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我主要想谈处女作，作家的处女作。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我觉得在这之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可贵的，等到作家成长起来，成熟以后，他会写下许多好的作品，可是他处女作里的一些东西却是他永远不可再得的，而且是依然具有价值的。我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我觉得它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这种感性没有受到污染，有一些类似我们上堂课谈到的原始人艺术的特征，原始人世界的特征。
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完全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前人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的约束和影响，它相当自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下子面临这个世界，他的整个感官都处在张开来尽情吸收的状态。他吸收很多很多东西，而且他的吸收没有标准、榜样、借鉴，也没有经验，所以也没有约束。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和吸收力在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所吸收的东西往往是第一性的，非常重要。这种东西也许很浅，不广阔，不完整，不深刻，可是它非常重要，在于它的独立性，完全是他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始发的经验。它是非常感性的，完全从自己所闻所见出发，没有别人的经验帮助它，好像是单枪匹马闯世界，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它也没有成见。但它是不完全的，有许多破绽，也不能自圆其说，不是很周到，没有现成的概念和逻辑可以运用。它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逻辑，不一定一环扣一环，非常合理，而且它有种束手无措，似乎无法为它的东西命名。没有现成的名词，用现有的概念去套又套不上，所以它也就放弃了命名，给人们留下“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印象。这种处女作的特征非常接近于原始人的特征。
譬如陈凯歌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他自己也承认在《霸王别姬》以后，他还是回顾他的《黄土地》，他认为其中有许多很宝贵的，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东西，无论他以后走得多么远，多么成熟，可是他永远会非常珍惜的。还有张艺谋，他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热情。我一直以为张艺谋是个形式主义者，他后来的道路越来越走形式，他是从形式人手，然后达到一个人文的高度。他还是不错的。但他的《红高粱》中有一种以后他再也没有的热情。那种热烈的程度就好像一个少年的初恋一样，完全没有现实的考虑，奋不顾身的，忘我的境地。我觉得处女作里往往是有这种很可贵的东西。
我这里说的处女作不是指第一个作品，而是指创作者第一个阶段的作品。因为第一个作品有时候不太好说，第一个作品存在很多写作能力上的问题。他不能比较熟练地操纵语言，操纵句式，这难免妨碍他表达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处女作也许并不是他真正的，第一篇写下的处女作，他前面几篇也许根本没有发表，他只是发表了第三篇，或者第五篇。我这儿所说的处女作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篇，而是指他最初的创作时期，指这一个时期里的作品。
我已经肯定了处女作具有原始人世界的特征，那种刚看见太阳升起来，不懂得其中道理，只是觉得特别热，特别光亮，特别热情，特别兴奋的感受。可它确实也和原始人世界有区别，区别在于他天生有一种批评精神。因为他毕竟和原始人的背景是不同的，他所处的环境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或说意识形态的，已经有了规矩，已经成章成句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原始人面对的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这个世界已经比较成型，比如说国家已经把人类组织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政体又为人类规定组织原则，求生发展的需要还向人类提出了伦理道德的要求。所以在今天人与生俱来就在一个有规矩的社会里面，受到各方面的约束，不像原始人一出生就是一滩漫流的水，而人一出生已经是河床里的水了，不是漫流的，已经在一个渠道里了。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生儿天生就带有一种行为思想的规定，范围和约束，他要去创造心灵世界毕竟不那么自由，不可能像原始人那样绝对地自由，他的自由表现在首先举行了挣脱，就是批评的武器，他觉得周围一切于他是种束缚、对立，他必须要反抗。所以我们常说，少年总是愤怒的，他们总要背叛什么，反抗什么，这似乎是他们的天性。
