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嘴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太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做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在房东太太看来，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吞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太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太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的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对楼道中时常飘散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波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淡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开始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阳台上抽了一支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阳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太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儿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釆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的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太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象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地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地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忆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房东太太告诉我：“珍妮爱上你了。”我吓了一大跳。她说：“你看上去好像很恶心。”我想我当时的面部表情大概是恶心。房东太太又说：“这事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后来全楼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说我是爱男人的女人。房东太太说：“那也不妨碍女人爱你。”我觉得这个事实令我吃不消。当晚我做了个可怕的梦：一个女性裸体压在我身上。它浅粉的白种人肌肤的质感那样清晰，就像珍妮和我坐在桑拿浴室里我所观察到的。我在梦里拼命挣扎扭打叫喊唾骂。第二天早上，珍妮和我照面时眼皮一垂，带些羞涩与愠怒。我心里大惊：我的梦似乎被她知道了！从此后珍妮对我像对所有房客一样，彬彬有礼，保持距离。
我为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请教犹太心理教授，他诡秘地笑着，问我：“你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吗？”他马上说他绝不是在暗示什么。我想我无辜的在珍妮如山的陈旧记忆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滤去却无法滤去的创伤。爱的那个永远像珍妮这样忍气吞声，被爱的那个永远可以不负责任，坐享情谊。爱和被爱就这样遥远、沉默地存在，都很无奈。
我结束学业后搬出波西米亚楼。一个中国刚来芝加哥的医科学生向我打听租房行情，我马上推荐她去找房东太太。我对医科女学生说：“那楼特有情调，特波西米亚！”医科女学生不以为然。我又进一步蛊惑：“橡树公园城是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地方，是海明威的诞生地！”她说：“海明威？”我说：“就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呀！”她说她不认识。她看了房子后打电话给我：“这么贵的房租，里面墙上的砖都露在外面！”我还想就“波西米亚”再讲两句，转念，算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么可能去经验甚至欣赏它中间那感伤的、怀旧的、微妙至极的人情味呢？它将对那个人是个浪费。
而珍妮的耗费和投入在我这里，绝对不是浪费，我透过偏见、遗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记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