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这是李商隐怀古诗的代表作之一。张采田 《玉谿生年谱会笺》 系之于大中十年(856)，认为是“随柳仲郢(商隐幕主，东川节度使)还朝途次作”。有定于九年者，疑误。筹笔驿，在利州绵谷县 (今四川广元) 北。“筹，所以计算；笔，所以书。” (见 《资治通鉴·唐纪》 胡注) 诸葛亮出师伐魏，相传曾驻此地，筹划军事。故以筹笔为名。
首联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刻划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的形象。简书： 简牍文书，这里指军令戒命。储胥，军营的藩篱木栅，扬雄 《长杨赋》：“木拥枪累，以为储胥”。《汉书》 注引苏林曰：“木拥栅其外，又以竹枪累为外储也。”这两句说，作者来至筹笔驿，山中猿鸟，仍然疑虑静肃，似乎是敬畏诸葛亮的威严的军令；驿上风云，一直那么凝重高屯，似乎在拱卫着诸葛亮的整齐的营垒。猿鸟是躁动之物，风云则变幻无定；猿鸟与风云又都是无知无识的。在这里，它们已经人格化了，有知有识，而且有情了；它们由躁动变幻变得静肃而凝重了。特别应该仔细体会一个“犹”字 (认为“犹”与下一字“疑” 合为 “犹疑”，解为犹豫狐疑者误)，一个“长”字，强调数百年来仍然如此，一直如此。实际上，作者在途经筹笔驿时，把自己的亲身感受，自己对诸葛亮的仰慕钦佩之心之情，寄托在筹笔驿的山川景物上了，寄托在猿鸟风云上了。猿鸟风云的形象特征，是作者心情的外射。这，大概就是文艺心理学所说的 “移情” 了。刘勰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心雕龙·比兴》)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同上《神思》)盖即“移情”之义，且足以说明这两句诗的构思过程与思想内涵。诸葛亮的感人形象，是先从作者心里升起，然后才通过猿鸟风云的形象显现出来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引 《诗眼》 云：“诵此二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只从猿鸟风云着眼，未曾进一步揭示作者的感情心绪，所以还不够透彻。
有了这两句，诸葛亮的形象已经很鲜明，并且已经很高大了。他完全称得起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可惜的是，他只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没有完成再造汉室的夙志与宏图。这是一个悲剧。李商隐的诗，正是要写这个悲剧，要写这个悲剧所引起的千古遗恨。
于是，就有了诗的中间两联的大起大落，对比强烈而抒情饱满沉重的议论。“徒令”句，说诸葛亮 (上将) 运筹军事有如神明 (挥神笔)，正如杜甫所赞颂的：“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探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 之五) 却是徒然。“终见”句，一大落，蜀汉后主还是投降了，而且“举家东迁至洛阳”。传 (zhuan撰) 车，驿站之车，这里用 “走传车”来形容“降王”，有嘲讥，也有辛酸。“管乐”句，又一大起，指出诸葛亮的才能可比管、乐而无愧(不忝)。春秋时管仲为齐桓公相，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终成霸业；战国时乐毅为燕国名将，大败齐军，破其七十余城，为昭王雪恥。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其好友崔州平、徐庶“谓为信然” (《三国志·诸葛亮传》)。“关张”句，又一大落，蜀汉在三国之中地方最小，国力最弱，人才最少，诸葛亮最可信赖、最能委以重任的关羽和张飞竟祸出不虞，不以寿终 (无命)，真是无可奈何！就表达方式说，这中间四句是议论。诗中议论，本易遭讥评；但前人对此却颇多激赏，称为“好议论” (冯班)。好在哪里？与其说好在精辟中肯，符合历史学的分析与衡量，不如说好在议论中见深情。沉重的叹惋，深远的悲凉，如自肺腑中出，正如何焯所说：“议论固高，尤当观其抑扬顿挫，使人一唱三叹，转有余味。”(《瀛奎律髓汇评》)
最后一联，紧承中二联的议论，点出全篇的中心思想——“恨有余”，完成对诸葛亮及其事业的悲剧意义的咏叹。“他年”，昔年，这里具体指大中五年 (851)。“锦里”，在成都城南，武侯祠所在地。“梁父吟”，是诸葛亮隐居时喜爱吟诵 (或弹奏) 的古歌辞 (或古曲)，它表达的是一种忧谗畏讥、感慨生悲的情怀。大中五年，商隐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曾因公至成都，凭吊过诸葛武侯祠，写有 《武侯庙古柏》 一诗，其中 “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两句，与本诗中间四句议论相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昭融，苍天)！”与本诗“恨有余”语意相合。这两句的意思是： 从前在成都经过诸葛武侯祠，曾有 《武侯庙古柏》(这里以 《梁父吟》 暗代) 诗一首抒痛惜之情；今天亲历其用兵驻师之地，具体地感受了猿鸟风云的意态，再一次咀嚼着诸葛亮大志不酬的悲哀，从而感到当年的咏叹，确实未能尽伸遗恨——恨有余。这是前人所谓“加一倍”的写法。恨，是诸葛亮之恨，也是商隐和其他有志者的共同之恨；“恨有余”，是古今人的同慨。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杜诗明明透着强烈的现实感，商隐的“恨有余”又何尝不如此。
这首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一直得到评论家的推崇。首先，诗从对诸葛亮的神明风烈的歌颂入手，斗然抬起，突出一个敬字，经过才能与“命运”的对照，归结到一个恨字，用倍加崇敬之心来衬托因其大业不竟而产生的遗恨之情，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激荡着时代气息，意脉贯通，境界开阔。这就是沈德潜说的“瓣香在老杜，故能神完气足，边幅不窘”(《唐诗别裁集》)。其次，就构思布局说，中间两联大起大落，首尾两联大开大合，“笔笔有龙跳虎卧之势”(纪昀语)，却又章法井然，结构周密。第三，至于本诗属对的工稳(四联中三联对偶，都是工对) 和活脱 (如第三联)，更可以说明义山七律艺术的高度造诣。如果从取材、立意、表情等方面考察 (略如上述)，应该充分评价义山在继承发展杜诗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和他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