然后，我以为批评的武器有两种：一种是否定，一种是怀疑。当然我在课上所说的一切都带有和同学们探讨的意思，不是绝对的。但我在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也许会使用极端的语气和例子去强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比出高低的话，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因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来说，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那么激烈、强烈，但包括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但是当怀疑的精神成为主义之后，就有些不讲道理了：你们肯定的我就要怀疑，从各个方面推敲你。所以我特别重视处女作里的怀疑精神。这是一种真实的怀疑。这之中真是有一种痛苦，是从生命之中激发出来的。它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不能理解，但它满心充满了良善的愿望，它想去接受，可是受到阻碍。所以我比较重视处女作之中的怀疑精神，而不是后来成为主义的、艺术家高举的旗帜的那种怀疑主义。现在我想举几部作品作例子。
首先，我想举的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出生在1934年，这篇小说是他1956年创作的，当时他22岁。从发表的时间看，应该算是他的处女作。但我估计王蒙写作的经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这只是他在此处女作阶段的一个比较成熟因而得以问世的作品。1956年的时代对我来说也有点陌生，对你们更不用说了，这时代我想是一个非常生气蓬勃的共知国的新生时期。1949年建国，1956年离它只有七年时间，处在一个新生时期。当时的年轻人，像当年的王蒙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就处在这个特别向上，特别热情的，和共和国保持同步的状态，他们是从内心里面拥护、热爱祖国，热爱共产主义的理想。
同时，王蒙整个文化观念受到了苏联文学很大的影响。无论苏联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对他们的文学我们怎样批评，苏联的文学以及他们所承继的俄罗斯文化里面那种崇高的观念却无法忽视，这种观念是非常强大的。王蒙这批年轻人，在他们的思想、情感方面，非常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崇高，有理想，追求真理，虽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可他们一心地要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则很戏剧性的，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右派作家。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林震的年轻小伙子，是个教师，年轻共产党员，新调到了一个区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主要是管理党的建设，包括人党、整风等问题。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从一个小学校，一个很单纯的环境被派到了区委的组织部工作。他怀着非常大的热情和希望，共产党对于他非常神圣，而他现在要做党的工作了。他觉得神圣得不得了，他去时随身带了一本书，一本苏联小说，名叫《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本书我也读过，可说在那个时代非常红的一本书。
它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即总农艺师、她参加了集体农庄之后，和拖拉机站长进行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女孩子非常勇敢，独身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付出了代价。这个女孩子叫娜斯佳，那位叫林震的小伙子就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我要做娜斯佳那样的人，像娜斯佳那样生活”这样的话。他一心想投入到一场壮丽的事业中去，可他所面临的组织部，充斥着非常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当他下到基层去调查，去发展党组织时，他发觉下面的情况非常不如人意。最使他失望的是，他们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是一个很聪明、智慧、透彻的人，他把什么事情，党、党的组织都看得非常透彻。他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一点不掺假的。当林震和这个副部长接触时，便非常奇怪一个搞党的工作的革命者会那么没有热情，面对那样一个令人不满意的局面，他却泰然处之。林震的疑惑非常强烈，更困难的还在于他所面对的官僚主义并不像小说里那么明确和清晰，他仅是感觉到一股非常平庸的空气，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好和不好都不那么区分明确。部里有一个女同志，年龄比他大，在组织部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她向林震描绘那些老资格的工作者：“他们的缺点散布在他们工作的成绩里面，就想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这样子，他无法去过滤它，把好坏清楚地过滤出来。
