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厨房在院外，对着大门，这样就不会让炒菜烙饼烤全羊的气味飘到客房里了。补玉跨进厨房，吓了一跳，从昏暗里站起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杯。
“没开水了，”那人说。
补玉这才看清他。他是昨晚来的客人，姓张，登记簿上他的全名叫张亦武。补玉山居开张的第三年他就来住过一次，为了上山找刻图章的石头。后来再来住，就不是一个人来了，跟他一块来的女人比他个头稍高一些，大概也有五十五六岁。两人一把岁数了，只要得空就手牵手。有时吃饭不挨着坐，隔着一桌菜两双眼还那么顾盼传情，假如有人注意他俩的相顾，两人都会害臊，犯了错误的少男少女似的。最奇怪的是两人从来不住一间屋，男的住男客房，女的住女客房。山居共有四间集体客房，垒了大铺炕，年轻人结伙来玩喜欢在炕上疯，尤其天冷的时候，炕烧得暖洋洋的，炕上十来个人能“嘎嘎咕咕”笑到凌晨。住宿登记簿上一向只登记张亦武一个名字，所以补玉后来在心里把跟他同来的老女人叫“蒋文丽她妈”，因为她和蒋文丽很象，只是大出一个辈份。有一次补玉问老张“蒋文丽她妈”叫什么名字。老张告诉她叫“文婷”。补玉又问，是姓“文”吗？老张说是的。补玉再见到“蒋文丽她妈”时便张口叫她“文婷大姐”，女人却没有反应。补玉并不生气，客人里用假名字的多了。补玉只是可怜他们，上了一把年纪，还扑腾到这大山里来做野鸳鸯，做鸳鸯也不实实在在地做，牵牵手递个眼波，水中月镜中花似的。补玉山居的集体客房一个床位四十元，加上每天三餐费用六十元，再乘上二，这一对老鸳鸯一天花两百元就牵牵手递递眼波，在补玉看是很不上算的。
“我这就灌了暖壶给您送去！”补玉对老张说。
“不用了，我们这就出门。”
补玉看看老张的打扮，一顶旧布帽子，一双旅游鞋，胸前挎了个傻瓜相机，很笨重老式的那种，在其他人那儿，早就被淘汰了。老鸳鸯们每回来都爱顺着河道往上游走，有人看见他们挨着坐在石头上吃饼干喝啤酒，或者捡一小堆石头，用放大镜一个个地仔细打量。他们俭省得可笑，啤酒是从北京超市买的，因为村里小卖部的啤酒要贵一毛多钱一罐。他们虽然寒碜，但不象一般客人的素质，从来都是把出去游玩时产生的垃圾带回来，扔进垃圾箱。补玉注意到老张手里的玻璃杯一直跟着他，好几年没变过。二十年人们都用这种用果酱瓶子做玻璃杯，外面套个塑料彩线编织的杯套，为装饰也为了防止烫手。老张的前果酱瓶外面的塑料线编织套颜色狼狈，看上去超过二十年高寿了。
“您回来吃午饭吗？”补玉问他。
老张已走到门外，槐树影子花碎地撒在他脸上。补玉突然看见了许多年前的老张。不，小张。退回去三十年，叫张亦武的这个男人应该是好看的。应该非常清秀，几乎楚楚动人：一张尖下巴的白净脸，笑起来窝进两颊的嘴角，小巧的鼻子。
“不了……”老张笑着说。
“午餐费可不退哟！”补玉俏皮地说。
“没关系。”
补玉看出老张为二十块午餐费心痛了一下。老张第一次来“补玉山居”时补玉就发现了他的不宽裕。那是五年前，“补玉山居”一个床位才十块钱。他问有更便宜的没有，回答是“没了”。他的脸刹那间空白了，能看出他预期的价钱和现实差异巨大，但他又像那种好面子，不愿还价的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假如赶回镇上，再去赶回北京的长途车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赶不上末班长途车就意味着得花更多的钱在县城住店。所以他痛下决心，就敲自己一笔睡个十块钱的昂贵觉吧。但他那十块钱的一觉睡得活受罪，大统铺上同时睡了半个团小组的男青年，（女青年团员们睡隔壁的大统铺）大半夜都在扯着嗓子相互逗闷子，因为他们想让隔壁的女共青团员们听见。女共青团员们果然听得见，不时爆发出大笑。
老张第二次来是和“文婷”一块来的。补玉打招呼：“哟，把老嫂子带来一块玩玩？”老张做看了“文婷”一眼，笑笑说：“这儿风景如画空气鲜美……”
那一次，老张去河南人开的小卖部买烟，回来问补玉，村里有没有卖便宜烟的地方。补玉问他花多少钱买了一盒“牡丹”，他告诉她十块。补玉说：“把烟给我。”她拿着老张刚买回来的烟转身就走。
