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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眼》原文·耿立

发布时间:2022-11-29 10: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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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初中的时候,到了鄄城的县城。那是距今30年的时候,我买到一本考琳·麦卡洛写的《荆棘鸟》。扉页上的一段话,在炎阳下刺中了我:

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然后,她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里,她超脱了自身的痛苦,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她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荆棘刺进身体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至。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鸟。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在寻找着只属于自己的荆棘树。无论寻找的旅途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令人心痛,我们依然执着地找寻着,直到生命完结的时候。

“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荆棘扎进胸膛。”

荆棘树等待属于自己的荆棘鸟,荆棘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荆棘树。这样,不断地循环着,反复着,自古至今……但对每个人来说,他(她)的荆棘鸟与荆棘树,是不一样的。

在乡村小学时,知道萧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闭塞。也是在黄昏门框的石头上,我读到文革前的一个草纸印刷的小学的课本。那上面有萧红的火烧云,这是鲁西平原常见的自然的现象。在晚饭前后,天一下就红了,好像涂抹了油彩,“白狗变成了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后来才知道,渡过我们北面的黄河,就是萧红的祖籍:莘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到莘县的一个乡下的村子看望朋友。将要到年关了,快要半夜的时候才到。手脚冻得卷缩,朋友在房屋的当门烤火。朋友村子的西边就是马颊河。我想这是萧红的爷爷的爷爷曾惦念的河吧。人们说诗人墨水瓶的上游是汨罗江,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呼兰河的上游一定是马颊河。第二天一早,我和朋友到马颊河踏冰。那年的冬天奇冷,冰上横竖有很多的裂痕,有鱼冻在冰里,如鱼化石。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开篇:

“ 酷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清早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能把冬天写得如此,直追唐代诗人岑参“风掣红旗冻不翻”。也许就是在阅读萧红时候,冬天奇冷荒寒的感觉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有时觉得萧红的一生欢娱少荒寒多,逃婚,饥饿,流亡,失业,遇人不淑,难产,疾患,白眼,萧红就是在荆棘里趟过来的。

我常疑问,萧红的悲剧,是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个人的悲剧,还是她过于依附男人,轻易处置自己的身体使其和灵魂分离而产生的悲剧?斯人也而有斯疾。

1998年夏季,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一个叫海燕宾馆的地方,有个朋友困在那里,钱物被人窃取。我从北京一路劳顿到了那里,那时我想到萧红困居在哈尔滨一个叫东兴顺旅馆里。

在哈尔滨的日子,我以一个外乡人打量着哈尔滨这座优雅的城市,欧式建筑随处可见。在冬季,我在鲁西平原里的小城总看到这里零下30度,大雪漫飞,那时的萧红也一定踏着雪。天白了,地白了,人也白了。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里有很多的外国的侨居者,散布在在这座城的各个角落,这里的侨民多达三十多个国家十几万人。商人,西餐馆的老板或女招待,面包师,建筑师,小提琴师,马车夫,出租车司机,娼妓,神父或者嬷嬷,还有在街头拉着手风琴讨钱的乞丐。但更多的是日本人,这里面日本侨民。也有9.18事变后的侵略者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日本人对这座优雅的城市,实施了长达14年之久的统治,萧红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压抑的3年。

萧红很有绘画的天赋,不知道在落雪的时候,她是否到松花江边写生?那时,人们说在下雪的时候,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或者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就会在城市响起。而哈尔滨的教堂之多,在中国无出其右者。萧红怀着六甲的孩子,能听到教堂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那在她心中泛起怎样的波澜?

我想,恐怕萧红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东兴顺的旁边就是妓院,属于三级、四级的。萧红当年差点被卖到那里。 在哈尔滨的日子,我却只去了松花江不远的道外南十六道街241号,旅馆遗址还在,当年萧红住的房间还在。人们说黑底红字,魏碑体的“东兴顺旅馆”早沉在历史的风烟了。

当时正逢松花江发大水,水面已漫过旅馆一楼。萧军是在报馆知道萧红别困的消息后,趁着旅馆内外一片混乱的当儿,带着萧红不辞而别了,当时萧红挺着个大肚子。

从此,一个弱女子,以自己的笔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满是伤痛地却写出了比那些男人都要璀璨的人生来。

吃杀猪菜时,想到萧红

在哈尔滨,我和朋友坐着出租车找小吃。人们推荐老六杀猪菜。杀猪菜,其实在鲁西平原也有。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杀猪,邻居帮忙,最后把下水、猪血、肠子放到锅里炖。

