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安 【本书体例】
【原文】：
滔滔孟夏兮(1)，草木莽莽(2)。伤怀永哀兮(3)，汩徂南土(4)。眴兮杳杳(5)，孔静幽默(6)。郁结纡轸兮(7)，离慜而长鞠(8)。抚情效志兮(9)，冤屈而自抑(10)。刓方以为圆兮(11)，常度未替(12)。易初本迪兮(13)，君子所鄙(14)。章画志墨兮(15)，前图未改(16)。内厚质正兮(17)，大人所盛(18)。巧倕不斫兮(19)，孰察其拨正(20)?玄文处幽兮(21)，朦瞍谓之不章(22)。离娄微睇兮(23)，瞽以为无明(24)。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25)，鸡鹜翔舞(26)。同糅玉石兮(27)，一概而相量(28)。夫惟党人之鄙固兮(29)，羌不知余之所臧(30)。任重载盛兮(31)，陷滞而不济(32)。怀瑾握瑜兮(33)穷不知所示(34)。邑犬之群吠兮(35)，吠所怪也(36)。非俊疑杰兮(37)，固庸态也(38)。文质疏内兮(39)，众不知余之异采(40)。材朴委积兮(41)，莫知余之所有(42)。重仁袭义兮(43)谨厚以为丰(44)。重华不可遌兮(45)，孰知余之从容(46)?古固有不兮并(47)，岂知其何故也?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48)!惩违改忿兮(49)，抑心而自强(50)。离慜而不迁兮(51)，愿志之有像(52)。进路北次兮(53)，日昧昧其将暮(54)。舒忧娱哀兮(55)，限之以大故(56)。
乱曰：浩浩沅湘(57)，分流汩兮(58)。修路幽蔽(59)，道远忽兮(60)。曾吟恒悲，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怀质抱情(61)，独无正兮(62)。伯乐既没(63)，骥焉程兮(64)。民生禀命(65)，各有所错兮(66)。定心广志(67)，余所畏惧兮(68)。曾伤爰哀(69)，永叹喟兮(70)。世浑浊莫吾知(71)，人心不可谓兮(72)。知死不可让(73)，愿勿爱兮(74)。明告君子(75)，吾将以为类兮(76)。
【鉴赏】：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叙写屈原放逐江南，行吟泽畔，与渔父相问答后，“乃作《怀沙》之赋”。载录全文之后又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后人据此，多认为本篇为屈原的绝命之词，所谓“怀沙”，就是怀抱沙石以自沉的意思。如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就说：“太史公曰：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以死。原所以死，见于此赋，故太史公独载之。”而朱熹的《楚辞集注》说得更为明确：“怀沙，言怀抱沙石以自沉也。”当然，对于题义的解释，后人也有不同的说法，如汪瑗《楚辞集解》则说：“按世传屈原自投泪罗而死，泪罗在今长沙府。此云怀沙者，盖原迁至长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于怀而作此篇，故题之曰《怀沙》。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后来，李陈玉《楚辞笺注》钱澄之《屈诂》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均持此说。蒋骥还作了进一步的推阐考证，驳斥了有人以为“长沙之名自秦始建，且专以沙名，未可为训”的说法，引用《山海经》、《战国策》、《史记》等典籍，说明战国时，已有长沙之名，而且，还是熊绎的始封地。所以他认为：“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我个人大致是同意这后一种说法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间，从篇首“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两句来看，应是写在初夏四月，这大概是不成问题了。问题是究竟是在哪一年?我们认为，本篇虽然不见得就是屈原的最后“绝笔”，但它总应该是屈原临死前不久的创作，这在作品也是能够证明的。他在全诗的结尾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就是明白地宣告了他要以自己的一死来殉自己崇高理想的最后决心。民间传说，屈原沉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这在时间上正可与本篇相衔接，所以我们认为本篇正是写于作者的绝命之年。王夫之认为屈原自沉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的时候，如果我们同意王氏的这一说法，那么本篇的写作就应是在这年的农历四月了。
全篇从内容上可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十句写诗人初夏南行时的情景。首二句点明时间背景。三、四句是说自己怀着悲伤的心情向“南土”进发。这里所说的“南土”就正是屈原所欲自沉泪罗江之所在。可见诗人的“伤怀永哀”，就在于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走向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归宿。当然，诗人哀伤的不仅是个人的毁灭，更主要的是国运的衰颓。当时楚国都已经沦陷，亡国之日可待，诗人的一切希望均已破灭。所以在他看来，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前途，都是“眴兮杳杳，孔静幽默”，一片死寂渺茫。于是诗人死志遂决。可见，他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以下的几句都是刻画诗人此时此刻的哀痛沉郁和悲愤难抑的心情的。
第二层十句是诗人表白自己虽不见容于世但却决不改变初衷、变节从俗的坚定决心。而这正是诗人一生所坚守的原则。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如《思美人》的“欲变节以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涉江》的“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等等，都是表明诗人的这种意志。诗人在临终之际再次申明这一点，说明了他之所以要毅然决然地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既不是为了一时之狷愤，更不是消极怯懦，而是为了坚持理想，所以才“舍生取义”，以死明志。从此可见诗人的凛然正气。
“玄文处幽兮”以下二十四句为第三层。在这一层中，诗人以大量的比喻，揭露了当时社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的黑暗现实。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诗人的“异采”不但不能见赏于时，为人所知，反而还要受到小人的谗诽围攻(“邑犬群吠”)。诗人一再痛斥党人专权，嫉贤妒能颠倒是非，倒行逆施，以致政局混乱，不可收拾。诗人自伤身世的悲愤之情和忧心国事的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不觉一篇之中，言之烦复，情之迫蹙矣。
“重仁袭义兮”以下十六句是第四层。前八句先言帝舜汤禹皆远而不可遇，自伤生不逢辰；后八句再言自己志节不改，有死而已。特别是在最后四句中流露出自己即将就死的心情。正如屈復所云：“泪罗自沉之情景，总收上文也。阴森之气，直涌纸上，不可卒读。”(《楚辞新注》)
“乱”词为全诗的结尾。这一段不仅是全篇的总结，而且更把诗人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最后以“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坚定语言和决绝语气，大义凛然地宣告了自己“舍生取义”(孟子语)的决心。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不仅是要以自己的死来殉自己崇高的理想，以牺牲宝贵的生命来保全自己坚贞的节操，而且更要以之来震撼楚国的民心，唤醒楚王的觉悟，可以说诗人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人生的最后一搏!所以诗人没有流露过多的悲哀，而是要把自己的悲痛情怀极力抑止住，因此，本篇的情感就不像《抽思》、《哀郢》等篇里所表现的那样悲怆凄切，也决无痛苦流涕、捶胸顿足之态，而是坚定沉着、镇静自如的。这显示了诗人以身殉国的大无畏精神和坦荡的胸怀。
在艺术上，本篇文字简明朴实，较少修饰成份，诗人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为的是读者易于了悟。所以篇中虽也使用了比兴手法，但较少以“香草美人”出之，同时也运用了不少如“刓方为园”，“变白为黑”等带有理性色彩的比喻。诗人以明晰的语言，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深刻地解剖了社会的现实，严厉地批判了党人的胡作非为，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另外，全诗句法简短有力，读起来音节比较急促，这也颇能体现诗人当时的情绪。所以说，本诗的艺术特点是与思想内容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的。这样，无疑就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