这时他发现有两个世界，都是他无法解释的，一个是小说的世界，那么清清楚楚的，好是好，坏是坏，前进是前进，退步是退步，而另一个生活的世界，却是那么含糊，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不对劲，但他指不出来。他有时候站在局外，站在院子里，听见打字机哒哒响，开会的报告声和发言声，电话叮铃铃响，人们跑进跑出，不禁感受到组织部的沸腾的气氛，使他挺感动，但当他走进去，又抓不住了，到处是琐碎事物，平庸气息，每个人都抱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在履行其义务，仅此而已。就是这么一个很平庸的组织部，居然是在为党工作，并且产生成果，尽管成果不能使他满意。比如说他们解除了一个有问题的厂长的职务，对他进行了处理，且发展了党员，写出了很多报告，工作还是在前进，速度虽不尽如人意吧，但毕竟没有退步，还是在进步。
但整个气氛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其中有一个场面写得非常好。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组织部开会，终于决定处分这个有问题的基层厂长。这天晚上，开完会后，组织部副部长，叫刘世吾的，老党员，和林震一起去吃了夜宵。这段写得非常感性，一种又亲近又疏离的感伤气氛，又复杂又单纯，触手可及，如同手能摸到一样，我喜欢把它形容成一种“贴肤”的感觉。他们俩在一个小铺子里，要了馄饨，老党员还要了白酒，他喝了口酒之后，说话了，说他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党的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并不轻松。他开始叹苦经，说自己的经历，然后他问小伙子今天是几号，是5月20号，老党员就说噢5月20号，9年前的今天，青年军208师打坏了他的腿。这时候林震忽然发现，他眼中的一个平庸世故的老党员，实际上有着壮丽的过去，流过鲜血。林震他还没有见过鲜血呢。当革命在局部进行时，那么烦琐，平常，可是壮丽的事业也就此发生。那天晚上的谈心，刘世吾很动感情，他说了些心里话：“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我们是党的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时候的林震，他所有的判断力都失去了，他陷入了真正的怀疑之中，他没有判断力了，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他所激烈批评过的前辈说的这些话使他看到他的也是非常热情的过去，单纯的过去。
那么他怎么解释今天呢？又如何判断今天的好坏？今天，你说他不对，他又明明在创造成绩。正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与爱情有关的事。那个叫赵惠茹的女同志，比他年长，对他非常亲切，使他到了新单位感到温暖。他到她家去，就身心感到休息和安慰。这时候却有了传言。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这个副部长告诉他：你要注意些，她对你的感情有些不对劲了。这对他又是个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还不懂得爱情，他非常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男女之爱，他一下子面临了一个新问题。
他回到宿舍里，坐到床上，衣服已经被雨淋湿了，他陷入一种忧伤的心境，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整个人都陷入一个迷宫似的情景中去了。这时候王蒙在文中表现出的一种少年人的心境是非常动人的。
他不是成年人，辨别不了是非，可这些麻烦都围绕着他，使他无法脱身，他根本不懂得爱，可他碰到的第一件感情的事是这样的，他无法判断那女同志是对他好，还是别的什么，他自己对她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处女作里表现的感情，根本不是我们后来所能表达的，后来爱情这个词已经被说滑了，随便就能出来，而且对爱情有很多解释，很多定义，写爱情可以写整整几本书，可以成篇成篇地去表达爱情，可是全都没有像处女作里面那种小心翼翼的心情，他简直不敢去触动那话题，他不敢碰它，一碰就难过，这种忧伤是不可名状的，因为理性还没有来临。一切事情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就这么混在一起，像灰尘里面的优点一样，这里面充斥的是一种温柔的怀疑。怀疑的尖锐性是掩埋在温柔底下的。