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刚刚坐上饭桌，改革就说，妈，工作的事我自己跑吧。你为我操了几十年心了，我也该出去闯闯了。
母亲惊讶地看了改革好一会，看着看着，母亲的眼睛便有些湿漉漉的。他就有些慌恐，连忙说，妈，我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母亲说，你没有说错，我们的改革长大了，是该出去闯闯了。
但是改革还是看出来，母亲真正的意思并没有说出来。
母亲是个好母亲。当别人的家长为孩子上个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跑断腿，操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难达目的的时候，改革的母亲却不费吹灰之力，把他送进了全市最好的学校。
２０几年了，无论大事小事，改革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安排，他的一切都是母亲替他包办的。他知道母亲是为他好。上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本来改革要报考中文系，实现从小当作家的梦想。可母亲说，儿子，你傻不傻呀，都什么年代了，现在谁还愿意当作家？谁说谁是作家比骂这个人阳痿还要入骨三分。母亲一言九鼎，改革便报考了没多少人愿上的政教系。
改革今年大学毕业，工作的事自然不用他操心，早在他还坐在教室里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母亲已经为他安排了去处。回来当天，母亲就说，儿子，你工作的事已经定了，市委组织部，过几天就去上班吧。
现在的岗位职位往往是僧多粥少，这是中国的现状，也是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改革能够谋到这么好的单位，是多少大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改革当然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组织部是发官帽的地方，手里提着官帽，何愁戴不到自己儿子头上？
如果不是母亲的安排，改革也许就顺顺当当地去上班了，先当个科员，然后一步一步地攀爬上去，由副科到正科，然后副处，弄得好了，往上再上几个台阶也未可知。
可这次改革不想再听从母亲的安排，这与这个岗位本身无关。他觉得自己已经２２岁了，凡事应该有自己的主张，自己该作上一回主了。
于是，改革在饭桌上宣布：从今天起，他要出去自己求职了。
母亲无可无不可的，浅浅地笑笑点了点头。送他出门的时候还含意不明地又笑了笑，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几下，放他走了。
市晚报社看过他的学历证明，对他十分满意，让他填过一应表格，总编让他回家等消息，说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临走，还把他送到楼下，才握手告别。
走出报社大门，是一派明亮得有些不太真实的阳光，走在阳光里，改革就想，求职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不，一说就成了嘛。
但是改革高兴得过早了一些，当天晚上他正躺着看书，接到了晚报社总编的电话，很抱歉地告诉他，报社暂时没有编制，还不能接受他。改革问总编，昨天你不是黑籽红瓤地答应得好好的吗？怎么只隔了一天就变卦了？
总编支支吾吾地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第二天改革又去了电视台，照样答应录用，照样又是变卦。不过电视台的电话打得晚了一天，但内容和报社大同小异。
改革退而求其次，把求职的目标定位在企业。他想，行政事业单位有编制，企业总没有所谓的编制吧。哪怕去当个小办事员，写个材料，出出板报，哪怕给头们打水扫地，也算是自己找的工作。
但是，问遍全市的企业，仍然没有哪个企业接受他，都说人满为患，下岗职工还没法安排哩。
母亲从不问改革求职的事，一个字都不提。但他知道母亲是关心这个事的，只是不说到嘴上而已。
这天，筋疲力尽的改革回到家里，母亲破天荒地问起他求职的事。母亲说，怎么样了？
改革摇摇头。母亲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母亲叹了口气，以商量的口气说，不行了先到组织部去上班？
改革起初摇头，接着便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失败了。他还知道，他是败在了母亲手上，他的事是要由母亲来做主的，起码暂时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因为母亲既是母亲，同时也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