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景物在记忆的黑暗中突然闪现。闪现这词不如英文“PＯP”，十分动感，带有声响，并带有爆破力。“PＯP！”某个记忆中的场面或景物“PＯP”上来了。
在我的一生里，不断“PＯP”上来的景物和场面可不少。我的一生不算短啊，在我十岁那年，几个白人少年从中国人的水产商店买了一条活鱼，是鲤鱼还是鲫鱼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条一尺左右活蹦乱跳的淡水鱼。他们一口一个中国佬地叫着：“中国佬最恶心！居然吃活着的鱼，连头带尾地吃，肚杂也吃！”白人男孩儿们让一个老中国佬当他们的面把鱼的鳞剥下来，要像表演那样，细细地刮，让他们不错过任何细节，看着鱼怎样扭动痉挛，尾巴狂扫。一面看，他们一面说中国佬真残忍，简直是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天哪，看他们就这样刮鱼鳞，慢慢处死一条鱼！然后他们叫老中国佬剖鱼肚子，从里面取出五脏六腑和鱼卵，鱼继续弹跳挣扎，在自己一堆脏器旁边扭过来扭过去，嘴巴张到最大限度，腮帮子支起来，支得大大的，露出一鼓一鼓的血红的腮。男孩儿往后退缩，蓝眼球，灰眼球，褐眼球比鱼还痛苦恐怖，同时说，狗娘养的中国佬，看见了吧？他们把鱼养在水缸里，就为了要这样杀它们，活吃它们。那些眼神不光是恐怖和痛苦，而是超饱和的疯狂喜悦。老中国佬不懂英文，对他们笑笑，表示他还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他把鱼卵和鱼泡摘除下来，满手是血，又在一堆脏器里摸出一块肝，摘下里面的胆囊。这时男孩们惊呼一声，鱼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血红的一颗，如同自己泵压汁水的成熟樱桃。
男孩儿们看着看着，一个个伸出食指，去拨弄那颗裸露的心脏。他们把心脏放到鱼的脸庞边，看着鱼对自己心脏瞪眼鼓腮，大张其口，都被这道奇观震住了。鱼一直在扭动身体，一会儿头尾着地，身子向上形成弯弓，一会儿是腰部着地，头和尾向一块儿靠拢。渐渐地，在那蓝、灰、褐色眼睛的追光中，那弯弓的幅度变小了。心脏却还在强有力地搏动，一下一下，搏动出鱼在水中的活泼自在；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跳了，它失去了鱼的美丽身躯为它遮体保护，在一双双眼睛的瞪视下，赤裸裸地跳动，是可悲的。可它跳得非常奋力，就在它死去的躯体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跳，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男孩儿们去上学了，嘱咐老中国佬替他们保存那颗活着的心脏，他们放学之后来取。
当时十岁的我觉得莫名的不适。我希望鱼的心脏不要再徒劳地跳下去。它原本是为一个生命跳动的，是为了一桩使命跳动的，而它并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结束了，只是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在演出。
那颗心脏一直跳，一直跳。男孩儿们直到天快黑，水产店就要关门的时分才回来。老渔佬把心脏和鱼各放在一张油纸上，鱼的肉体外撒了层薄盐，男孩儿对不再感觉疼痛的鱼的遗体早没了兴趣，他们惊呼着围着外表已有些干燥变色的心脏，看它一起一搏，一起一搏……
我们家的一个洗染店就在这家水产店对面，我从七八岁开始，就会站在凳子上点查柜台上客户的衣物。这个傍晚，我看见三个白种男孩托着那颗赤裸裸的心脏走过去。这颗小小的中国鲤鱼心脏一直跳了多久，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颗裸露的小心脏跳动的情景，在我长长的一生中，不断从我记忆中“PＯP”出来，我不知道它向我喻示什么。它不断地“PＯP”总是有它的道理，它一定想让我明白它的寓意。可我一直不明白，因此它一直“PＯP”出来。有时我的眼皮下，我的太阳穴，我的脖子和锁骨交接的地方，都是它在一起一搏，它好像说，这意义有什么难理解呢？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在我和彼得对视而坐的时刻，我发现这颗小心脏就“PＯP”出来了，在头顶的灯泡钨丝里起搏，让我非常紧张、不适，让我无端地想到彼得和我，挣扎求生，也许注定不可逃遁。也许我们挣扎在一个巨大的掌心上，那掌心可以随时合拢，掌心上方一双双巨大的眼睛，射出惊讶、好奇、亢奋、狂喜的蓝色、绿色、灰色、褐色追光。我们赤裸裸的挣扎在这些眼睛的追光中是徒劳而可悲的，是他们一个短暂的娱乐。
整个犹太难民社区，两万多手无寸铁的肉体和心脏，在更加巨大的掌心之中，何况又不止如此，他们的上空，被蓝色、绿色的日尔曼眼睛，黑色的日本眼睛射出的追光罩住……
我和彼得常常在十一点以后约会。我这次在医院门口等到他，就来到这家不比壁橱大多少的咖啡馆。老板是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六十多岁，跟妻子把一个前自行车棚改造过来，摆上家庭式的桌椅。只有三张桌，但咖啡极好。
这天晚上我带了个好消息来，温世海把另一半盘尼西林的费用付清了。世海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虹口公园门口见面，然后把一卷法币塞在我手里就走了。他现在已然是个身手漂亮的江湖侠客。我问他为什么让一个陌生人去彼得那里取药，还用手枪威胁，他说地下党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接头地点出现两次。
喝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口，一开口所有的温情就会荡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出上海，到处是卖房子卖家具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具皮包骨的尸体。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处处有孩子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色匆匆的无数腿脚之间。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干的事。
我们绕开最最敏感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一切就绪了？
一切就绪。
