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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原文、赏析

发布时间:2023-06-02 18: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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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

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

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燋卷无芳津。

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

“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

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

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

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倖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隶饜肥豚。

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

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

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如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

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

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

彩旂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

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

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

“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

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

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

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

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

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柚,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欠衣裳单。

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

行人攉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

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

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饜八珍。

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

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问。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

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

 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额出鲜血,旁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李商隐是富于正义感和政治抱负的诗人,对于古今政事十分关心,急欲施展身手,有所作为。当他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考中进士之后,进取之心更为迫切,对前途充满希望,在还乡报讯时欣喜地写道:“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商於新开路》)但就在这年冬天,曾训导扶持过他的山南节度使令狐楚在兴元 (今陕西汉中)住所病重去世,李商隐前往探视并料理后事,在往返途中清楚地看到了动乱、凋弊的社会现实,犹如在灶膛里添了一把柴,使他匡世济民的愿望更加热切;又好似兜头泼来一瓢凉水,使他对当朝政事历史的认识更为清醒。强烈的忧愤和深宏的抱负,急欲向世人倾吐。于是,在返京途中,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西郊,即长安西郊。

全诗长达二百句,以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括写唐朝建国初年直至行旅近期的政治风云和民间疾苦。自开篇至“及门还具陈”,是旅程所见,真切地刻划了乡村的残破和乡民的寒苦;自 “右辅田畴薄”至“此地忌黄昏”,是旅程所闻,记写乡民的口述;自 “我听此言罢”至“此言未忍闻”,是旅程所感,抒写自己的治国主张。对这种结构安排,前人早有所评。屈复注云:“一段叙长安乱后景况;二段遗民述乱之始末;三段感慨结。”姚培谦注云:“起手十六句(按: 应为十八句),直叙行次西郊时目击萧索气象。自 ‘及门还具陈’以下,直至 ‘此地忌黄昏’,皆从居民口中具述开元至开成年间事,总是致此萧索之由。自 ‘我听此言罢’ 至末,乃自叙作诗之意。”这种构思比较平实,但便于驾驭长篇,纵笔洋洋洒洒,读来却层次分明。

第一大段述所见,是全诗的缘起。诗人继承了我国古代以诗为史的传统,自觉地以史家的笔法落墨。首四句记行止,便写得准确而实在。”蛇年建丑月”,写行旅的时间,即开成二年十二月。该年干支为丁巳,乃肖蛇;夏历以正月为建寅,上推十二月为建丑。“我自梁还秦”,写行旅的路线。梁,州名,治所在兴元;秦,指长安。“南下大散岭,北济渭水滨”,即自南坡走下大散岭,由北面渡过渭河。中八句写自然景物,大意谓当年是暖冬,且天气干旱,郊野不见冰雪,草木枯槁卷缩,田园荒芜,灌木丛生,农具弃置道旁,耕牛饿死空墩,入目一派荒凉。“槲枥(huli)”、“荆榛”,泛指野生杂树。后六句,写乡民的贫苦。“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乡村人烟稀少,一片残破;“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乡民以泪洗面,衣食不周;“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生动地摹写出乡民有话不敢说,但又压抑不住满腔感慨,始则畏人相问,继而滔滔陈述。这两句既结束前文,又引发后文,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一大段。

第二大段述所闻,是全诗的主体。全诗一百韵,首尾计17韵,中间为83韵,可见本段系全诗的重心。仔细推究起来,乡民未必会作如此的长篇大论,实际是作者将自己的满腔心思,借乡民之口来作表述。然而,不作直接述写,并非有意做作,而含有采录民间言论上致朝廷的用意,正是古代史官的记言之体。

本段内容,是在记述满目萧索的破败景象之后,回顾本朝历史,探究动乱由来,从唐初贞观年间,一直写到作者行次西郊之时,可大致分为六个层次:

至“征入司陶钧”前为第一个层次,回顾初唐时期人民安乐丰裕的生活情景,并总结其原因。“右辅”,即京都西郊;“斯民”,即当地居民。前二句是说,西郊土地贫瘠,乡民生活并不富裕。“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是对唐朝前期社会生活图景的括写,意谓这里虽非鱼米之乡,但过去可以称得上是一片乐土,这全仰赖地方官能施仁德。“官清”、“吏善”两句,承“所赖牧伯仁”,谓其清正亲善;“生儿”以下六句,承“伊昔称乐土”,具体描述乡民之安居乐业。“况自”后四句,总结唐初社会安定的历史经验,指出这完全在于用人得当:第一点,重用文人;第二点,考察治绩,选任贤明的地方官到中央执政。“司”,操作;“陶钧”,制造陶器的转轮;“司陶钧”,即用制作陶器比喻治理天下。典出 《汉书·邹阳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