这部小说的心灵世界我很难为它作进一步描绘，似乎它还来不及建立一个心灵世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做那种将世界打散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的工作，所以就很痛苦，就像一个孩子面临一个强大的、牢固的世界，这个世界用钢筋、水泥构造得极为坚固了，根本无法撼动它，他痛苦的目光只是从它上面拂过，他满心充满爱，想去爱这个世界，可却受到打击，受到对抗，他满心充满了善良的愿望，想和这世界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可是不行，他也不知道不行在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决断去把这世界打个粉碎。他只是用他的目光，留恋地痛苦地敲击。这怀疑对他的折磨非常强大，因这怀疑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结论。每个少男少女初次面对社会时，都会有这类惶惑的心情。谁都没有错，可他就是受挫。就是在这种怀疑之中，产生了一个世界，这世界不那么完整，像我将要逐步谈到的名著，它们所构造的世界完整而有逻辑。它却是摇摇欲坠，像烟雾一般一碰就散，但它确实存在了，存在于一个肯定又脆弱的气氛之中。这是王蒙的一篇小说，这个例子比较单纯，比较简单一些，接下来我想举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例子。
这个作家我想你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当代非常重要的作家，一个捷克人。我要分析的是·他的《玩笑》，这部小说就更难说是否是他的第一篇了，但确实是他最初阶段的作品，长篇里的第一部，我坚持将其作为处女作，是因为其中带有很强的处女作的特征。我对这位作家的评价不是那么非常的高，我觉得他是很有趣的作家，很有意思，当然是个很重要的作家。我觉得在当代，20世纪的作家，都很难对他们有很高的估价，我觉得他们创造的困难越来越大，自由越来越少，与现实贴得太近，无法创造一个如亚里士多得所说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世界。米兰·昆德拉的后来最有名的作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比较著名，表达他的人生观，哲学观相当流利，写得非常帅，非常漂亮，相当不错。但在《玩笑》当中有种非常动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后来的作品里面慢慢消失了。他后面的作品充满了思辨，思辨能力非常之强，而那种感性的东西，却是在《玩笑》里面，非常能打动我。在《玩笑》中，怀疑精神已比较成熟，比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要有主见多了，他不像王蒙那样犹犹疑疑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种摇摆、困惑、不安，而当《玩笑》怀疑的时候，他的态度较坚定，可以说有否定在里面，比较有把握的，理直气壮的。但奇怪的是，他的思想有点分裂，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很有主意，说他怀疑，其实他不怀疑，他已经很坚定地排斥了。但在他想去要什么的时候，他却表现出痛苦的摇摆不定。这正是他对这世界最为直接的感受。这个世界，即使一个婴儿刚生下地也不是很纯粹了，他耳朵里充满了各种声音。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怎么做是崇高的，符合祖国利益的，怎么做是不好的，不原则的；在一个市场化、商品化的社会里，别人会告诉你，你该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香水，女人应该怎么温柔，做怎么样的妻子，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或者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到处都在告诉你，而这声音乱七八糟的。一个人要纯粹已不可能，所以我怀疑昆德拉会是纯粹的东西。不像王蒙，在1956年的时候是处在封闭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信息非常之少，只有来自一个方面的声音，即苏联。所以他的怀疑都是从他本身出来的，没人告诉他。当这种怀疑从王蒙心里生出来，他一定会害怕，会想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他有一种小心翼翼，不敢肯定，自我怀疑的态度。而昆德拉比他肯定多了。昆德拉这篇小说是在事过2O年之后写的，那时政局比较稳定，他个人也较安全，捷克和苏联也已脱钩，相对较自由，毕竟是处在一个西方社会之中，受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超过王蒙，耳闻目睹了多次欧洲现代思想运动的浪潮。他的怀疑的来源不光来于他自己，其实还是整个社会以及历史给予他的。
