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离世纪之交的热闹越来越远了的缘故吧，二○○四年的诗歌界有些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又回到了久违的“日常”情境。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人们来说，这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了，缺少了话题、看点，还有那种“可资叙述”的引人注目的刺激性变故，作为一个“诗歌年度”，它似乎也缺少了色彩和引人谈论的动力。
但也许“历史感”就应该产生在这样的时刻。几年来事件频频、热闹不断的诗歌“现场”，当然也催生着人们置身其间的震惊与思索，令人真切地感受到诗歌写作方式、美感、价值与伦理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动，但毕竟因为时间的过于切近，而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而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正接近于完成，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动期已经接近于尾声——或者更通俗地说，从一九九九年的“盘峰论争”到现在，该突破的已经突破，该分化的已经分化，该转型的也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转型。一句话，“地震”已经结束，“余震”也正在渐渐趋于轻微和接近消失，诗歌界又重新开始面临一个整合、互融、消化和提升的日常状态。
这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判断。但不管怎样，诗歌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必要的分化，而是分化之后又怎么办的问题。编完二○○四年的诗歌卷，我朦胧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与个人趣味的不断的微小变化有关系，任何“结论”都可能带上主观性，但个人能够做的，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工作了。这里，我想用几个“关键词”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一下本年度诗歌的概况。
“中间代”或者“第三条道路”？把这两个渐渐成了气候的词语或概念放在一起，倒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交叉和兼容的一面，而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诗歌界格局的变化与整合的趋势。“中间带”和“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是今年才提出来的(2)，但似乎在今年才变的硬朗起来，我看到了由安琪、远村、黄礼孩等人策划、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中间代诗全集》。单就其“厚重”的程度而言，恐怕要超过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万夏和潇潇编辑的《后朦胧诗全集》。稍有点不同意味的是，它不是采用了十年前的“后朦胧”一代那种金光闪闪的黄铜色，而是有些暗淡的银灰色——这可能纯属巧合，但不知编者是否也有意识地要做一点“青铜”或者“白银”之类的断代比附？抑或表达了对“中间”这一命名的迟到的一点小小的愤懑与不平？
《中间代诗全集》收录了八十二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这里面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偏见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说，包罗了这个年龄段的“成名的诗人”——“成名的诗人”自然不能等同于“最好的诗人”，其中误判和遗漏肯定是有的。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管，更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体例表明，它是一个“集合概念”，体现的是编者的一个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意识与责任，或者也暗含了一个“未被命名的焦虑”。因为很显然，前有“第三代”或者“新生代”诗人的成功集合（那其中有许多代表性人物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如西川是生于一九六三年，韩东和陈东东是生于一九六一年，张枣是生于一九六二年，而海子是生于一九六四年……），后又有在近些年异军突起的“七○后诗人”的逼挤，这样，中间那些稍晚于“第三代”之后成名、又很少被集体性地写进文学史的一群，就真的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危险。所以，给出一个集合性的命名就不但显得必要，而且紧迫了。不过它同时也就注定了这一概念的局限，它的诗学含义正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人们不禁会问：“中间代”的共同的诗学主张和特征是什么？把伊沙和臧棣放在一起，徐江和西渡放在一起，他们自己会互相认同吗？如果只是年龄相近而不是有着共同的诗学理想、相似或相近的艺术见解，那么把他们放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条道路”与“中间代”不同，它可能更多地具有诗学的意图，因为它是针对着“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二元格局而提出来的。在前几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一个受到忽视、白眼和嘲笑的说法，因为人们对它的提出依据和动机都感到可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诗学内涵开始逐渐得到比较清晰和有力的阐释与认可了。关于它的各种说法，有人做了一个回顾和解说，大致的观点有这样几种：在莫非看来，“第三条道路”就“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3)。在树才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4)。在谯达摩看来，“‘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5)。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很有意思的，至少“他们都强调了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超越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论者所陷入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6)不过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自我的立场的阐述，还不如说是对本来的状态的解释，它本身似很难构成单独的诗学意义，更无法像他们所希求的那样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流派”。
所以依然是一个问号和悬疑。
总结与怀旧。不知道这是否是出于幻觉和偶然？当我读到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时，我突然有了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黑色地图》）这沧桑感受使人无法不去追忆那倏忽之间已消逝的二十余年的时光。因为几个多年飘泊异乡或者隐身江湖的诗人的出现，一个年份几乎倾斜于一种颓伤与忆旧的修辞。北岛、多多，还有多年来很少在诗歌界露面的芒克、梁小斌，已沉闷了有些年岁的李亚伟、周伦佑等“第三代”诗人，我在《中国诗人》、《撒娇》、《星星》还有于二○○三年底问世的《明天》等刊物上，陆续读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以及对他们的一些近期行踪的介绍。怀旧的当然也还有读者，作为诗人已封笔多年的舒婷，也被重新评为“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之一，出现在由黄礼孩策划出版的民刊《诗歌与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