在一个僻静的小街,我们找到一家老六杀猪菜。我的感觉里,一直认为萧红是饥肠辘辘,不独灵魂,不独肉体,也兼胃肠。她的文字满篇覆盖着饿的呐喊。黎明时候,饿了一夜的萧红,爬上欧罗巴小旅馆地下室高高的窗台,两只脚悬挂而下……她每日都是这样的等待,看是否会有人送点食物给她裹腹。她仔细分辨着每一种不同的脚步声,像果农在无边的黑暗里倾听夜露的滴答……甚至,一次,躺在铺满稻草的床上,她想到了偷。“列巴”被挂在别人的门把手上飘香,她饿得直咽口水,想着怎么去把属于别人的食物偷来。那一刻,已然没有了羞耻心。那一次,羞耻心终归醒了过来……她一直饿着,一直与饿拔河较劲。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像个没有灵魂的纸人帖在门扇上。”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划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

“我再也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饿比爱人更累……

萧红常常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下,每天都站在欧罗巴旅馆的过道里等着萧军给她带回吃的。有时是馒头,有时是少量的列巴圈、牛奶。偶尔也会下下馆子吃点猪头肉、肉丸子之类的荤腥菜。但大多数时间是吃不饱的。

“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惟一的生命线。”

“我不愿意我的脑浆翻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见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

这样的文字不会出现在优雅的林徽因笔下,也不会出现在冷艳的张爱玲那里。萧红对于饥饿的描写是那么触目惊心。在老六杀猪菜馆里,怎能知道60年前的萧红?外面的夜来了,现在是夏天,没有寒冷和饥饿,也没有了萧红。

剔除族谱的萧红

特立独行和叛逆一直主导着萧红,这是不容于当世和家人的。在萧红的族谱里,你却找不到萧红的星点影子。在呼兰“萧红故居”中,我看到有一部《东昌张氏宗谱书》,16开本。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之页中,印有张廷举单人免冠照片一张,其下为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和继母梁亚兰的单人照片。族谱的编撰者不是别人,正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与四叔张庭惠在伪康德三年(1935)八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中说:“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戴河子屯(今榆树县属距城东90里),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族谱有萧红的生母姜玉兰的条目,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一,死于民国八年(1919)闰七月初二,“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丽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这本宗谱书内记载有张岱至1935年以前出生的六代人的生卒年月日和简历,唯独没有萧红,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在其母姜玉兰的条目下,也只写“生三子”而不写生一女三子,好像1911年张家没有婴儿呱呱坠地。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

确实是个茬。编撰族谱时候,萧红离家出走已过5年。父亲将萧红视为“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其族籍。《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根本没有萧红辈份中“张秀环”的名字。

萧红是端午出生的,这在人们眼里视作不祥。后来家里人好像就印证了这一点,萧红是不安于家室的。而在人们眼里萧红风流成性,这给她当时的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萧红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家里人害怕而我们喜爱她的缘由吧。有人评价杜拉斯“有毒的情人”,这毒性是与消耗能够相通的。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为了私情离家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迈出家门一步,门就在身后咣地一声关闭了。包法利中离家出走的爱玛服毒自杀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了。也许萧红是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走后怎么样了?是堕落还是回来?萧红走的是别样的路途,萧红是知道前脚迈出门槛的境遇的。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我知道在萧红14岁她上高小一年级的时候,由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为未婚妻。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于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父亲像火山一样暴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萧红以出家当尼姑逼迫父亲向她屈服。秋季让她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在初三的时候,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她向父亲提出解除与王恩甲的婚约,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初三,张、王两家积极为萧红嫁、娶做准备。萧红面临着与王恩甲结婚,还是跟陆振舜去北京读书的最后抉择,精神异常痛苦,常常不去上晚自习,躲在宿舍饮酒吸香烟。初中毕业后,萧红第一次离家与陆振舜私奔到北京。

萧红与陆振舜的离家出走,在闭塞的呼兰河县城引起轩然大波,使家人倍受舆论的压迫。父亲被解除秘书职务,姊妹们为舆论威压被迫相继转往外地求学。汪家也就此发难。已婚的陆振舜与萧红朝夕相处日久,便爱上了她。于是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这使陆家大为不满,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他们在北京生活无着,被迫回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与表哥分手后,过了一段短暂的流浪生活。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只好与家里妥协,答应回家与汪恩甲完婚。

汪恩甲的大哥,对萧红以前离家出走一事耿耿于怀,对弟弟“懦弱”的迁就行为很是不满。于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萧红。萧红于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承认是自己要休妻的。萧红一气之下回到呼兰,两人暂时分手。