这个故事以几个人自述的方式，最主要的一个自述人，即主角，路德维克，是个男性。最初他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镇生活，之后考上了大学，早早人了党，成为学生中的干部，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这个人天生喜欢调侃，开玩笑，说什么话都不正经，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是一点儿不掺假，非常热情，全身心投入。他在大学里，交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也是非常纯洁，像水晶一样，一点儿杂质没有，你告诉她什么，她信什么。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的声音。女孩子在暑假里收到通知去党校学习，她非常兴奋，因为她非常要求进步，她非去不可。路德维克则有点遗憾，因为他们的爱情正发展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希望她不去，和他在一起，回家乡看母亲，都安排得很好。这女孩不行，一定要去。那么就去了党校，此后两地相思，不断通信。女孩子的信中充满了在党校生活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她喜欢这儿，出操、上课、开展自我批评，她都喜欢，而且信中一点都没流露无法与他相守的遗憾。他很扫兴，很失望，在气极的时候他就给她写了张明信片，开了个玩笑，写了句口号式的话，意思是说乐观主义精神是很有害的，打倒乐观主义精神。这张明信片被党校的领导扣下，然后事情闹大了，最后他被开除党籍、学籍。他的女友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直到党组织找他正式谈过，对他正式作出处理时，女友来找他了。原来呢，这张明信片是学校扣下来的，并不是她交上去的。只是组织找她谈话时，才将他以往的所有信件交了出去，然后组织上对她说此事要保密，于是她只能沉默。而现在组织上已对他进行了处理，已经谈开了，她觉得她应该找他谈谈，一个崇高的目的：她要拯救他。她刚看了部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写一个爱心崇高的妻子拯救了堕落的丈夫。现在她提出和他结婚，他心中向往了那么久的婚姻在此时来到了，但他是以被拯救的形象出现的，他感到非常绝望。算了吧，算了吧。这之后他离开了学校，服兵役。在部队里，凡是政治上有问题，受到过处分的全都分到惩戒营，做矿工，近似于我们的劳改。他们则为服兵役，有年限，有相对自由，两个星期休息一次，而且每月有津贴。他到了惩戒营之后，感到非常受打击，信仰变成了敌人，站到了原先对立的阵营里去了。女朋友没有了，学校生活没有了，社会中心、精英人物的位置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生活的意义没有了。他这样描写到：“一切都中断了，学业、为革命工作、友谊、爱情，以及对爱情的追求，整个富有意义的一生都中断了。”紧接着一句话非常重要：“留给我的，只有时间，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它与我过去理解的那时间不同，一种变形为工作，爱情和努力，一种非常谨慎地隐藏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我不加思考就接受了时间。现在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是自在和自为的时间，是出于最基本、最原始状态的时间。它迫使我称它真实名字。”这时候他原来的世界崩塌了，所有东面都退场，只剩下一个空白的舞台，那就是时间，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只剩一个舞台了，舞台上所有东西都退场，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把这舞台重新布置起来。也就是把他的世界再一次建设起来，即填满他的时间。路德维克经历了几次他的世界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建的过程。这是他的第一次推翻。建设第一个世界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本来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建立这个世界没有问过他本人的意见，他生来就必须建立这样的世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建立是他本人没有参与意见的，可说是被规定的，这个世界由于他的犯错误，退党，劳改，垮掉了，没了，剩下来的只有时间了。他怎么办？心灵是空的，如何建立一个世界去支撑它呢？
他试图又建设了一个。在惩戒营里，他认识了一个人，叫昂萨克，完全是个街头流氓，他进惩戒营是因为报私仇和警察打架。警察怎么能打呢？他是国家机器，代表了国家权力，昂萨克当然就成了政治犯。
这个人非常潇洒，他本来是很好的机械工，很有技术，书中这么描写他：“他没有任何依恋，也不关心未来，这给了他一种无忧无虑，目空一切的自由感。”路德维克进了惩戒营，成天闷闷不乐，和周围的人不说话，有一天在井下挖煤，四周很黑，相互看不见，忽然之间就听到旁边有人对他说：“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成天不说话。”一听便知是昂萨克。昂萨克说你何苦如此，生活已经很苦了，难得一次休息，别人都出去泡妞，喝酒，你还在这儿苦思冥想，或者劳动，何苦折磨自己。路德维克也表露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觉得很苦恼，不该属于这里。昂萨克很生气：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就该属于这里吗？这句话其实是很见真理的，它使路德维克有了新的觉悟。就这样，昂萨克将路德维克拉到了他们的世界。这实际是一种妥协，完全是为了将自己空白的时间填满，或者说将空了的人生舞台再塞进点东西。路德维克慢慢放下架子，和他们在一起了。日子过得还可以，这些人很会闹，作弊，捣蛋，休息日跑出去泡妞。但他心里面总有些东西妨碍着他，当他胡闹到某一程度时他就干不下去。什么程度？比如说当妓女已经开始和他亲热了，但亲热到最后时刻，他就过不去这一关。他心里有种障碍，可能是出于他对爱情的一种崇高概念。这也就是最终他不能够被昂萨克的世界所彻底接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在这一个时期内，新的，另一个世界他建立起来了，甚至有些如鱼得水，因为他很聪明，他有文化，能够出奇制胜，想出些别人想不出的点子来。
