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情不好的时候读一读尤凤伟的早年小说《山地》，会从中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这是我近几年读书时常有的体验。
是的，当一个人的情绪深陷低谷时，是需要有一只手救援的。这只手除了来自自己，便是书。一部好的作品。比如《山地》。
内容已经烂熟了。人物与情节本来也不复杂。所谓场景，也仅是夜幕下的一片山地，无需费心缕清。于是在复读时就只剩下文字了，以及在文字中流露出的那种浓浓氛围。我喜欢那种氛围，它与心境吻合。那是一种难言的，令人在下沉中缓缓上升的气氛——凝重、愤懑、愁苦，且又充满了万般的无奈。偶尔闪出一缕笑意，也难掩一种说不出的忧伤。象小说开篇所写的那样：“他一面往山里走，一面在心里念叨着：‘完了，这遭完了。’”
小说主人翁“五爷”在村族里是大辈，但命运却比谁都苦——女人与儿子都不幸离世，剩下儿媳与幼孙需要他来帮着“拉扯”。那是一个连野菜都填不饱肚子的年月，一个庄户人的心该是多么沉重。仿佛天赐，他在一次割草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片“四不管的”山地，那是一块上好的土壤，荒芜了但不失肥沃。当年有人播种了它又撂荒了它。“让它长草总不会比长粮食强吧”。于是，被生活所迫的五爷决心冒风险担干系将它开垦种粮。于是，一场风调雨顺硕果满地的农民式的“白日梦”开始了。果真是一场白日梦。也肯定是一场白日梦。五爷的命运无疑代表了数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失望连着失望，在挣扎当中苦苦挣扎。但除了哀伤，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一种在邪恶面前刚直不阿，在苦难面前越所锉越坚的沉郁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太本分，只能辐射一下他渺小的自己，只能在万般无奈中，在黑夜笼罩的夜晚完成自己悲苦命运中一个小小的“过程”。
我被《山地》打动是８９年在青岛大学作家班读书时。在一次不经意的阅读中，我与这篇作品结下了“书缘”。说来也怪，最初打动我的并非是小说的主人翁五爷，而是那位“女人”。那位心里只装着男人与孩子，惟独没有自己的善良的农妇。风霜雨雪终年操劳，使她才三十八岁却“一笑满脸皱纹”。在一次帮男人种地时，她忽然笑了——
“她笑着对儿子说：‘这阵子，俺馋一样东西呢。’儿子问：‘是饽饽吗？她摇摇头。儿子又猜：‘是饺子吗？’她还是摇摇头。后来他说话了：‘是地瓜，对吧？’她笑了，难为情地笑了。说：‘等到秋你爷俩来刨地瓜，俺先来装一篓子回去煮上，吃个够。’儿子笑话她说：‘妈呀，你的要求真低哪。’咳，可谁料到她连这么低的要求也没捞到满足，就死了。死的时候瓜蔓刚爬下垄沟。儿子没忘记他妈的要求，刨地瓜那天煮了地瓜供在他妈的牌位前，叫她吃------那女人是没比的------”后来，每当想起她，五爷“眼前就映出在开荒地栽地瓜的情景，就看见她笑的满脸皱纹的模样，真让人心酸------。”
这样的悲悯情怀是用笔所难以完成的。还有一种深蕴的难以述说的东西深深撼动了我。这样的妇女形象当然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天下所有“苦尽”却没有“甜来”的母亲们。这样的形象在任何作品中出现都会是强音。哪怕是在瞬间。〔《山地》中有关她的篇幅不足一个页码。]
五爷的处境一直是尴尬的。在任何年代这种身份地位的人都很难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连村里的无赖汉都会无情地蹂躏他。那个二流子“天亮”似乎生来就是为折磨象五爷这样的老实人而存在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象这样的痞子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常年被人才踩在脚下，如猪狗一般。但一旦有了机会，便会变本加厉地践踏那些在地层挣扎的不幸的人。关于五爷，仿佛命里注定是要倍受凌辱的。既然他微弱的生命之光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小小的“过程”。那么，我们在阅读时也只能分享他的那些可怜的过程了——在夜幕沉沉山地的夜晚，当他倒背着手，俨然一副专家派头用双脚丈量过土地之后；当月亮不再从山脊升起，“夜，只剩下了夜了”，而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之际，一个庄户人开始他的优美的想象了：“------他在打算种地呐。自然先要想准种什么，看来是要栽地瓜啦，种玉米也行，可拦不拄人家掰穗子。人家要掰了，你能说这是我的地，手下留情呀！这可叫不打自招呢。还是老老实实栽地瓜吧。刨了地瓜便种麦子，转过年割倒麦子栽秋地瓜，刨了秋地瓜还赶得上种麦子，这就一年收两季庄稼啦。八分地瓜少说收两千斤，麦子能收三百------
那就行了，阔了。”
贫穷的庄稼汉在自己的瞑想中“阔了”。苦难与困苦似乎已不翼而飞。读到这里是需要反复咀嚼的。读到这里你黯淡的情绪会受到一种默默的碰撞，你会觉得心慢慢的游离出胸廓，从一个“小我”潜游到一个“大我”当中，与一片凝重与苍茫融会在了一起——读《山地》，我许多次获得过这样的体会。
我不知道作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下写出这部杰作的。但我敢肯定，它肯定不是诞生在欢歌笑语鞭炮礼花之中。它让我突然看见了黑夜的光辉。
通过此作品我还顿悟——沉郁的力量，永远是艺术中最强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