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遗址，我曾不断地向东了望，遥想着一条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东朝西而来。
那是三千三百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迁徙，由国王盘庚带领。
他们的出发地，是今天山东曲阜，当时叫奄。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陽。
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们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
但是，当时商王朝中有很多贵族是不赞成迁都的，还唆使民众起来反对，年轻的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
我们今天在艰深的《尚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不知后人是否加过工，但我想，大体上还应该是这位真正的“民族领路人”的声音。
听起来，盘庚演讲时的神情是威严而动情的。
我且把《尚书·盘庚（中）》里所记载的他的一次演讲，简单摘译几句：
现在我打算领着你们迁徙，来安定邦国。你们不体谅我的苦心，还想动摇我，真是自找麻烦。就像坐在船上却不愿渡河，只能坏事，一起沉没。你们这样不愿合作，只图安乐，不想灾难，怎么还有未来？怎么活得下去？
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谣言糟践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玷污你们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们，而不会伤害你们。我，只会帮助你们。
盘庚在这次演讲最后所说的话，《尚书》记载的原文倒比较浅显——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成白话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我就打算领着你们迁徙，到那里永久地建立你们的家园。
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很多单辕双轮的牛车，装货，也载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驯服了牛。被王国维先生考证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带赶着牛车，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为贸易品。这便是中国最早对“商业”的印象。因此，商人驭牛，到盘庚大迁徙时早已驾轻就熟。
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土”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
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荷货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向西，向西。摆脱九世衰乱的噩梦，拔离贵族私门的巢穴，走向太陽落山的地方。
西风渐紧，衣衫飘飘，远处，有一个新的起点。
半道上，他们渡过了黄河。
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黄河的。用的是木筏，还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人在渡河中伤亡？但是，作为母亲河，黄河知道，正是这次可歌可泣的集体渡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大地的质量，惠及百世。
渡过黄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绿野洹水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由于行走而变得干净利落的商王朝，理所当然地发达起来了。
二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顺应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
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地区也获得了深厚的滋润。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陽）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陽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做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做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同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陽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最好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出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陽，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陰，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三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辞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在他看来，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陰，或者连云陰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现在他要出发了，骑着青牛，向函谷关出发。
向西。还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洛陽到函谷关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关了，已是今天的陕西地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么也不急。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莫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鲁迅《出关》中的这一段写得不错：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走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子的白口袋里，装着他在关口写作并讲解《道德经》的报酬——十五个饽饽，这又是鲁迅的小说手法了。我喜欢鲁迅对于老子出关后景象的散文化描写，尤其是把白、黄、青全都变成灰色，再变成黄尘的色彩转换。而且，还写到关尹喜回到关上之后，“窗外起了一阵风，刮起黄尘来，遮得半天暗”。老子会怎么样，很让人担忧了。
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第一代圣哲的背影。
关尹喜是怎么处理那五千个中国字的，我们不清楚，只知道它们是留下来了。两千五百多年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十大写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调查，《老子》几乎每家一册。
四
老子写完五千个中国字之后出关的时间，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孔子在拜别老子的二十年后，也开始了长途跋涉。
其实这二十年间孔子也一直在走路、教育、考察、游说、做官，也到过泰山东北边的齐国，只是走得不太远。五十五岁那年，他终于离开故乡鲁国，带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
当时所谓的“列国”，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虽然与秦汉帝国之后的国家概念不太一样，却也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或结盟，谁也管不了谁。
孔子的这次上路，有点匆忙，也有点惆怅。他一心想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曾掌握过一部分权力，但最后还是拗不过那里由来已久的“以众相凌，以兵相暴”的政治传统，他被鲁国的贵族抛弃了。
他以前也曾对邻近的齐国怀抱过希望，但齐国另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与他的礼乐思维并不合拍。例如那位小个子的杰出宰相晏婴，虽然也讲“礼”却又觉得孔子的“礼”过于繁琐和倒退。更何况，孔子还曾为了鲁国的外交利益得罪过齐国。因此，别无选择，他还是沿着黄河向西，去卫国。
向西，总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问礼，也是朝西走，当时走南路，这次走北路。老子已经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么也不会走得像老子那么远。老子的“道”，止于流沙黄尘；孔子的“道”，止于宫邑红尘。
是啊，红尘。眼前该是卫国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细地看着路边的景象，高兴地说：“这儿人不少啊！”
他身边的学生问：“一个地方有了足够的人口，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
孔子只回答两个字：“富之。”
“富了以后呢？”学生又问。
还是两个字：“教之。”
孔子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对如何治国早就考虑成熟。考虑成熟的标志，是毫不犹豫、毫不罗唆。