老头老太太看我们这样一对情侣缺点什么：鲜花或蜡烛。一会儿，老太太把一支蜡烛点燃，放在我们桌上。蜡烛是假的，石头中间有个洞，里面放灯油，外体漆成蜡烛的黄白色。火苗一呼一吸。那颗小心脏又“PＯP”在火光里。
无端地，我想到杰克布。他带着伤又投入了什么活动。更加神出鬼没的活动。也许他也在日本人和梅辛格的掌心中，像鲤鱼心脏那样，自以为强有力地跳动，跳给他们看。不死的心脏不知道它有多么可怜，被日本人、梅辛格看着，娱乐着。也被我和彼得看着。
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像这颗小小的心脏这样不甘心，它要给你看看，你剥掉它所有的掩体和保护它还要跳动，它面对粉碎性的伤害，傻乎乎地跳，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ＯP”到眼前。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
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做优生优育。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出大汗，只想早点结束这种有问必答的局面。长统袜温热地绕在膝盖部，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我谈到******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房东按照合同来修马桶，发现扳手被扳断，便说这是损坏器械，应该由房客付买配件的钱。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争了一阵，争执不下，求援于母亲。寇恩夫人便轻轻一翘下巴颏：拿钱给他，不就是两个钱吗？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着，瞧不起对方也瞧不起自己，这场争执谁也不怪，只怪贫贱。
寇恩先生还在和彼得交谈。他们是那种绝不在不懂德语的人面前讲德语的人。他们不能容忍那样没教养的行为。他们的教养提醒了寇恩夫人，她对我笑了一下，请我务必原谅她说了德语。寇恩先生问彼得到了美国没有工作怎么办。彼得说可以先用带去的钱生活一阶段，然后从最低的工作做起，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工厂上工，听说美国的工人挣得不错。
寇恩先生转过头来问我：May，他说的可行吗？
我心想，彼得把美国调查得比我还清楚。但我表面上装得跟他一样胸有成竹，有板有眼：可行的，美国工人有工会保障收入。
寇恩先生说：以后彼得还要靠你多关照，May。
我说当然会关照彼得。
他们以为我是谁？人口走私贩吗？彼得在我出现在他家之前，到底把我说成了谁？假如我没有一再提出要见他的父母和妹妹，我对于这个家庭是什么？是千千万万帮助了犹太难民的中国人？就像从中国员工那里抠出口粮工钱，聘用犹太难民的菲利浦？
后来彼得告诉我，他们的家规很严，属于最保守的犹太家庭，不主张儿女和外国人通婚。我顶了他一句：“尤其是中国人。”当然是在脑子里顶他的，但我敢说，假如我真说出口他会默认。即便他们在踏上中国国土之前对中国人没概念，住了两年也不一样了。中国人的苦难之深重让他们胆战心惊，这不是一世一代的贫穷苦难，这贫穷苦难一看就知道是几千年的累积。而我就是他们之一，是那个往墙根一蹲就吃东西，或打盹，或解手，或死去的庞大人口的一分子。
彼得的妹妹再次走进来。这次她用英语说：该是去某某家做萨巴士的时候了。
彼得立刻跟我说：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说不行，我晚上有约会。
彼得叫我把那约会取消。他说假如我不想和他父母一同去他们的朋友家参加萨巴士，他可以在晚祈祷后和我去溜冰。
他是够敏感的，明白自己得尽快补救这次不太成功的会见。不成功谁都怪不着，每人都尽力而为了。或许除了敏感的彼得，其他寇恩家成员都会认为成功极了，不是偶然还有哈哈大笑吗？前银行家寇恩先生的哈哈大笑特别讨人喜欢。
我说好吧，那就去溜冰。
他们家里的人要梳妆更衣，我知道他们在急切地等着我回避。但我的长统丝袜马上会把我窘死。西装裙刚过膝盖，只要我从椅子上站起，长统袜立刻会让我成为他们记忆中最狼狈的中国人。
我急匆匆地用上海话告诉彼得，我正面临的危机。
彼得礼貌而温雅，请我再说一遍。
我指指大腿，又说一遍，一脸气急败坏。
指大腿的动作和气急败坏的表情都十分不雅。彼得脸涨得通红，问我需要不需要他妹妹来解决我的麻烦。他不想让他父母看出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亲近到了可以讲女性的麻烦。我没办法，只好用一只手拎着又紧又窄的裙子里面的袜筒，希望自己能保持个完整的形象从椅子走到门口。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口，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子），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什么东西都爱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溜冰也是。我喜欢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紧身裤，戴小帽子，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干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套。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点多了，还是喝彩、口哨、欢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跳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牵手，热风擦着面颊而过。我原来心里的窝囊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享乐是恶性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干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器、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自我厌恶到了极点。我真是无救。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
我终于叫了一辆黄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