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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船民开始干活儿，总用上干净如新的蟹笼。螃蟹是很特别的生物，如果诱饵不新鲜，或者蟹笼的铁丝发锈和挂满水草，它们就不会进你的小蟹笼。可扔下去一个闪亮的漂亮的笼子，里面诱饵盒放满还 新鲜着的小鱼，它们就会游进下面一层的门，没等它们弄明白，它们已经到了上面一层，等着上市场去了。
那年春天，我就是这样开始我的生活的。一切准备得有如一个新蟹笼，要去捕捉一个世界。我照妈妈的话，给让我中学考试毕业的县指导员写了封信，他很乐意介绍我获得马里兰大学的奖学金。我原先想留在家里帮忙捉螃蟹，直到九月份。我爸爸否定了我的建议。我想是爸爸妈妈怕我不马上走，我又会失去勇气。我却不担心这个，但我渴望就去，因此我四月动身上科勒吉帕克，在校园附近租到一个房间，当服务生支付费用，到夏季雇用期结束，我就能搬进宿舍开始上课了。
在我读二年级的那年春天，有一天我在我的信箱里拿到一张通知，叫我去见我的指导老师。这是一个天空蔚蓝的凉 爽日子，当我穿过四方院的时候，我感到这时拉斯 岛外螃蟹已经在开始活动了。空气新鲜，有一股新生植物的气味。我走进大楼，走上那办公室，心中嗡嗡响着生活的快乐。我已经忘记了，生活就像一个蟹笼，会缠夹住许多你预料不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布雷德肖小姐。”他在弄干净烟斗，把它在烟灰缸上敲，我真想说让我来替他把这烟斗弄干净。“布雷德肖小姐，你来了。”
他咳嗽一声，仔细地重新装满烟斗，把它点着了。
“是的，老师。”
他吸了口烟再往下说：“我看到你功课挺不错。”
“谢谢，老师。”
“我想你是要学医。”
“是的，老师。因此我读医学预科。”
“我明白了。”他吐了口烟，又吸了一下，“你对这件事是认真的吗？我会想，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
“是的，老师，我是真的。”
“你想到过学护理专业没有？”
“没有，老师。我要当医生。”
他看到我有多坚决以后，停止了玩弄他的烟斗。他说，他虽然希望不是这样，但有那么多老兵回来，一个姑娘，哪怕是像你那么聪明的姑娘，进医科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建议我在学期结束时转到护理专业。
一只海刺打在我的脸上也不会那么刺痛。好几天我十分泄气，但后来我决定，如果在你所在的地方捉不到螃蟹，你可以转移你的蟹笼。我转到肯塔基大学，进了护士学校，那里助产学有很好的课程。我可以成为一个助产护士，在医生稀少的山区工作几年，然后按照我的经验申请政府送我到医科学校，靠公共卫生奖学金学习。
当我快毕业的时候，一张阿巴拉契亚山区各社区征聘助产护士的名单贴在学生通告板上。在整齐的隔行打的名单上，“特鲁伊特”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等到我得知这村子完全在群山包围之中，到最近的医院也要在可怕的路上走上两小时，我觉得很高兴。它看来正是我要去工作两三年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我一直想看的群山，然后，积上点钱，又获得了丰富经验，我就可以打开我的道路进医科学校去了。
一个被群山包围的山谷，比起我知道的任何东西来，更像是一个岛。我们的海就是阿巴拉契亚的荒野，我们的船就是军队剩余物资的吉普车，我们就依靠这些吉普车航行在群山中，防浪板似的道路和狭窄的弯道上。卡车不多，它们天气好的时候免费借给山谷里必须把猪或者牛送到市场的农民。我们其他人难得离开山谷。
小学比拉斯 岛的大，不仅因为人家多一倍，还 因为这里的人甚至比拉斯 岛的人更指望他们的孩子。这里有一座基督教长老会教堂，一个房间，用当地的石头砌成，每三个星期，在道路可以通行时有一位牧师到这里来一次。每到第四个星期日，只要上帝和天气允许，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学校里望弥撒。如今我们西部弗吉尼亚的矿穴里没有矿开采了，可是两代以前从宾夕法尼亚到这里来的波兰和立陶宛矿工留了下来，改用他们的双手挖掘土地，在山坡上砍伐出牧场。不过他们仍旧被顽固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看作外来人，后者在山谷的岩石上已经耕种近两百年了。
这里一个最迫切的健康问题，是拉斯 岛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星期六晚上，总有五六个山谷的人喝得烂醉，殴打他们的老婆孩子。在长老会教徒家里，他们对我说这是天主教徒问题；在天主教徒家里，他们却说是长老会教徒问题。自然，事实上问题出在教派。也许应该怪我们头顶上虎视眈眈的高山，它们延迟了日出，又催促夜 幕早点降临。它们像大海一样令人敬畏而又美丽，可是山谷里的人似乎并不注意。他们也不感谢群山如此慷慨地供应的野味和木材。他们大都只看到一个人必须以此为生的贫瘠泥土，以及把他们和世界隔离的重重障碍。这些人和他们的群山斗争。在拉斯 岛上人们顺从大海，这里可不同。