学生们早已习惯于一路捡拾老师随口吐出的精金美玉。就这样，师生一行有问有答，信心满满地抵达了卫国的首都帝丘。这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陽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学生颜涿聚家里。很快，卫国的君主卫灵公接见了孔子。
卫灵公一开始就打听孔子在鲁国的俸禄，孔子回答说俸米六万斗，卫灵公立即答应按同样的数字给予。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禄，这听起来很爽快，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郁闷了。孔子一路风尘仆仆，并不是来领取俸禄，而是来问政的，卫国宫廷没有给他任何这方面的机会。反而，后来因为卫国的一个名人牵涉到某个政治事件，孔子曾经与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怀疑并被监视，只能仓皇离去。
这个开头，在以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间不断重复。
大多数国君一开始都表示欢迎和尊重孔子，也愿意给予较好的物质待遇，却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张，更加不希望他参与国政。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离去，每次离去总是仰天长叹，每次到达又总是满怀希望。
正是这种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结束不了。
五
这十四年，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这个年龄，即便放在普遍寿命大大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这么一位大学者，却把垂暮晚年付之于无休无止的漫漫长途，实在让人震撼。
更让人震撼的是，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讽，有摇头，有威胁，有推拒，有轰逐，却一点儿也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地方都愿意欢迎一个光有名声和学问却没有政治主张的他。任何地方都愿意赡养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个话语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绝不愿意这样。
因此，他总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青年流浪者们，大多玩过几年就结束流浪，开始用功读书。他们有可能读到孔子，一读，他们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来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类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龄还在进行自我放逐，还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没有下路、没有回过故乡！
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这也许会让今天某些永远只会拿着历史年表说事的研究者们稍稍放松一点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总有一种鸿蒙的力量支撑着他。一天孔子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让匡人误认为是残害过本地的陽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刚刚逃出，才几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场叛乱，被蒲人扣留，幸亏学生们又打斗又讲和，才勉强脱身。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安慰学生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业不就落到我们身上了吗？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辈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还想留住斯文，那么这些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战场，大家近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还用琴声安慰着学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家不相信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家难于实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不赞成，说：“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饿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为什么比干会被杀害？”
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学生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能被别人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
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最满意。他笑了，逗趣地说：“你这个颜家后生啊，什么时候赚了钱，我给你管账！”
说笑完了，还是饥肠辘辘。后来，幸亏子贡一个人潜出战地，与负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诸梁接上了头，才获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狼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强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都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陽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陽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那次是在郑国的新郑吧，孔子与学生走散了，独个儿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门口。有人告诉还在寻找他的学生：“有一个高个儿老头气喘吁吁的像一条丧家犬，站在东门外。”学生找到他后告诉他，他高兴地说：“说我像一条丧家犬？真像！真像！”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说法，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国历史上难于实行，基于君子之道的治国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远远望去，就在这个道那个道的起点上，那个高个儿的真君子，却让我们永远地感到温暖和真切。
七
然而，太陽总要西沉，黄昏时刻的西风有点凄凉。
孔子回到故乡时已经六十八岁，回家一看，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从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远行，再也没有见到过妻子。这位在世间不断宣讲伦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颤颤巍巍地肃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岁时，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悚然惊悸。他让中国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却在他自己脚下，碎了。
此时老人的亲人，只剩下了学生。
但是，学生啊学生，也是很难拉住。七十一岁时，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他终于老泪纵横，连声呼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岁时，对他忠心耿耿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惨烈。几乎同时，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学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这不断的死讯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即《诗》、《礼》、《乐》、《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这是一部编年史，从此确定了后代中国史学的一种重要编写模式。他在这部书中表达了正名分、大一统、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国精神。
一天，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皮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他的编年史就此结束，以后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获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西边。天命仍然从那里过来，从盘庚远去的地方，从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陽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