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笔正 【本书体例】
【原文】：
岂曰无衣(1)?与子同袍(2)。王于兴师(3)，修我戈矛(4)。与子同仇(5)!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6)。王于兴师，修我矛戟(7)。与子偕作(8)!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9)。王于兴师，修我甲兵(10)。与子偕行(11)!
【鉴赏】：
《秦风·无衣》是《诗经》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诗序》云：“《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殊与诗意不符，因为诗中根本没有任何“刺用兵”之意，相反地，却是在赞颂和支持“王于兴师”的。王夫之《诗经稗疏》首先提出异议，他以《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秦哀公三十一年，楚臣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救楚，“秦哀公为之赋《无衣》”，认为《无衣》是“哀公为申胥作也。”诗中的“王”指楚王，“于”指申包胥。此说亦与诗意不符，因为诗中完全是战士口吻，而决不是秦哀公对楚臣之辞。“赋”字，古时可称作诗，也可称诵诗。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在“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后加注道：“《诗·秦风》，取其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可见，《无衣》乃秦早有此诗，秦哀公不过诵此诗，表示秦将出师救楚而已，并非秦哀公作了此诗。
那么，《无衣》的创作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正确地把握和理解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是很有帮助的。
《史记·秦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庄公……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逐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
这段记载，与《无衣》诗的内容是相符的，因而，把《无衣》解释为秦庄公或秦襄公对西戎作战时的战歌是比较合理的，创作时间在公元前821年至公元前760年之间，是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的作品。
全诗三章，章五句，每句四言。每章前三句为第一层，以豪迈的反问语气的设问句“岂曰无衣”起句后，分别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作出回答，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现了士兵们团结互助，克服困难，共同对敌的豪迈气概和有我即无困难的乐观性格。中间二句为第二层，“王于兴师”的“王”，应指周天子，古制：兴兵征伐自天子出。三代时唯最高统治者称王，诸候在本国内虽亦自称王，但多在周衰亡后。由于西戎经常侵扰边境，华夏族的反侵略战争，一直在西周至春秋的长达几百年的时期内进行着。而毗邻西戎的秦国更是首当其冲。当时西戎对周王朝的任何一个诸侯国的侵犯，都是对周王朝的侵犯。各诸侯国讨伐西戎的战争，都是受周天子之命，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进行的。所以，朱熹在《诗集传》中说：“王于兴师，以天子之命而兴师也。”“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写出了战士们擐甲砺兵，积极进行战斗准备的高昂情绪。末句是第三层，是各章的结语。“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以同仇敌忾，共同杀敌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把上两层所写的内容推向更高的境界。从诗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劳动人民，在奴隶主阶级的压迫下，过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诗经·豳风·七月》)的悲惨生活，但当外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他们便义无反顾地决心为卫国保家而战。这种深明大义、团结战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热爱祖国、豪迈乐观、一往无前的民族豪情和英雄气概，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表现，表明爱国主义在我国源远流长，而且很早就进入了文学领域。
这首诗用直言其事的赋的手法，直接抒写了战士们团结互助、共同赴敌的参战激情。全诗用重章叠句的复沓手法，逐层递进地表现了主题，加强了主题的感染力。三章诗的字数和结构完全相同，只在相对应的个别地方换了不同的词语，通过反复吟咏，深化了主题。如写战士们面对“无衣”的困难，他们团结互助，克服困难，三章诗中先后用“同袍”、“同泽”、“同裳”表现了他们这种精神，先写外衣“袍”，次写内衣“泽”，最后写下衣“裳”，从外到内，从上到下，层层深入地进行了咏叹；又如写战士们的参战情绪，先写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同仇”，后写他们的共同行动，写共同行动时，又先写共同行动起来——“偕作”，后写共同上战场——“偕行”，层层深入地表现了战士们高昂的参战情绪。另外，这首诗的章法变化奇特有致。它与《诗经》中占绝大多数的偶句诗不同，而是一首奇句诗。每章都先用两个偶句的吟唱内容作基础，紧接着用一个奇句把该章内容推向高潮，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加显明、强烈和突出。
这首秦国战士们抗击西戎入侵者的战歌，威武雄壮，在行进中和着整齐的步伐唱起来，真象《马赛曲》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鼓舞人心，能够产生压倒敌人的气势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