至“渐见征求频”前为第二层,追述开元年间政纲开始紊乱的风云变化。“隆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是对上一层次内容的承转,也是对本层次内容的括写,意谓安乐的局面延续到开元年间,朝廷出现奸臣,开始改变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经纶”,整理蚕丝,喻指治理国事;“挠经纶”,即干扰朝政。以下着重写李林甫和安禄山二人如何乱政。“晋公忌此事” 至“椒房抱羌浑”,写李林甫的奸狡。“晋公”,指李林甫,他在开元二十五年被封为晋国公。“忌此事”,指不愿遵循“命官多儒臣”和“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的用人政策。史载,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权位,生怕文人擢升后有入相之资,建议“专用蕃将”,此即“多录边将勋”之所指。“因令”而下,历数李林甫改变用人政策的后果:凶猛专断的武将,直接掌管了统治百姓的大权;他们专恣自用,使得许多官吏的任免不再由皇帝决定;那些弄权的倖臣和帝戚,在人事任用上纵意妄为;老百姓饱受苦难,权臣家中的奴仆也作威作福;甚至皇上的亲骨肉也不得保全,尊贵的后妃竟认异族武将当干儿子。“中原困屠解”,是说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被视作牲口一样任人宰割。“屠解”,朱鹤龄注云:“言视民如牛狗,屠之解之。”“奴隶饜肥豚”,是说权贵的家奴也奢侈腐化。“饜”,饱足;“肥豚”,肥猪。“皇子弃不乳”,指李林甫谗杀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等;“椒房抱羌浑”,指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椒房”,后妃的居处,代指后妃。“重赐竭中国”至“渐见征求频”,写安禄山的跋扈。“重赐竭中国”以下八句,极写安禄山权威之重,兵力之强,牒报之速,气焰之盛。“指顾动白日”以下十六句,铺写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极度崇信。“动白日”、“回苍旻”,喻指安禄山对唐玄宗的巨大影响。“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写安禄山对朝中大臣的轻蔑专横,这与他对皇帝的莫大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大朝会万方”至“坐在御榻前”,写唐玄宗待安禄山的破格礼遇。史载,“帝登勤政殿,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崇。”(《新唐书》)“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意谓凡触犯安禄山的,都难逃一死;凡阿谀安禄山的,都能获得高官。据《新唐书》,“人告发者,帝必缚与之”,此即“忤者”必遭杀戮之由;又言“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中郎将二千人”,此即“附之”必升高官之证。“华侈”以下四句,写安禄山的骄矜难驯。“华侈矜递炫”,写他贪得无厌地追求豪华奢侈;“豪俊相并吞”,写他肆无忌惮地扩充个人势力。“因失”二句,则述写唐玄宗笼络手法的失效,对安禄山越是宠幸退让,他的野心越是膨胀,需索勒求更加频繁。本层次所写,既翔实繁琐,又重点突出,抓住李林甫、安禄山一文一武两个典型,即括写出开元年间政事的紊乱和奸邪的嚣张。

至“人去豺狼喧”前为第三个层次,写安禄山叛乱后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奚寇”,指叛军,史载,“禄山养同罗、奚、契丹八千余。”“挥霍”,动作迅疾貌。“如天翻”,指叛乱对天下的巨大影响,史载“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列城”以下四句,写叛军进击迅猛;“大妇”以下八句,写一般百姓在战乱中的生离死别;“廷臣”以下四句,是讥诮官员的无能和胆怯;“玉辇”以下四句,写皇帝的南逃。“玉辇(nian)”,皇帝的车;本句指唐玄宗车驾奔蜀之事。“遘”,遭逢;“云雷屯”,指灾难。《易·屯》: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卦雷下云上,即刚下柔上相交接而生灾难。“逆者”以下八句,又折回来写叛军。紧承“云雷屯”这表示灾难的卦象,具体地刻划了官军覆没、百姓逃亡的动乱惨状。“逆者问鼎大”,已叛变的藩镇图谋篡夺全国政权;“存者问高官”,尚未叛变的藩镇趁机向朝廷要挟求官。“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意谓各地拥兵自重的将领之间,互相刺探情报,以决定是归附叛军还是依从朝廷,究竟谁可靠谁不可靠令人难以分辨。枭,枭鸟,喻叛军;鸾,鸾凤,喻官军。“千马”、“万车”,写平叛官军惨遭败绩;“城空”、“人去”,写广大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层,自下而上地将百姓、官员、皇帝在战乱中的遭际作了生动的述写,具体地反映了朝政紊乱造成的恶果。