这个世界对于他的好处，就是他从社会的中心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里，知识分子都有种貌似精英的位置，好像是站在中心位置，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站在边缘地带，不可能是主流性的，主流是由经济，政治，历史的规律来形成的，而知识分子则是独立的位置，在边缘的地方。昂萨克将他吸收过去之后，使他迈一大步，从原来的中心的世界迈到了边缘，但这边缘的世界显然也不是他能呆的，所有的不适应似乎只在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对待女性。他不能像他们那样任意。那个地方很艰苦，自由很少，两个星期一个假期，不过半天而已，这种情况迫使他们找一些特别容易接近的姑娘，说得不好听就是很贱的姑娘，甚至有些已是半老徐娘，年龄已经很大了，只为了马上解决一下饥渴。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过不去了。
然后又有一个人，亚历克夏上场了。这是个很年轻的政治犯，比他们晚到惩戒营，他所以到此来是因为其父是个“托派”，已经被政府抓起来了，株连九族，就将他抓进政治犯惩戒营里来了。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非常年轻，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照今天的话说，很“左”的一个人，“左”到连“左派”都见他怕。他进了惩戒营，但始终也没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此他觉得他周围的人全都是渣滓，全都是坏蛋，他对路德维克很不满，说：虽然你现在被开除出党了，但你毕竟曾经是共产党员，你应该保持一个党员的气节，而今天你却堕落了，和他们混在一起。亚历克夏简直是对自己严厉到极点，劳动拼命，身体却非常的弱，他在报上声明和他父亲断绝一切来往。
而这一举动却使昂萨克之流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亚历克夏可以和父亲断绝关系，就可以背叛一切，他们就判定他是坏蛋，说这才是真正的叛徒呢，是那种会告密的叛徒。其实他倒并没告密，但他这种形象却规定了他一定是个告密者，大家就把他孤立起来了。他在里面的日子非常难熬，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到最后一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这一天他们刚从矿底下爬上来，累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时候，管理他们的士兵和上官生偏想做一个游戏，举行接力赛跑，犯人和士官生比赛，士官生们平时也蛮无聊，拼命跑，觉得游戏很开心，但对于惩戒营的犯人来讲，这是不堪忍受的。大家就出主意，全都慢慢地跑，怪腔怪调，或是装瘸子，和他们胡闹。最后的形势自然是士官生们早跑到终点了，这边还远没跑完，还在拖拖沓沓。最后一棒是亚历克夏接的，他一开始就像脱了弦的箭一样跑，跑了几分钟就跑不动了，忽然之间就停下来了，他其实是真的跑不动了，他有病，后来简直是爬到了终点。士官生们气得不得了，就把他们全集合起来问：“你们是不是有病而跑不动？”除了亚历克夏大家都说是，士官生就开始惩罚亚历克夏，很厉害地惩罚他，还关他禁闭。他出来之后便对路德维克说，他有个新发现，这士官生是个真正的反革命。路德维克说这太可怕了，你不要瞎讲，我们还在受惩戒呢。亚历克夏说不，我已向党递交了一份报告，他用这种残酷的手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反感，所以是个坏蛋。这份报告自然给亚历克夏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他正式被开除出党：你反动，在里面还不老实，还写这个。
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他没起床，士官生提来了一桶水，所有昂萨克那帮人都兴高采烈地看着捉弄他。他们那儿有个规矩，你赖着不起床，就用水浇上去。可是等水浇上去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他自杀了。他的死一下子使路德维克觉醒过来，他开始对昂萨克他们感到非常非常愤怒，他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我开始怀疑那种人仅仅建立在环境的压力和自我保护的欲望上的团结的价值。”他很难过，觉得自己也参与了对亚历克夏的迫害，他意识到昂萨克的世界的卑鄙，他觉得不行，这种世界是一个人妥协到底，退到最后，没有办法，完全是为了苟活而建立的一个世界。这样，他第二次经营起来的世界又粉碎了。
这之后他所遭到的厄运是一个连一个，不断加刑。总算服完刑之后却必须和煤矿签约，否则再加刑，就像我们劳改农场期满后还得留场的意思。他受的罪不得了，心里面的愤怒也日益增加，而且他的时间舞台又一片空虚了。原来还有昂萨克的世界可以提供他以人的最本能的欲望立足，可他不行，他已经不是原始人、野蛮人，已经有文明的教育了。他非常空洞，时间又回到他眼前，又是空白的时间。他只得再一度去建立，其实这已经谈不上什么建设，他就好像从一个什么地方堕落下去，掉到一个很小的计划里面去。这个计划就是他第三个世界，一个很具体，很渺小，很刻毒的计划，一个复仇计划。