虽然山谷里的人接受外来人很迟缓，可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来看我。他们需要我的医术。
“护士！”一位脸色红润的老农民半夜 里到我门前，“护士，你能好心去看看我的贝特茜吗？贝特茜情况不大好。”
我赶紧穿好衣服和他一起上他的农场去，我想是去接生。可奇怪的是，他赶车过了房子却直接上谷仓去。原来贝特茜是他的一头母牛，不过那特别大的小牛犊如果是一个孩子，我们可能两个都觉得更开心了。
我不禁奇怪，是不是人和牲畜的疾病就等着我到来才开始入侵这山谷。我的小房子同时也是一个诊所，总是门庭若市，门口还 常常停着一辆吉普车等着接我去检查一个孩子，或者一头牛，或者一个将要分娩的女人。
我第一次看到约瑟夫·沃杰特凯维茨，（我奶奶对这样一个怪名字会怎么说呢？）我第一次看到他并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个深夜 ，他开着吉普车来求我去医治他的儿子斯 蒂芬。像大多数山谷里的人那样，他在我面前有点局促不安，一路上，他惟一的话题是关于他那孩子，这孩子耳朵疼得厉害，热烧到一百零五华氏度，这使他不敢在寒冷的夜 里带他出来上我这诊所。
沃杰特凯维茨家是一座整洁的木屋，有四个小房间。家里有三个孩子，生病的男孩六岁，他有两个姐妹，玛丽和安娜，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县里送给我各类药品，包括一点盘尼西林，因此我给那孩子打了一针。然后用酒精擦，使他的热度降低一些，直到药物发挥作用，再涂一点热的油使耳朵的痛缓和些。我说了一两句鼓励的话，就准备走了。
我收拾好医箱，正朝门口走的时候，才发现孩子的父亲已经给我准备好咖啡。不喝似乎没有礼貌，他叫我在厨房桌子旁边对着他坐下来，脸上露出最职业化的微笑，重复说孩子的病不要紧，并作些没什么多大意思的指点。
我越来越注意到那人看着我，完全不是没有礼貌，却像在研究一种不认识的标本。最后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肯塔基大学。”我说。病人或者他们家属的话从来不会使得我觉得吃惊，对这一点我感到很得意。
“不，不，”他说，“不是指学校。你真正是从哪里来的？”
我开始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拉斯 岛的事，它在哪里，什么样子，描述它本来的模样。自从我进护士学校以后，除了两次葬礼，一次是我奶奶的，一次是船长的，我没有回过岛上。当我现在描述我小时候的沼泽地时，几乎能够感觉到风吹在我的双臂上，听到野鹅在头顶上飞过时的汪汪声，像是一群猎狗叫。以前大陆上从未有人请我讲过我的家乡，我越讲越想讲，同时心中翻腾着快乐和怀乡之情。
两个小女孩已经走进厨房，靠在她们父亲椅子的两边，用同样的深色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约瑟夫一只手臂搂住一个，心不在焉地抚摩着在他右边的安娜的黑色鬈发。
最后我停了口，为讲得那么多而有点不好意思，甚至道歉。
“不，不，”他说，“我问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知道你身上有点什么东西与众不同，你一来我就在想了。一位像你那样的人，可以想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现在我明白了。”他停止抚摩女儿的头发，把身体靠向前来，他的两只大手张开，好像要靠它们来帮助解释他的意思。“天上的上帝啊！”——我起先以为这是一声惊叹，我久已听到这句话用在各方面——“天上的上帝从你诞生之日起就为这山谷养育着你。”
我心中发火了。他对我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诞生之日，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样愚蠢的话来。他坐在他的厨房桌子旁边那么虔诚，声音听上去像一个遁道宗的牧师。
可这时候，噢，该死的，他微笑了。我想就从这时候起，我知道我将嫁给约瑟夫·沃杰特凯维茨——上帝啊，主教啊，三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啊，古里古怪的姓啊……因为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会对牡蛎唱歌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