至“人稀役弥繁”是第四层,述写安禄山叛乱后国势的恶化。由 “南资竭越吴”至“高估铜与铅”,写中央政府财政窘困。“竭吴越”与“失河源”对比,意谓朝廷收取资费的地区越来越小,当地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吴越”,指东南地区;“河源”,黄河上游的河西陇右一带。“竭吴越”,加重对吴越地区的榨取;“失河源”,丧失来自河源地区的财赋。当时,河源地区已陷于吐蕃。“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意谓朝廷失去河源,好比左、右两个藏库失去一个,自然要感到困难。“如人”等四句,是以人失去右半身为喻。“列圣”以下四句,意指河源地区的失陷,乃是因向吐蕃等少数民族借兵平叛带来的后果,虽然大吃苦头,也不好发作。“列圣”,指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几朝皇帝。“万国困杼柚”以下六句,具体写财政危机的窘况。“杼柚 (zhuzhou)”,织布的器械,代指经济活动;“万国”,泛指各地。“万国困杼柚”与“内库无余钱”对举,意谓从地方到中央都感到财源匮乏。“健儿”,指军士,意谓因财政紧张,官军也不得不忍饥受冻。“高估铜与铅”,即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据《新唐书·食货志》云:“(德宗时)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盪(镀) 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由“山东望河北”至“所望大体全”,写中央政府政令受阻。“山东”以下四句,说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受中央节制,致使朝廷眼巴巴地瞅着,却无暇顾及。“山东”,指华山以东;“河北”,指黄河以北。“行人”以下四句,说朝廷的政令无法实施。“攉行资”与“税屋椽”,是朝廷的两项财政改革措施,即收行商税和房产税。据《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九月“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贾”,四年六月“初税屋间架除陌钱”。“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意谓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但不接受朝廷政令,从中“作梗”,而且大动干戈,公然叛乱。“临门”以下八句,说朝廷对藩镇不得不采取对付外族的手法,又打又拉,对势力较大者奉送中央的官职,对势力较小者能铲除就铲除,根本不敢指望他们忠心,只求不致叛乱便行。羌零(lian),羌族与先零族;“直求”,岂求。“巍巍政事堂”至“人稀役弥繁”,写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巍巍”二句,是说当政者贪得无厌;“敢问”二句,是说当政者奸滑敷衍;“疮疽”二句,是说当政者怯懦无能;“国蹙”二句,是说当政者毫无治绩。“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以村民的口吻,向诗人提出个设问,实际是说,当政者只想贪财,不想办事。“下执事”是谦词,即客气地称呼对方。“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意谓管理的地盘越来越小,赋税自然越来越重;治理的人口越来越少,劳役自然越来越多。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据《新唐书·食货志》:“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可见在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之后,社会仍一直未能安定下来,百姓自然未能富庶安康。本层由外而内,将边地、藩镇、中央的情况都作了述写,真切地反映了战乱后的社会现实。

至“但欲死山间”为第五层,写甘露之变的祸害。自 “近年牛医儿”至“列若猪牛悬”,述写郑注等人躁进少谋,取祸自戮。“牛医儿”,出身低贱的小辈,《后汉书·黄宪传》:“(宪)父为牛医。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惘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这里借指郑训,因他依靠医药之术取得文宗的信任。“城社更攀援”,“城社,即城狐社鼠,喻指郑注依靠文宗宠信,攀附援引,结党营私,实际暗指其勾结李训。“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写郑注就任凤翔节度使,凤翔位于长安西面。“盲目”,对郑注的诋毁,因其“貌寝陋,不能远视”,即患有近视症。“乐祸”以下六句,写郑注得意忘形,得罪了宦官,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党杀害,头颅悬于兴安门示众。“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当时李训为相,与郑注合谋除去宦官势力,但李训又害怕郑注分功,独自谎称左金吾厅事后,天降甘露,打算趁文宗出宫时诛杀随行宦官,被宦官仇土良等发觉,捕杀李训及大臣王涯、王璠、舒元舆等,并密令凤翔监军宦官张仲清诱杀郑注。当时,宦官率监军大肆杀戮,史载:“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万,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李商隐虽然不满宦官专政,但对李训、郑注的轻举妄动也深为不满。前述诗句虽仅叙及郑注,但也包含对李训的批评。“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即批评他们生前狂躁偏狭,多所斥逐,被人们畏惮;因而,他们身死之后,也没有多少人可怜他们。但对株连被杀的官员、百姓,诗人是极为同情的,“凤翔三百里”以下十句,便述写西郊人民在事变中遭受的苦难。事变后,宦官“诏削夺注官爵……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资治通鉴》)陈君奕率领禁军出镇凤翔时,沿途扰民,给西郊居民造成严重的灾祸。“黄巾”,黄巾军,旧时被诬为盗贼,“兵马如黄巾”,是说出京的官军犹如盗贼一般。“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是说乡民因官军的贪婪勒索而惊骇,只得扶老携幼外出逃亡。“供亿”,供给安顿,唐代公文习用语,承上句“军牒来”而言。“扳牵”,相互牵挽。“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这几句描摹乡民出逃时的惨状: 还不会笑的幼儿被丢弃,已不能引起怜悯;逃到哪儿去也来不及选择,只要能躲开官军就行。官军之惨暴,由此不难想见。“孩”,小儿笑;“未孩”,还不会笑。“所适”,所去的地方。本层写甘露事变,只集中写郑注以及取代郑注的陈君奕,主要是着眼于“西郊”地区乡民的遭遇,故仅仅写与京西凤翔有关的人和事。诗人心思的细密,笔墨的严谨,实不应轻轻放过。

