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芒居士
每一届诺贝尔评奖结果公布之后，中国文学界的那些大家名腕们看到榜上无名，便痛经一次，失落一次。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不能得奖辩护，同时把这责任推到评奖委员会身上，说他们带着政治偏见来看中国的文学，或者说，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很好地翻译成外文云云。这些理由好像老百姓说的“睡不着觉怨床歪”一样，是很可笑的。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很好的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创作的成败得失，这样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争取在以后的诺奖评奖中取胜。别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不可取的。
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之所以距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的根本原因是它的虚假性。
我们常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似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但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恰恰脱离了这条根本的原则。自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点以后，好多作家便忘却了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要求，按照当权者的意志来杜撰作品。他们避开了生活中的阴暗面、悲剧，任意地夸大光明面，其结果生产出一些“假、大、空”的东西。我们熟悉的作家杨朔，他的散文是影响很大的，据有人统计，中学课本上所选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除了鲁迅就是他。我们不否认他的散文在艺术构思和语言上都有独到之处，但是我们更不能否认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的虚假性。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在他的《海市蜃楼》里面看到的却是一个人间天堂似的海岛渔村。作为一个作家，像这样违心地避开现实矛盾，粉饰太平的做法，其恶劣程度实际已经超过了历史上那些歌功颂德的宫廷文人
相反，跟他同时代，也出现了一些为民请命的作家，但这些人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遭到严厉批判。
后来那些按照“高、大、全”的标准创作出的作品更加虚假。本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不可能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在这类作品中，英雄人物都变成了神仙，八块样板戏中的主人翁几乎个个是完美无瑕的英雄好汉。而这恰恰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既然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那作品塑造的人物就失去了起码的可信性，那样又谈何教育作用？这就是违背真实性的恶果。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是如此，那么文革以后呢？从表面上看，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是写出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和危害，但在真正经过文革的人的眼里，好多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影视却是非常虚假的。他们只是按照当时政治的需要来编造生活，而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红卫兵造反派妖魔化，把一代青年丑化成土匪、草头王、地头蛇，好像那些好人都是这些人迫害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党中央在某人的主持下，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利用权力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了残酷迫害，不亚于1957年的打右派。各省市以及各地县的党委也纷纷仿照中央向学校和文化部门派出整人的工作组。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黑帮，多少青年学生被打成小邓拓，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仅在北京的大专院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几千名教师被打成黑帮。而此罪当归于谁？难道是八九月份才开始出现的造反派红卫兵吗？不是，而是当时还执掌着权力的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在重庆，《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是被重庆市委怀疑为叛徒而抛出来的。四川作家马识途，也是被重庆市委首先打成黑帮的。山东的于修，也被省委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此类情况非常普遍，而这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造反派，怎么能说是造反派迫害了他们？
事实上，后来出现的造反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时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逼出来的。按照一些伤痕文学作品里描写的，这些早期就成了黑帮、小邓拓，后来又被迫造反的，是受造反派迫害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自己迫害了自己！多么荒谬的逻辑，能自圆其说吗？而我门的一些作家，却公然违背历史的真实，根据自己的浅薄想象，简单化地将这些“造反派”写成土匪一样的坏人。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亵渎历史是要受到惩罚的。
有些青年人会提出疑问：那么那些破坏文物，抄家，殴打知识分子的，难道也是工作组吗？这一问题，凡是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几乎都很清楚，那根本不是造反派，虽然他们也戴着红袖章，他们是以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保守派”，他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所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实际是大量的群众。一些文人张冠李戴，竟然把这些人干的坏事统统加到后来被迫造反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这样做，若是由于无知，尚可原谅，若是故意的，那就是道德问题了。
可以说，文革期间真正整人的都是手握权力的人。而除了上海这一特例以外，绝大多数单位造反派的命运可以用这一公式来概括：文革前受压——文革初期五十天被打成黑帮和小邓拓之类——被迫造反，受利用，短时间的掌权（两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充当所谓地富反坏右的代言人和保护伞——“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大规模镇压和清洗——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欲崛起未遂——粉碎四人帮后的大清查受到最后的彻底的清洗——此后长期为文革错误背着黑锅。十年文革，造反派掌权不到两年，其他时间都是挨整的。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我们的作家不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文革，而是抛开历史的真实，胡乱编造文革故事，应该说，这不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们的作品也必将因为虚假而成为文字垃圾，又何谈获得诺贝尔奖？
法国名作家左拉就曾厌恶虚假的文学污染，其作品着重发掘生活中艰苦、丑陋的一面，期待有人出来改革时政；他因为攻击文学界和艺术界的领导人物并批评市政府当局的作风而被视为麻烦人物，但由于他忠实于生活，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其作品终于名列法国文学史，成为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近几年文学上的虚假之风以另一种面孔出现了。一些人猎奇取异，编造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离奇故事，或者无病呻吟，或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或者附庸风雅地杜撰苦难，例如也生硬地编造什么卖血故事，其目的无非让自己的书成为畅销作品，赚取更多的金钱。余秋雨先生认为目前我国整个文学艺术都有虚假繁荣的弊病，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永远在欢庆、评奖，永远是精品、国粹，永远是耗费巨资的文化节、艺术节，但“到底有几个真正的艺术大家？有几部无愧的优秀作品？”这些话是值得深思的。
巴金曾经说过，要说实话，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他创作的箴言，他也是这样实践的。在虚假文学继续泛滥的今天，我们应当不忘他老人家的肺腑之言，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符合现实的真实的好作品来。虽然你的作品一时未必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