有一个他的好朋友，这人叫泽曼尼克，他的妻子叫海伦娜。在决定开除他党籍的会议上，泽曼尼克是个重要的角色。路德维克不明白平时那么好的两个人，他们在一起唱歌，一起游行，一起宣誓，可是到时候却也不相信他。他心里充满了仇恨，都集中在泽曼尼克的身上。
他的小计划是勾引海伦娜，他要和海伦娜做一次爱，他的计划随着机会的来临逐步形成。这时政治形势好转，他已离开了煤矿，到一个研究院做了一个也算是领导的工作吧，海伦娜是个广播电台的记者，由于采访和他有了接触，一旦知道她是泽曼尼克的妻子时，他的兴趣一下子就来了。海伦娜30多岁，有了孩子，开始衰老可是还在最后挣扎，竭力拉住青春的尾巴。他开始以一种非常拿手的办法去勾引她，很有成效。他把她勾引到他的家乡。这里每年有一个活动，叫做“国王们的骑马”，海伦娜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这个民俗活动，他说正好他要回乡，就在那几见一次面吧。见面之后，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很疯狂，他其实对她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有想到自己的仇人时才感到有点激动，就是这种仇恨激励着他把做爱完成了。之后他们开始聊天，海伦娜这时爱他爱得不得了。聊天时他才发现一件糟糕透了的事情，原来海伦娜是被泽曼尼克抛弃了的妻子。他简直觉得太无聊，荒唐透顶，他本是想去破坏他，去获取他的珍宝，结果却是他的抛弃的东西，且泽曼尼克正苦于甩不掉手，他的插手则使海伦娜下了离婚的决心。
他又碰到了泽曼尼克，带着他的小女朋友，才23岁。他还在那个大学，教马列主义思想，这23岁的姑娘是他班上学生，也学马列主义的。他觉得自己的复仇第一步已惨败，即海伦娜是被抛弃的，第二步还要惨，他发现泽曼尼克已经变了，他变得思想很解放，他称自己教的马列主义是教哲学，思想非常开放。尤其是他的小女朋友，完全是一个现代青年，对马列主义有一套非常透彻的看法，她不过把它作为一门学术来看待，且对他们这一代人表示不理解，以为他们那些政治运动都很荒唐，像游戏，像玩笑。路德维克感到在那个小女朋友面前，压根儿泽曼尼克和他路德维克是一类人，而小女朋友是另一类。他的复仇一下子失去了对象，而且他发现他也不可抑制地对泽曼尼克的小女朋友很迷恋，这确实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很漂亮，很性感。第三次他的世界垮掉了，而这次垮得更彻底，他的半生时间都已贴进去了。他的世界一垮再垮，终于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在他的家乡，他向老朋友要求再回到乐队里，吹一次黑管。他以前是个黑管手，在民间活动里吹黑管，后来他当了共产党员后就对民俗活动没什么兴趣了。他很想回到乐队再吹一次黑管，实际上他是想到质朴的过去里面去找一个世界，过去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吹黑管时他发现这个民俗活动完全是由官方在主持的，年轻的一代完全没有兴趣，没人在听他吹奏，也是失望。一个世界连一个世界在垮。路德维克和王蒙的林震不一样，林震只是在怀疑，是一个温柔的怀疑的青年，他不像路德维克那么激烈，路德维克是操起了批评的武器，已经把一系列的世界打个粉碎，但他无法建设，他的建设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也透露着一线朦胧的光芒，那就是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名叫露西，出现在他最暗淡的日子里。惩戒营中不是两个星期一次假期吗？当他不再和昂萨克们混在一起，假期里就跑到这个城市中闲逛，遇见了一个电影院。这是这小城市唯一的一个电影院，所以它不需要名字，就叫“电影院”。正在放《名誉法庭》，就是当年他的女朋友想效法里面的女主角去拯救他的电影，他一看名字就倒胃口了。正当他往回走时，看见了一个姑娘。这女孩子很普通，很平凡，穿了一件旧的短大衣，显然袖子是短了，头发也挺蓬乱的，但是她挺安静，安静地到电影院中去买了张票，他不由自主地就跟着她走。
她走到一个钟楼眼前，有个石凳子，她坐下来，看着钟，等电影开场。
这一情景使他很奇异地有点感动，他也买了张电影票，跟着女孩子走进电影院，和她一起看电影。作者很细致地写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使他有触动的：女孩坐下来，把那件破大衣脱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然后看电影，看好后再穿大衣，他就帮她拉拉袖子，这时候那女孩回过头，很感激地看着他，他勇敢他说：“我能送你回家吗？”他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每当他有假期，他们总是一起度过。散步，看电影，始终没有发生太强烈的事情，但女孩对他有种很沉默的关注与钟情。
