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若晞 【本书体例】
【原文】：
浩浩昊天(1)，不骏其德(2)。降丧饥馑(3)，斩伐四国(4)。旻天疾威(5)，弗虑弗图(6)。舍彼有罪(7)，既伏其辜(8)。若此无罪，沦胥以铺(9)。
周宗既灭(10)，靡所止戾(11)。正大夫离居(12)，莫知我勩(13)。三事大夫(14)，莫肯夙夜(15)。邦君诸侯(16)，莫肯朝夕(17)。庶日式臧(18)，覆出为恶(19)。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20)。如彼行迈(21)，则靡所臻(22)。凡百君子(23)，各敬尔身(24)。胡不相畏，不畏于天(25)?
戎成不退(26)，饥成不遂(27)。曾我御(28)，憯憯日瘁(29)。凡百君子，莫肯用讯(30)。听言则答(31)，谮言则退(32)。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33)，维躬是瘁(34)。哿矣能言(35)，巧言如流(36)，俾躬处休(37)。
维曰于仕(38)，孔棘且殆(39)。云不可使(40)，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谓尔迁于王都(41)，日予未有室家(42)。鼠思泣血(43)，无言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
【鉴赏】：
关于本诗的写作年代和题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是刺周厉王的，亦有认为是周平王东迁后，大臣痛定思痛，回首往事以作惩戒的。对主张“刺厉王”说者，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作了有力的驳诘：“此诗不惟非东迁后诗，且西京未破之作，故望诸臣迁归王都。若西京已破，王室东迁，则勤王又自有人，岂待御相招?且其立言，别是一番建功立业气象，断不作‘鼠思泣血’等语。曰‘周宗既灭’者，周之宗室远去绝迹，不来相依耳，非宗周王国为人所灭也。”而主张东周诗者，则是拘泥“周宗既灭”、“谓尔迁于王都”等语以立论。其实不惟误解了这两句诗的含意，也很难自圆其说。问题出在对几个关键性词语的理解上。“周宗既灭”之“既”，一可当“尽”讲，亦可当“即”解。此诗中是作“即使”、“若是”之义，系假设之辞，是作者无限忧虑之辞。全句“周宗即灭”实是“危言”以“耸听”的。“灭”，一作“灭亡”讲，也可解做“散失”、“绝迹”、“分离”。而“谓尔迁于王都”之“迁”，除当“迁移”讲外，在此解作“还”意。胡承珙《毛诗后笺》：“盖迁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谓之迁，其自他处而还亦可谓之迁。《曲礼》坐而迁屦。注云，迁或为还。是迁字与还字亦通也。”另外，若说西周已灭了，东周也是周，它还是“宗周”，依然存在，不能说灭。假若已灭，又何言还?亦断无还于不复存在的旧都之理。基于上述的理解，结合诗文所述，我们以为，断为西周末年、镐都沦陷前夕的作品，较符合实际情况。
还要指出，此诗文不对题。题目几与内容无涉。什么叫《雨无正》呢?《小序》以为：“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意思是说，本诗讽刺周王政令多如雨，因而不得人心。虽牵强附会，却也有道理。另外还有认为，“无正”，两字训为“芜政”。朱熹《诗集传》引北宋刘安世的话说：“尝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其诗之文则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因而认定此篇应题作《雨无极》才足。对此，我们不必强论，亦不必深论。细绎诗意，可知这首诗是一位侍御近臣讽刺幽王昏庸、群臣误国的诗。
周幽王是西周末年的一个暴君。他荒淫昏庸，宠爱褒姒，烽火戏诸侯，不讲信义。致使国势日颓，外族入侵，天灾屡降，民不聊生。他又要废太子宜臼，一意孤行，强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这样宜臼之舅氏申侯便勾结犬戎，竟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自此西周灭亡。本诗即是在西周将灭亡、王朝大势已去，难以挽救之际，一位具有清醒头脑的幽王近臣，因痛感大厦将倾、国事艰危而发出的忧患之吟。诗中揭露了君王暴虐，刑罚不平，政治黑暗，时局混乱，特别是对君昏臣佞，不恤国事的行为进行了直言斥责，显示了作者忧国忧时之情和大义凛然之慨。
全诗共七章。
第一章由怨天到斥责周王苛虐昏庸，赏罚不公。周统治者敬天思想极为严重。这里的“天”便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而天子则是代天行令的人，因而也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诗歌从“浩浩昊天”写起，说它反复无常，不能常施恩德，福泽天下，甚至“降丧饥馑”，祸害人民。明处是写上天，暗中影射人间。作者予头所向，直斥暴虐无道的周幽王。他不但外事征伐，内肆暴虐，且不思反悔，改过自新。更让人气愤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变乱法度，刑罚无道。有罪的人被轻易放过，并包庇他们的罪状；无罪忠良，反遭冤诬，陷入牢笼而备受磨难。“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是代人民鸣冤，从人心之不平，见出社会的败乱。在此，诗人痛心疾首，直斥其事，于惊呼不平中显出其忧思愤郁之情。
第二章，写朝廷内部人心涣散，痛斥“邦君诸侯”逃避自全。在此诗人首先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两句意谓周国若是灭亡，大家也必将无处安身而随之遭殃。但在此国家危难、人民流离失所之际，而执政的“正大夫离居”，置朝廷、百姓于不顾；“三事大夫”虽人在朝廷，但不肯日夜为国操劳。“邦君诸侯”更是“莫肯朝夕”，为国分忧。在国运维艰之时，人们本指望幽王幡然醒悟，任用忠贤，谁料他反而变本加厉，恣肆暴虐。而那些大小百官更是叛逃离散，只顾全躯保命，谁也不挂怀于国计民生。诗人在此描绘出西周江河日下、落花流水似的无可挽回的覆亡之运，从一派衰败景象中，更衬托出诗人悲天悯人、忧虐焦灼之情。
第三章，揭露“凡百君子”也为非作歹，只为门户私计。诗人仍从问天开始，用语较为隐约：“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在国家将亡之际，乱臣贼子也跟着趁火打劫，残害人民。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上有昏君，下有奸佞，国家怎能不误入歧途?作者比喻道，这就象人行路一样，漫无目的，走投无路，哪有到达终点的时候?作者进而愤然质问那些自命不凡的“君子”们：为什么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但不思国救，而且不守法度，擅离职守?为什么不知互相敬畏，也不畏于天神?言下这意是显而易见的。诗人谏阻他们要“敬身畏天”，改弦易辙，不要继续为恶而不知戒惧了。
第四章，自述为外患内灾而忧劳成疾，责怨群臣百官不肯进言，周王亦拒绝忠谏。兵祸连年，灾荒不断，达官贵人如鸟兽散；只有我御之臣，忧劳独深而“憯憯日瘁”。此处写出唯有诗人效忠王室，忧国忧民，愈见出大厦将倾之时，国无栋梁之材。而“凡百君子”都“莫肯用讯”，行路其君，传舍其国。国王依然故我，执迷不悟，喜听谀词，对佞小赏以高官；恶闻忠言，对忠贤严词斥废。如此朝政，哪有希望可言?
