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
凌晨两点，“滴滴滴”的闹铃声，一下子吵醒了熟睡的父亲。
父亲刚把母亲叫醒就听到了院子外面拖拉机的引擎声。“友子来了。”
友子帮父亲把两筐黄瓜抬到拖拉机上去。父亲问母亲：“我让你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吧?”“你就放心吧。”母亲说。
我的家乡是有名的“蔬菜之乡”。这里的大多数农民靠种大棚卖菜为生，父亲就是几十万菜农中普通的一员。父亲起得这么早是要到80里外的县城去卖菜。
此时天还墨黑墨黑的，凛冽的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割得人生疼。友子说：“三叔，都准备好了吧，我们走吧?”
父亲说：“等我一下。”父亲来到村子后里的一户人家，大声叫起来：“大康，快起来，跟叔卖菜去，不是昨天说好了吗，还在睡懒觉!”
大康今年24岁，很小就死了爹，只跟一个有病的老一娘一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穷，对象还没有说上。大康个子高，足足有一米八五，瘦小的父亲跟他站在一起，像个小孩子一样。
友子不解地偷偷问母亲：“三叔叫大康干什么?憨大个干活不行，吃的倒不少。”母亲说：“我也不知道你三叔葫芦里装的是什么一药一。”
拖拉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县城的蔬菜批一发市场。父亲对母亲说：“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母亲把一个包递给父亲，父亲打开，露出了一件崭新的西服。
父亲把西服穿在身上，立即年轻了好几岁，接着父亲从包里找出剃刀把平时没时间刮的胡子刮干净，把蓬乱的头发梳理的整整齐齐。最后父亲把一支钢笔插在了西服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了金灿灿的笔帽。
友子呆在一旁惊奇地看着父亲做完这一切，疑惑不解地问父亲：“三叔，今天你是来卖菜，又不是相亲，打扮得像个新郎官干什么?再说你连小学都没上过，口袋里插支笔干什么?”父亲笑了笑，说：“到时你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
大约等到五点左右的时候，菜市场开市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收菜的老板开始忙活开了。穿戴一新的父亲在一帮灰头土脸的菜农中显得特别扎眼。一操一着不同口音的老板开始收菜，今天来卖菜的人特别多，这些老板自恃有菜收，显得特别骄横和不耐烦：“喂，你，就是你呀，你这菜多少钱”，“都不新鲜了，价还这么高!”
这时一个一操一浙江口音的老板，来到父亲的黄瓜摊前，看着打扮得像模像样的父亲竟然怔了一下，不但没有骄横，相反相当客气地叫了一声：“老板。”看来是被父亲的“派头”镇住了。“老板，这菜多少钱?”
“一块五，我这黄瓜顶花带刺，新鲜着呢，少一分钱都不行。”浙江老板迟疑了一下，竟然没有讨价还价，一下子要了父亲一筐黄瓜，过了称，老板掏出计算器，开始算价钱。
父亲指着自己西服上的钢笔说：“你可要给我算准了，我以前在村里干过民办老师，教的就是数学，班里的学生年年在乡里考第一。”说着用眼示意友子。
友子算聪明，马上说：“对，对，我三叔差几分就考上大学呢，口算水平可是一流的。”
轻松卖完了一筐菜，就剩下一筐了。这时走过两个高个子的外地人，来到菜农的摊子前随手就抓了几把菜：“验货，验货”。县城菜市场刚建立时，很不规范，许多菜霸，用各种手段欺负菜农，这“验货”实际上就是拿菜农们的几斤菜不给钱。菜农们敢怒不敢言。
两个高个子来到父亲的菜摊前，刚想抓几斤黄瓜“验货”，可一看到父亲身后一米八五，又高又壮的大康，忙缩回了手，灰溜溜地走了。
卖完黄瓜，已经是快中午了。大家的肚子饿得都“咕咕”叫了，今天父亲的黄瓜在菜市场里卖得最高，父亲很高兴，请大家到饭店里吃包子。父亲说：“友子，你不是对我穿西服插钢笔，叫上大康来卖菜不明白吗?”父亲说，“咱身上穿得光鲜，人家收菜的就不把咱当土老帽了，不怠慢咱，插钢笔让人觉得咱有学问，算帐时不敢欺负咱，叫上大康是让他给咱当保镖！有了大康，谁还敢‘验货’?”
父亲给了友子30元的出车钱，又一抽一出20元钱给大康，大康喃喃地说：“叔，我就算了吧。”父亲知道再推让一遍大康准把钱接着，就没有让，重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回到家里，母亲对父亲说：“他爹，快把这20元钱给大康送过去。”父亲却蹲在一边不动，母亲一看不愿意了，骂父亲说：“这么大冷的天，让人家跟着你卖菜，给人家20元钱都舍不得，钻钱眼里了!”
父亲说：“谁舍不得了?给大康钱，在他手里也留不住，赶后天咱这里大集，你带他到集上买件新衣服，咱村里的王媒婆说了，后庄里的小玲看上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