萧红回到呼兰县城的家里,闭塞落后的乡邻视她为“怪物”。半年前与表哥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成为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佐料。她因之受到家族的歧视。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萧红,受到父母的冷落和弟妹的疏远,心情压抑而苦闷,开始借酒浇愁和吸烟。此种嗜好的养成,损害她的身体,造成了她日后的体弱多病。

萧红的喝酒、吸烟,引发了继母的不安。一方面,她暗中挑拨萧红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说萧红在哈尔滨学坏了,滥交男朋友;另一方面又到乡下去怂恿她亲娘舅来教训她,萧红大舅被她后母蒙蔽,不分真假,前来教训她。萧红年轻气盛,拿菜刀相对峙,她大舅愤而离去。从此,萧红在亲戚朋友中日渐孤立起来。继母借口萧红父亲在外县任职、农民抗租、地方不安宁,带着萧红和她的三个异母弟妹来于1931年3月来到张廷举老家——阿城县福昌号屯堂兄家暂居。张家是大地主,叔伯们视有叛逆个性的萧红为“洪水猛兽”,处处禁锢她的行为,箝制她的思想,动辄得咎。这年秋天,叔伯们再次提高地租,引发了佃户和长工的激烈冲突。萧红出于对佃户和长工的同情,出面替佃户和长工向伯父求情,不要加租和削减长工工资。伯父老羞成怒,痛打了萧红一顿。把她锁在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到阿城拍电报,催促萧红的父亲赶快来,动员其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与萧红谈得来的小婶,可怜她的不幸遭遇,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地放走了萧红。

年仅20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族的迫害,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开始了飘泊流浪的生活。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族籍”。萧红陷入迷惘的绝境。生活无着之际,她不得不去找此时正在读书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人关系恢复。一同住进东兴旅馆。

解决温饱后,萧红因学业受挫,精神极度苦闷。为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萧红吸上了鸦片。后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的帮助下,她进入“东特女二中”作为插班生读高一。但不久,萧红发现自己已怀孕,无颜面对堂妹,只好不辞而别回到东兴旅馆。汪恩甲不敢把萧红带回家,因为其母知道萧红曾随陆振舜同赴北平,便不再承认这个未婚媳妇。所以两人只好又在东兴旅馆里住下。汪母知道自己的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支助。他们俩人坐吃山空,半年来,欠旅馆400多元。汪恩甲向萧红说,不能束手待毙,必须回家取钱。不料,汪恩甲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杳无。萧红被困东兴旅馆的窘况,萧红在小说《弃儿》的前半部分有较为生动的记载:“七个月了,共欠了四百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帐……”。

无疑,在当时萧红的举止是一道光,这光有点刺人的眼睛,使人无法适应。她是一个传统伦理的解构主义者,对父权对家族偶像的颠覆,致使她与父亲宗族断裂。她反抗包办的婚姻,对爱的渴望,使她一次次受伤,她看到人性的黑暗,她不愿人的一切有别人(宗族、父母)安排就绪,到头来她只有以毁损自己为代价。萧红总是朝着自己的憧憬走: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夜宿呼兰,我走到萧红曾走过的小街上。想我这个山东人,不再是闯关东,而是为了看一下山东的女儿。知道这脚下曾有萧红的脚印,那么,我的脚印会和萧红的脚印重叠么?他们会用山东的鲁西方言对话吗?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对萧红的行止,因为喜欢,多有涉猎,记得聂绀弩对萧红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前后,决不会到和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萧红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 ,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

这使聂绀弩颇感意外,他不知道 萧红 会是《 红楼 梦》里的谁?

萧红解释说:“我是《 红楼梦》里的那个痴丫头。”

红楼梦中人发痴的女子多矣,林黛玉?萧红敏感似之,才气近之。尤三姐?萧红有时的刚烈近之。妙玉么?萧红不是绝尘的人。但萧红却说她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是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其实,萧红的命运最象香菱,不是作诗的香菱,是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蓬际实堪伤。自古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红楼里对香菱悲惨命运的判词。从小被人贩子拐走,后被贪淫好色的薛蟠霸占为妾。集奴才和性奴于一身,白天要侍候主子的衣食起居,晚上要满足主子的性欲。稍有不顺,便拳打脚踢,甚至被毒打致死是“家常事”。

香菱最大的特点便是“呆”,对于薛蟠的打骂,她毫无怨言;对夏金桂的毒害,她逆来顺受,叫人心生悲悯和哀痛! 

