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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阅读 · 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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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诗人、名妓、高僧

发布时间:2021-01-31 09: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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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任期中,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 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难忘,杭州人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情,在放的风情,在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在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做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

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0 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出海的大船出没于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萧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对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待。有的用赌博,有的装做白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孛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介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孛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孛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绝的叙述那些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 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却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隔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时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隔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 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国。

小人营报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 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节、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 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而生畏意,而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通常都是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欲雪,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女有关,而和尚与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诗歌,他对人生热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女,名叫秀。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 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 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金陵、庐山,又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 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 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 有官,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与普通的娼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相往还 ,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唱的都是谈情说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修曾留下有关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告皇帝提防女人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他只是喜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上的地位。她还 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追欢寻乐,还 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 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 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 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 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 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机,轻轻。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 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 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上怎么安排自己的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子,他先把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 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 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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