比如，他有一阵总被惩罚，假期被取消，而露西静静地来到惩戒营铁丝网外边看着他操练。他很感动，心里很爱她。当这女孩站在铁丝网外时，昂萨克他们会说些下流的猥亵的话，这些话刺激了路德维克，同时也讽刺了他，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未同她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而且他的欲望也非常强烈。但露西对他的冲动总是很抗拒，甚至于他在冒着被加刑的可说是生死攸关的危险设置了一个做爱的环境，她都抗拒了他。就是这么个女孩子，然后，突然之间又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个人物始终是路德维克心里的一个建设性因素，他很想把她建设成一个精神的王国，精神的世界，可是材料太少。露西是那么简单，而且他对她那么不了解，他从何建设起？露西总是呈现出一种非常飘渺的，朦胧的，转瞬即逝无从捕捉的特质。他也不断地问自己，分析露西，为什么她会使他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露西其实是一个贫穷的，可怜的，总是被继父殴打的下层女孩，她没有知识，没有宗教，对历史一无所知，她一点也不知道时代的重大问题，她生活中的问题是日常而平凡的。然而就是在这里他得到了一种解脱，他好像在往下飘落，无所依的时刻抓住了一个东面，这时候他说：“露西来把我带向她的灰色乐园”。这“灰色乐园”的定义很有意思。她是有个乐园，可不是那种灿烂辉煌的，而是灰色的，暗淡的，在轰轰烈烈的时代之下，在伟大的历史之下的平凡渺小却严肃道德的生活原则。路德维克说：“不久前似乎还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步，使我得以退出历史的这一步，突然间成了宽慰和信心的根由，露西羞怯地挽住我的胳膊，于是我让她引路了。”这个灰色乐园，可说是在他一系列的世界崩溃之下，一个脆弱的建设。后来他的一个朋友，露西后来的情人，告诉路德维克有关露西的很多秘密，包括她当时为什么拒绝与他做爱的秘密，告诉他这一切之后，露西变得具体和现实了。路德维克的态度是：拒绝他对露西的描述，他认定这之中的描述很多出于一个男人的想象。其实他是要一个虚无的露西，他要一个未知的，不可知的露西，就像他第一次见到她，在电影院前，看着钟点，等待开映时间，穿着旧大衣的露西，生活在一个浅显表面而又深不可测的源流里的露西，来作他的向导，引向灰色乐园。
这里还有一段也是很有意思的。是关于“国王们骑马”的民俗活动。有人扮成了国王，骑马到处去募捐，要喝酒，唱歌，跳舞，这仪式似乎很神秘，无人知道它的含义，它的来历。正如埃及象形文字对那种看不懂它的人，他们仅仅把它当作是奇异的草图，它们的确是很美的。国王们骑马也是很美的，它原初想传达的意蕴，早已不为人知，留下的只是更加鲜明突出的动作，色彩，话语。当此书第一次出版时，这一段落被出版社全部删去，认为无关紧要，离题太远，其实这段非常重要。米兰·昆德拉在探讨人的心灵世界的形式。他仔细描绘这仪式的细节。很奇怪的，骑在马上的国王是一个女性的国王，可却是由男性扮演，国王不说话，嘴里咬着一枝玫瑰花。当路德维克远远地跟着马，跟着由孩子们装扮的马在行走时，忽然之间有个奇异的设想，他就这么说：“望着戴面罩的国王，我看到露西骑着马，庄严地并且嘲弄地通过我的生活。”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幻觉。
这本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本书，作为一部小说，也许不像后来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具有清晰深刻的理性力量，而是带有强烈的摇摆性、不确定性。你会看到书里面有许多人在叙述他们的人生观，譬如路德维克的朋友，吹管子的亚诺斯拉夫，他的人生观是：他参加民俗活动，可他全不信神，绝对的无神论；而另一位，科斯特塔，他是共产主义者，却信奉基督教。但他们每一个人的世界到后来都是崩溃的、失败的，包括海伦娜。在这里，昆德拉想做的事是，不要的东西全部不要，要的东西，却非常渺茫，那就是“露西”。露西在这本书里是以两种极端的方式表现的。一方面是最最具体的，比如他写她怎么穿衣服，穿怎样的高跟鞋来迎接他，怎样把她的卧室打扮成节日的气氛，都是最具体的东西，没有一点概念的。而另一方面却是最最含糊朦胧的，就是乘在马背上，口里衔着玫瑰花，男扮女装的露西。这两者都无法命名和定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衡量处女作的价值。先来说处女作和成熟之作的区别和差异，我想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人评价我们上海的金山农民画，他们说很棒很棒，毕加索如果看到金山农民画会感到很惭愧，因为他毕生所做的事业，由一个农民，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完成了。那么，这话对不对呢？我觉得这话不对，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毕加索他也许最后达到的那个世界，确是一个感性的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对世界的一个非常朴素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可是毕加索的认识是经过了理性的阶段，它里面是有升华的。而金山农民画则是第一步的，是没有经历过我们所说的两次否定，它是第一步。而毕加索是经过两次否定所达到的，他的感性世界包含了理性的果实，它是一个经过升华的世界。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要正视处女作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某一点上体现出了一种心灵世界的独立性。但是并不是说处女作是这么样的至高无上，或者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它是心灵世界的初创阶段，它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