在男人为主的空间里,特立独行的萧红也有很多的无奈。曾有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葛浩文在萧红传记中说,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话虽愤激,但我们却看到一个写诗外的香菱。

有一次,朋友看到 萧红眼睛和额头间的青肿。

萧红掩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这时,坐在萧红一旁的萧军却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是我昨天喝了酒,打的。”

而她和端木的关系呢?似乎更不好理解。端木蕻良,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中午十二点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而萧红,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端木蕻良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端木蕻良把一个四川泼辣的女佣人打了,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又要赔钱,这些有琐碎有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端木蕻良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萧红本人所说的:“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这就是萧红,在日子里毁损的萧红。从家乡的呼兰河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等,萧红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面对战乱、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她一直在迁徙。大部分的日子,她缺吃少穿,生活贫困。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许广平说萧红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因为坚强,所以无力。从父亲那里逃出,却逃不出自己情感的囚禁。 一次, 萧红与端木蕻良去看望曹靖华,曹靖华注意到端木蕻良的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便问萧红 :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他抄稿子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这是为萧红惋惜,因为谁都知道,端木蕻良与萧红的艺术才华,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就是真实,因为真实,我心里有一种想哭的悲愤。生存用这种方式惩罚这个小小弱弱对爱的依附吗?

没有兄弟姐妹的亲情,没有了父亲的依靠,萧红多么渴望有可依可憩的男人的臂膀,相托一生。爱是女人的宗教?尤其对于萧红这样对情感渴求大于物质渴求的女子。

她曾经以为已经找到,这个人是萧军。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无疑是受到自己的质疑,连自己也不敢接受和承受了。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这是从对爱的渴求的后撤吗?这是萧红人生旅途的倦怠,想找一块石头坐下小憩片时?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也许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理真实。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是作为一个男人给女人的支撑吗?

竹竿是靠不住的。在她离世的最后日,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抛弃她在小旅馆作人质的男人的孩子。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绝唱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了小团圆媳妇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在孩子的记忆中最后化成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

有人问她哭什么?

她说她要回家。

那人若说:

“明天,我送你回去……”

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

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哭,哭到鸡叫天明。

在萧红的作品里写到死的地方不知凡几。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走来,鲁迅先生死了,爱人离去了,在日本人的炮声里,她走到了 31岁的冬日。这个冬日,就像臂膀。她愿意休息一下再赶路,但睡着了谁知道就不醒呢?她有许多的惦念。在内地陷入战火的时候,她来到香港。她是在这里等待最后的结局吗?《呼兰河传》写出了,她的牵念是什么?

1938年,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一起离开汉口。此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但怀着他的孩子。在宜昌,同伴病了,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码头被绳索绊倒,虚弱到无力站起。于是就躺在那里,事后她向朋友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据骆宾基说,写作《呼兰河传》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最后,她借助一个赶船人的帮助站了起来。到重庆后她对那里的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1930年,萧红和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1941年春,史沫特莱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萧红正患着肺结核。那时,肺结核几乎是个不治之症。盘尼西林刚刚被使用,但价格极奇昂贵,打一针就要倾家荡产,穷困的萧红怎能用得起呢?

史沫特莱劝萧红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因为日军必定要进攻香港和南洋,香港至多能顶半个月。史沫特莱把萧红送进香港玛丽医院。不久,史沫特莱回国去了,萧红的病又一天天加重起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疾复发,又住进了医院。1942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了喉瘤,给她开了刀,开刀后才知并非此病。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希望,但她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骆宾基来看她时,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6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时,萧红病逝,年仅30岁(虚岁31岁)。

我们应该说是战争戕害了萧红。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萧红绝不会就这么年轻就死掉。是战乱毁损了萧红,这笔帐是应该记在日本人的账簿里。

这是1942年的1月,萧红31岁。在日本人的枪刺下,生命变得飘忽,如风中之烛,战争掐灭。

一声天鹅的绝唱,凄厉哀痛。这美的消逝,有对战争的控诉还是对命运不公的抗议?身边没有一人的萧红,在日本人来的那个长夜里,外面的军靴马嘶,是怎样折磨着她的神经?她从东北日本人的手掌挣脱,最后还是死在日本人的占领里。萧红的病不仅与战乱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军赶出医院,也不会死得那样快。

《呼兰河传》里写到:“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萧红不是佛教徒,但她让我们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四季的交替,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没有理由,没有说道,但内在的悲悯却让我们感到战栗。毕竟是生命,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一天几天无法吃饭。在十八世纪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一种心灵的良善和悲悯。对萧红的死呢?临终的眼,一定是苍然无助。那里面还能储藏着湿润的水吗,怕是干涸了。每每想到萧红的死,我总会有荆棘鸟的绝唱在心头回旋。不仅仅是哀感,里面有血丝的美与痛。

萧红死后2年,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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