至“此地忌黄昏”前为第六层,写近年京西治安的混乱。“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意谓离甘露事变已过去三年,京西又遭受了旱灾。“甘泽”,甘霖“不及春”,指春天无雨。后文也写到“旱久多黄尘”,而诗一开篇即已写到“草木半舒坼……燋卷无芳津”,早已渲染出西郊的旱象,可见开成二年京都的确大旱。史载“开成二年四月乙卯,以旱避正殿”;“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闭坊门。”兵乱之后又降天灾,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于是有人铤而走险,成为“盗贼”。“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即为实录。“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是说“盗贼”多是缺衣少食的灾民,不解决他们的温饱,光督促地方上的治安官员,甚至把他们抓来杀掉,也不会有多大作用。“节使”,节度使,指高官;“亭吏”,即亭长,地方上主管捕贼的小官。“咫尺” 以下六句,是说往来巡查的官兵,也常任意射杀行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是全部谈话的收束语,意谓: 有辱客人听我细述本末,请您不要再耽搁时间了;但在上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在黄昏时赶路。“郿坞”在今陕西郿县北;“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县东。“忌黄昏”,指不宜在黄昏后出行,因路上不太平,不论碰上“盗贼”还是“官巡”,都有遭劫的危险。以乡民的叮嘱结束谈话,既亲切有味,又含有深意,如此善良的乡民,讲述的内容自然真实可信。

第三大段述所感,是全诗的意旨所在。“我听此言罢”至“君前剖心肝”,抒写自己剖心沥胆的忠诚意念,表示愿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献给君王。“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这四句,便是诗人的政治见解——国事的安危,在于用人问题。“举一会”句,引士会的典故。《左传·宣公十六年》:“(晋景公) 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意思是说,一个贤臣执掌国事,天下定会产生巨大的反响。“系人不系天”,意指治理国家不靠别的,靠的是人才的选任。“叩额出鲜血”至“此言未忍闻”,则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命运,作了悲观的预想。大意是说,尽管我叩额出血,泪洒金殿,但皇帝深居宫禁,难以听到我的呼声,当政掌权的,依然是不学无术的宵小,我所记述的言辞,连我自己都不忍再听了。“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是说当朝的文臣武将,全都不称其职,“使典”,指胥吏之才,“尚书”泛指高级行政官员。“厮养”指宦官,他们不过是皇室家奴,但却掌管了军权。有人广征博引,想坐实“使典”、“厮养”的影射对象,如程梦星注云:“使典、厮养所指,盖仇士良以内侍监知省事,故曰 ‘作尚书’;又为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故曰 ‘为将军’ 也。”其实,诗意乃泛指朝廷用人不当,不必拘泥具体所指。“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中的“此言”,即诗中转述的乡民所言,“未忍闻”是说“此言”不能上达君王,说了也是没用,所以自己不忍再听,以免勾起满腔忧愤,并不是说其他人不愿意听。冯浩注云:“将相皆非其人,慎勿再为此言,我真不忍闻也,正见诉之不尽。或谓尚书、将军不忍闻之,误矣。”以上是就全篇而说。如果单就本段来说,“此言”则是关于政治主张的一种意见,即诗中的“昔闻”与“又闻”,意谓自己信奉的主张也不过是空言而已。然而,“未忍闻” 者,正是内心极端崇信的“此言”,越是说不忍心听,越显得内心忧愤的深重。全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尤以本大段最为强烈。

