在门廊里，便叫出他的名字，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毕勋路上的犹太俱乐部。男人问他肯付多少钱。彼得请他先开价。这么大的雨，双倍车钱。好的，没问题。
五分钟之后，男人把一辆黑色汽车开到餐馆门口。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牌子，什么年头的产品，因为它是肢解了好几辆车拼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