第五章，是讽刺能言佞臣的巧言如流。幽王堵塞言路，拒绝忠谏，因而给奸佞之徒造成可乘之机。他们迎合君王，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窃取利禄，这一切使人愤怨难平。所以此章开首就写出了诗人的难言之痛：“哀哉不能言”，不是口舌有病，而是忧思深重，顾忌多端，致使“维躬是瘁”。面对奸佞之徒，巧舌如簧，摇唇鼓舌，蛊惑君王，扰乱朝纲，诗人怎能不满怀苦衷呢?朱熹对此曾慨叹道：“盖乱世昏主，恶忠直而好谀佞类如此，诗人所以深以之也”(《诗集传》)。
第六章，“又代在朝诸臣自解，言出仕之难，进退有咎”(陈子展《诗经直解》)。方今天下动乱，国运倾覆之际，作者深感处于乱朝忠执国事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开笔说，大家认为当官可以解除国之忧患，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令人感伤的空想。因为，“云不可使”，便要“得罪于天子”。幽王要胡作非为，又昏庸不察，你无可奈何；假如你说坏事“可使”，那么就会“怨及朋友”，受到忠直友朋的责难。仕途也太艰险可怕了。诗人忧时患难之念，矛盾痛苦之情跃然纸上。
第七章，是痛切诘责离居诸臣的不思报国，并吁请外出者“迁于王都”。在国难方炽之时，那些执掌国柄者落荒而逃；在动乱稍定之时，又不肯迁回王都。其理由是“曰予未有室家”。诗人于此“鼠思泣血”地吁请并劝说外出者尽早还都，重整朝纲，但他们却无言而不疾首，嫉恨于心。所以诗人不禁尖锐地质问道：“你们从前离京出居，狼狈逃窜，又是谁跟着你们去造房屋的呢?实际上，这些人是心有余悸，不敢也不愿返都谋议恢复，却用无家可归做借口罢了。诗人一句强有力的反诘，驳得他们理屈词穷。方玉润评：“末更望诸臣之来共匡君失，因诘责之，使穷于辞而无所遁，乃作诗本意”(《诗经原始》)，说得极是。
这首诗的时代进步意义，是通过对西周末年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揭露表现出来的。这种揭露真实具体，又触及了本质，因而具有“诗史”的特质，给人以深切的历史感和凝重的质朴美。唯其如此，所以就弥足珍贵。
在艺术手法上，本诗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起势宏壮，意境深远。诗的开头即以惊呼不平起势，造成一种笼罩全诗的强烈氛围，紧紧抓住读者心理，令人深思。诗人“既言昊天降丧饥馑，又言昊天疾威，而刑罚不平，借怨天以刺王”(陈子展《诗经直解》)。诗中既写天庭，又写下界，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西周末年社会动乱、岁饥民艰的衰亡图景，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蕴含。其次，发语酸楚而沉痛，感情激越而率直。诗人在国家面临倾覆之际，作为一个正直的有道者，自是痛心疾首，焦忧非常。发而为诗，言极沉痛，也怨怒不平。所以他态度激烈，直言不讳，指斥君王之无道，群臣之奸佞，表白自己独深之忧患，陈述身仕乱朝之进退两难，其态度之坦诚，情感之强烈，言辞之真切，忧患之深沉，不待文词之华丽精妙，即足以感动人心。其三，对比反衬，情理兼擅，语虽明晓，但寄托遥深。诗中叙事抒情，主要运用对比之法，使之形成鲜明对照。其写天之不德与人之遭难，有罪被拾与无罪含冤，奸佞显进与忠直遭斥，“邦君诸侯”与“曾我御”，有口难言与巧言如流，坏事“可使”与“不可使”等等，都是在对比中显明地表现出它的特定意义，而每一对比中无不蕴含着诗人深长的忧叹之情。特别是诗的四、五、六三章，专就自身的处境、心情与他人对比，可谓情理兼擅，寄托遥深。其中史实的叙述历历在目，愤怒之情思涌流笔下，千载之下，读来犹可使人想见其事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