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人生的边上面对真实的自我
文／王川
垂暮之年，人们面对和思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杨绛有着自己的回答。她的声音清晰，宁静；目光纯净，深邃。在她安详的语言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豁然开朗的人生景象以及洞彻万物的生命境界。
2007年，96岁的杨绛写了一本“自问自答”的书，取名《走到人生的边上》。这是她在“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96岁，是大部分人难以抵达的高寿了，在这个年纪，杨绛还能拥有清晰的头脑从事写作，实在令人感佩。由于刚从医院出来，由于躲过了死神，更由于生命历程的漫长以及阅历的丰富，回忆之外又往往会陷入对于生命终极的不断追问。“走到人生的边上”了，那么那个界限之外又是什么呢？孔子曾讲“不知生，焉知死”，但对于一个即将面对死亡的来说，他如果还有时间，还能从容应对剩余的不多的岁月，我相信，他会更多地思索那个人生的“彼岸”。杨绛先生对此“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她想问问别人，“人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又怎么能“走好”？但她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是多大的孤独！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想，去琢磨，一个人去面对苍茫人世的寂寞，自问自答。不过，生死事大，她还是问过几个七十岁上下的朋友，他们在抱怨人生痛苦的同时，对于死之后的虚无都作了斩钉截铁的肯定，似乎什么都不信了。但杨先生却对他们产生了疑问：“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自信不迷，可是他们的见解，究竟迷不迷呢？”杨先生当然不会浮在问题的表面，只探问灵魂的有无，而是以“彼岸”为参照，反观“此岸”的问题。于是，她进一步追究了灵魂与信仰的关系。“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这恰恰是自古至今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命题。活着的人皆有灵魂，但活着的人皆有信仰吗？耶稣受难前曾祈祷一夜请求上帝免去他上十字架的苦难，但上帝不应，耶稣却未因之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信仰才会使灵魂真正地“不迷”。“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杨先生说，这位自称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站在人生的边上，向前看，向后看，对于灵魂的来处和去处，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灵魂是否不死作了如此回答：“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先生并不是迷信者，而是一位追究者，她“只求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这一追问，其旨在于摆脱人生的困惑，以求对当下的生存予以关怀；但她还是相信“神明”的存在，那是“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其意义却正在于对抗或纠正物质主义的盛行所造成的人类精神的困境。
杨先生谈人的灵魂，谈人的个性，谈人的本性，谈灵与肉的斗争与统一，谈命与运的关系，谈修身之道，谈现代科学及人文科学，从孔孟之道到西方文典，从经验之谈到逻辑推断，从个体经历到他者体验，从国家兴亡到百姓安危，从物质生存到民族大义，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似夫子自道，又似谆谆教诲，启人思考，给人温暖。比如她谈命运，追究的是人能否自己做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她说。比如她谈儿童的赤子之心，就像一位慈爱的老祖母，观察得那么细致入微，仿佛要给他们无尽的呵护。比如她回忆自家早年收养的两个弱智男女，记录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美的质朴文字，饱含着爱的光辉。
由于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注，杨绛还谈到了人的灵性良心：在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中，个体灵性良心的沦丧给人类或个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生活中，灵与肉的对抗又往往造成了灵魂的妥协，造成了对自我认识真实性的遮蔽。因此，她认为，作为人类的个体，要替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思考；作为整体中的一员，应时刻关照自我，修养身心。她的目的也许不止于反思，更在于说明一个香火还在延续着的人类、一个在社会中仍生存着的人该如何真实地面对自我，在利益的诱惑下如何不放弃良知。人类的文明将何去何从？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为人的准则？杨先生的这些追问让人想起屈原的《离骚》，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她关心的只有人类的命运和心灵的归属这些最大问题了。
96岁年纪的杨绛经历了人生的曲折荣辱、大起大落。回顾人类历史和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即使再有大悲大喜也不再动念。这是岁月赐予的从容淡定。因此，她对自己与别人，对历史人物和普通个体的审视才那么透见脊髓，既直指人的内心，又不存功利和偏见，在最朴实的文字中，在娓娓的叙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中，让我们看到了智慧和灵性的光芒。这是最为难得的生命境界，淡泊，宁静，真诚。也许，只有走到了人生的“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才能勘破生死，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到生存的真谛，体会到灵魂“真”的滋味。
（ 杨绛《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