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