诗人的政治主张,即贤人治国论,实在算不上高明,即使在唐代,也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见解。但这种主张比较具体切近,虽未必能行得通,但的确有道义的力量。诗人自己是坚信不疑的,因而论及国运变迁时,处处紧扣用人问题。“伊昔称乐土”的盛世,是由于“所赖牧伯仁。”开元年间政局开始发生变化,则是因为“奸邪挠经纶”,并以李林甫的奸狡与安禄山的跋扈,具体述写了 “奸邪”的作为及影响。安禄山的叛乱与藩镇的拥兵自重,也是由于人为造成的恶果,即“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政令受阻,正反映出当政者的腐败无能。及至李训、郑注等与禁中的宦官们争斗,更因“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而引发惨不忍睹的“甘露事变”。郑注的无能和陈君奕的凶暴,给西郊乡民带来奇惨的祸殃。在总结这些历史教训后,诗人点明“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主张,实在是情动于中的肺腑之言。诗人的这番苦心,前人早有所领略,程梦星注即云:“逐段之中,皆以用人为主。如贞观之盛时,则言‘命官多儒臣’也,‘征入司陶钧’也;叙开元之事,则言‘奸邪挠经纶’也,‘晋公忌此事’也;叙建中之乱,则言 ‘谋臣拱手立’ 也,‘今谁掌其权’也;叙太和之变,则言 ‘盲目把大旆’也,‘树党多狂狷’也。此作诗之旨也。”通过追述唐朝开国以来二百余年的历史变化,探究兴衰原因,鼓吹贤人政治,正是全诗的主旨。

全诗眼界开阔,内容丰富,而且言必有据,秉笔直书,前人赞其 “可称诗史,当与少陵 《北征》 并传。” (何焯评)诗作的确摹拟杜甫的笔法,不但这种长篇排韵诗体承杜甫而来,连用词也多所仿效,如开篇“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句,正与 《北征》 开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相类。尽管在生动、精细方面尚不及杜诗,但其精神、气格已得杜诗精髓,其艺术工力,颇令人赞叹。田兰芳注云:“不事雕饰,是乐府旧法。唐人可比唯老杜《石壕》 诸篇,《南山》恐不及也。”冯浩注云:“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纪昀注云:“亦是长庆体裁(按: 谓其纪实兼有所讥刺),而准拟工部气格以出之,遂衍而不平,质而不俚,骨坚气足,精神郁勃,晚唐岂有此第二手。”诗作最令人佩服的是诗人的胆气,在宦官当政、藩镇专权的政治现实中,竟然敢于直陈近事,无所避忌。前人对此也极为推崇。胡震亨曰:“天宝事何可复道,末及开成事,是近事,乃生色耳。”(《唐音戊签》)这种罕有的政治勇气,使诗作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量。纪昀即指出:“(我听)以下,淋漓郁勃,如此方收得一大篇诗住。”正是在这末一段中,诗人甘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上书进言的代价:“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诗人才写下了这篇长诗,追述历史,评论时事。诗人的本意,是探究理乱之源、 兴衰之本,并不是简单地录写见闻、回顾史事。因而,说它是一首纪史诗,不如说是政论诗,它以史证论,以论带史,是气魄雄伟、感情强烈的咏史论政之作。就这一点说,它实在比杜甫的《北征》 更为深刻一些,前人之作能与之抗衡的,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 了,只是《天问》探索的范围更广,直至追寻宇宙的生成、人类的起源。有人说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本体怀疑精神,过于实际,过于琐细。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胸怀广、见解深的哲理性大作家,屈原是这样的大诗人,杜甫、李商隐也堪称这样的大诗人。屈原与李商隐相比,究竟谁更高些,恐怕是一个不必要作答的问题。这正如《史记》与 《汉书》 比,一个是通史,一个是断代史,《天问》 是宇宙、人类和社会历史的总探索,《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是唐代政治历史的总探索,不好强作对比。屈原虽略高一筹,李商隐的成就也不可低估。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能够和屈原比并的诗人实在不多见。

诗作线索分明,层次井然,详略得当,语气洽切,处处紧扣“西郊”下笔,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落墨,以及在客观述写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感情等等,都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达到极高的造诣。只是受代言体的局限,以及史家笔法的拘束,平实有余而生动不足,视野开阔而精细不足,前人已论及它稍嫌冗乱,也略缺“开合变化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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