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艺术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一个“变法”时期，就是他（她）长期对自我、对艺术的求索，他（她）的思考和实践的积累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期然的转折，或说一个质的变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几句词，道破了艺术创作，甚至是人格发展的这个奇特现象。邬君梅就把她在《枕边书》的演出，看成她电影生涯的这样一个里程碑。
邬君梅觉得在这部片子里，导演彼得·格林那威把她挖掘得相当彻底。在全片拍摄结束后，她对彼得说：“我感到精疲力竭。我被完全地消耗了。”她庆幸下一部片子《宋家皇朝》的开拍与《枕边书》的杀青之间仅隔四天，“否则我很可能会进入一种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因为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变成了蔡子（女主人公）。”
一九九六年的坎城影展上，《枕边书》获得了“一种注目（CenainRegard）”奖项。此片以它惊世骇俗的对于人体的展示与探索使邬君梅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好莱坞近两年来最受关注的亚裔女星”。此后邬君梅听到人们对她的风传：“邬君梅在《枕边书》里暴露得浑身连一根纤维也没有！”她以她颇有名气的哈哈大笑来回答：“其实也没那么邪乎！没那么裸！……”她接下去用彼得的话纠正道，“不是暴露，是裸体；裸体是种艺术形式的人体。”对于裸体与暴露的区分，是文野之分，是趣味高下之分，亦是审美官能和生理官能之分。她说：“在看罗丹雕塑的人体时，你绝不会产生邪念的；并且也不会对他的人体模特儿想入非非。因为人体已经变成艺术家创作的工具，已不再是肉体了。”
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出身于电影家庭的邬君梅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拍电影，对于裸体，她却始终持保守态度。她说：“可能是因为我的中国传统教育，我一直拒绝拍有裸体要求的戏。”当彼得·格林那威邀请她出演蔡子时，她感到荣耀。因为彼得在电影界一直是最有个性的导演，虽然并不是创票房纪录的成功者，但他的作品一向被艺术界和知识界看做实验性和纯艺术的。经他发掘的演员后来都被证实为优秀的演员。但邬君梅几乎要谢绝这位电影大师的青睐。她对他说：“假如你要让我演，你就得把那些裸体戏删除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枕边书》是一部根据日本文学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其中生、死、性、爱都是通过在人体上的书写来表达的。也就是，人体是整部故事最深层次的语言，是语言之核。
彼得只是劝邬君梅通读剧本，并且要反复地读。邬君梅照办了。开始，她仅是遵照导演的意志去读。渐渐地，她感到她有了不断阅读它的冲动。她说：“这是一部很美的剧本，它既是极其的文学化，又十分有视觉感。我渐渐融进了它，它也逐渐融进了我。八个月时间，我就是反反复复在读这剧本，简直对它着迷了。到最后，我觉得我如果不去演女主人公，反而不正常不自然了。因为她在我心里已成熟了。我就对彼得说：“我准备好了。”
邬君梅总认为自己“傻人有傻福”。还在高中时期，就被《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齐选中，去演皇妃李文绣一角。从那以后，她又演了大大小小七八个角色，有配角，也有主角，有的也演得得心应手，但与《枕边书》中的蔡子相比，她认为那些角色都是一系列铺路石，是一场独奏的一场场预演或练习曲。作为一个女演员，她不认为自己有惊人的美貌，仅仅是“还过得去”，这反而倒使她立志去探索表演，追求丰富。不依赖青春和美貌反而使她自信，她说：“我的表演生涯一定会长寿的。西方最成功的明星大多是三十岁以上的，那种人格的丰满多有魅力啊，跟他们比比，那些青春美貌的小姑娘小伙子有什么看头！”她自信自己将成为一个演技派的演员。
邬君梅的自信还来自于她的人生观念。她说：“我首先是要做人，其次做女人，再次做演员。我不相信做演员必须放弃做个正常人、正常女人的乐趣。并不是非要经历极端的痛苦才能表现痛苦。假如你去踏踏实实做人了，那么你才能有人的各种层次，各种侧面，人的酸甜苦辣。并不是演戏的时候，一个演员才能丰富自己；平常做人，吃饭睡觉读书，与人交往，生活本身就在丰富你、提高你。”她常常对人提起英国女演员艾玛·汤普逊的一句话：“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邬君梅至今仍怀念《枕边书》剧组的创作气氛。尤其是导演彼得·格林那威，他以自己的艺术想法和激情把所有人的创作欲都充分调动出来了。他要求某个画面要像林布兰的画，或要求某处用光“要使皮肤发出琥珀的光泽”……在这样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中，邬君梅最初对裸体的不适很快消除了，她只感到自己已成了导演手中的雕塑泥，她以自己的内在去配合导演完成一尊雕塑。她对笔者说：“那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导演不断从我的表演和我的个性中得到灵感，去修正自己心目中尚未成形的女主人公。本来女主人公是个日本人，他根据我的气质把她改成了日本和中国的混血；又因为我的上海背景，他把蔡子父母的相遇地点改成了上海。其实我并不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不声不响的，彼得被我的幽默感逗乐了，而且不断在我身上得到新的启发。”据说彼得一贯和演员保持距离，但他和他的女主人公却相处得非常融洽。
当笔者谈到好莱坞以及西方在中国女性身上希冀的那种病恹恹、古老玩偶式的美，使西方银幕上的中国女性相当落俗套，包括化装和服饰，他们都以想当然的模式来处理，这种对东方女性不求甚解的认识，是否在彼得那里得到纠正。邬君梅说，因为这部作品并非写实，应该算作抽象或说超验的，他对这个女主人公的塑造，当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写意的。她再次强调：“彼得是个绝不随大流的导演。”
邬君梅对《宋家皇朝》的删减感到遗憾。她说正是因为那几场戏，她才同意去扮演宋美龄的，可现在把这几场戏删去了。她说：“一般情况下，自己的戏被删总是不开心嘛！哪个演员愿意自己得意的一些戏被删掉呢？”
不过邬君梅很少有想不开的事。若有，她对朋友回肠荡气地大笑一通，自信和从容就又回来了。她很喜欢“随缘”这两个字，演戏、做妻子，将来做母亲，她认为都是有种缘分在主导，所以不必太刻意追求。她说：“我也很喜欢不拍片的生活，看看佛书，也读读林语堂、张爱玲——我的这些素质和我妈妈很有关系。她总是让我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我那样大大咧咧、丢东忘西，她也只摇头微笑，苛责和惯使都在其中了，却表现得那么有节制，那样含蓄。”
邬君梅的自信和从容多半是从母亲的爱与支持中来的。她常说：“我要做个完整的女人，就像我妈妈那样的女人，她有一种平衡，使做女明星、做女人、做母亲全都和谐地成为一体，不矛盾。那是一个女人一生所能期望的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