小卖部开在进村的路边，一共四家，全是河南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最初漂流到北京当建筑民工，后来发现了这个不大的旅游点，就开始把河南的烟卷贩过来卖，从一个土坯房发展成六间大屋，用河滩上的石头垒墙，上面盖着桔红色瓦，经销上百种杂货。陆陆续续，这里的百货生意就被四个河南人包了。小卖部通风特差，一股肮脏的男寝室气味——脏袜子、方便面，一个月不洗的头发、张大嘴打呼噜的气味。店铺到了晚上就是卧房，成捆的纸巾说不定就成了“席梦思”。
“老乡，你这烟卖多少钱一盒？”补玉指着河南老板背后货柜上的“牡丹”。
“六块八。”河南人知道“补玉山庄”多有名。
“你是见一个人开一个价吧？”
“我一直卖这价呀！”
补玉从围裙兜里掏出老张的那包“牡丹”，往他面前一搁：“那你退我三块二。”
河南人看看烟盒，说：“没错啊，这烟是我卖出去的。六块八。”
“太阳还正当午呢，就说瞎话？”补玉话是揭露性的，态度却并不撕破情面。“咱都是做生意的，那些北京人都不傻，挨了坑以后不来了。你一人坑他们，等于咱们所有人帮你受过不是？”
“哎哟，你咋不信我呢？我一分钱没多收，六块八！”
“你卖了十块。卖给了那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小老头儿。”
“有证据吗？”
“到了拿证据的份上，你说还有意思吗？”
“没证据你咋就信那小老头？城里人有啥好东西没有？我在城里干了两年活，碰上十个城里人九个半是鳖日的！”河南人脸都紫了，微微发福的肚皮一圆一扁、一圆一扁。
补玉知道他是那种对城市苦大仇深的人。他的敌、友界限很简单：城里人、农村人。因此他觉得补玉对于城里人的袒护是叛变行为。
“城里人十个有九个半是鳖日的，那半个就是这小老头。你坑也坑错人了。”补玉说。
河南人不理她了。
“把三块二毛钱拿出来！”补玉口气难听了。她让他明白，要是她曾补玉咬上谁，谁还真得流点血落点伤。
河南人打算进里间去。
“你要耍无赖我能让你明天就关门。我去告诉住店的每一个人，都别上你这儿来买东西，我说你的烟全是假货，矿泉水全是河里灌的，方便面让耗子撒了尿，我挨个儿告诉他们去，我不嫌费事儿。”补玉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打定主意做一个极其讨厌的人。“我还有闺女、儿子，我能让他们帮我跑腿，散布你的坏名声！他们正放暑假，闲着也是闲着。”
河南人看见的确是个讨厌之极的补玉，这种女人各地的村子里都有，她们让你不死也脱层皮。这时老张从门外进来了，对补玉说：“算了，这回我忘了从北京带烟来，下回不在他这儿买了。算了……”
补玉更成了一只护小鸡的老母鸡，一只胳膊伸出去，把老张挡在后面：“你是住我店的客人，他让你吃亏就是让我吃亏，因为我的客人在这儿吃亏吃多了都不来了，我挣谁的店钱去？我没钱挣，算谁的？！”
老张不知该走还是留。
河南人说：“我就坑他了，你怎么着吧？”
“你听见了吧？”补玉把脸转向老张；“回头给我作证。我去村委会叫人来砸店。这号外乡人跑来败坏咱们村的名声，村里人非给这店砸了不可！”
河南人早就忘了他真正的对头是城里人，把所有仇恨集中在农民阶级的女叛徒身上。他说：“你去叫呗！”
“我还得叫民警呢！你这种流窜犯谁知都干过什么，到咱们这儿来没准是躲案子的！”
河南人已经把三块二毛钱拿出来了，往收银机旁边一拍：“拿走拿走！”
“怕警察了？！”补玉一把抓过钱，塞在老张手里。
“谁怕警察？你才怕呢！”河南人说：“你那店里住的狗男狗女经得住警察盘查？明里是旅店，暗里就是让那些男男女女奸宿的！你当你瞒得了谁？！”
补玉抓起收银台上的公用电话，递给他说：“镇派出所的报案电话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
老张这时候使劲拽了她一下。她没想到干巴小老头儿劲还挺大，把她拽得往后一趔趄。老张乘着劲头把补玉拽到门外太阳下，补玉眼睛的余光还看见那电话在台子边缘上悬吊着，弹璜状的电话线让它一上一下地升降晃悠。
这时补玉看着张亦武和“文婷”肩并肩顺巷子往外走，巷子尽头是柏油路，路的那边是河。老鸳鸯总是顺着河道往上游走，上游更安静，鸟兽多，人少。人要是相爱到他们的程度，这样走走、拉拉手，都是好的，都顶事儿。
女儿和儿子走过来，两人合担一担豆腐，是从村北边的豆腐店买来的。燕儿是大姑娘了，开店不离开她。补玉的“豆腐席”也是她拢得住人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