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柳宗元（字子厚，773—819）在被贬谪到柳州（今广西柳州）期间曾写了一首《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就诗人而言，在我为情，在物为境。诗思的触发、诗篇的形成，往往是我与物、情与境交相感应的结果。也不妨说，在我之情与在物之境是诗歌的两大要素。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相成，两不相背。”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更指出：“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上面柳宗元的这首《偶题》，正是一首情境交融、物我双会的作品。如果设想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他身为逐客，远在异乡，独立庭院，百感丛集，这时，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心因“物色之动”而摇，辞因“情以物迁”而发。他的诗笔“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眼中的花尽叶落之境与心中的凄黯迷惘之情是融会为一的。
诗的首句“宦情羁思共凄凄”，是我心蕴结之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馀意。”这是因为柳宗元的身世与屈原有相似之处。他自二十六岁进入仕途，到四十七岁逝世，其间仅二十一年，但却过了十四年的贬谪生活。他三十三岁时被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后才被召回，可是，回到长安只一个月，又被外放到比永州更遥远、更荒僻的柳州。这首诗就是他到柳州后，也就是他的政治希望和还乡希望一度闪现而又终于破灭之后写的。联系
他在去柳州途中写的“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以及在柳州写的“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等诗句，就可以知道这一句中所说的“宦情羁思”是什么况味、什么分量。而正因为这种情思积累在心中已非一朝一夕，这里用不着以浓墨重彩渲染，只用“凄凄”两字轻描一笔，就足以表明一切了。以平淡的笔墨来显示深厚的感情，往往更见其深厚，这正是所谓“厚积薄发”的妙用。至于这句中的一个“共”字，则说明这一“凄凄”之感是双重的，是宦情的凄凄加羁思的凄凄，因而其分量是加倍沉重的。
诗的三、四两句“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是物象构成之境。当时的柳州还是所谓“瘴疠之地”，风土人情不同于中原地区，在逐客旅人的眼中，别是一种殊方色彩、异域情调，在在都足以触发贬谪之思，勾起怀乡之念，何况又在阳春二月见到反常的“如秋”之景。试想：山城雨过，百花落尽，本来已经会令人产生惜春、伤春之类的感情，但通常在姹紫嫣红开遍后出现的万绿成阴的景象，也还不是过分凄凉，而现在继百花飘零而来的竟然是落叶满庭的景象，这就更令人心意凄迷了。这里，莺啼而曰“乱啼”，则是诗人情往感物，辞因情发。
其实，莺啼无所谓“乱”，只因听莺之人心烦意乱，所以别有感受。诗人就是当上述的在我之情与在物之境相会相融之际，写出了这样一首物来动情、情往感物的诗篇。诗的第二句“春半如秋意转迷”，正是彼来此往的交接点。而如果从诗的章法看，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句子。句中的“意转迷”上承前一句，句中的“春半如秋”下启后两句，从而在我与物、情与境之间起了绾合作用。
当然，就对诗歌的要求而言，仅仅我与物会、情与境融是不够的。
这首诗之所以特别凄楚动人，还因为诗人所怀的在我之情不是一时的感慨、淡淡的闲愁，诗人所触的在物之境也不是通常的景色、一般的物象，它们本身具有内在的特殊感染力量。王士禛有一组《秦淮杂诗》；其第一首是：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诗也是写“春半如秋”，但所怀之情只是感念往事的惆怅之情，所触之境只是风雨凄其的江南习见之境，两者交织成篇，虽然也饶有风韵，不失为一首佳作，而在重量和深度上是不能与柳诗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