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坛之三：
组织化创作还是自由创作
作者：吴长青
也许这是个伪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好象高考现在流行的话题作文，不是就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吗？话题作文与以前的命题作文有什么区别。作文专家解释说，话题作文其实也是一种命题作文，不是要按规定写吗？不按规定写是得不到分数的。这就让我想起我们今天的写作。
我们今天的写作按理说已经走在一条比较科学的路上了。我之所以用“科学”这个词，不排除写作除了人文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在文学走向市场的今天，的确存在着一个如何推销的问题。所以，技术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回顾我们的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还比较明显，文学对现代性的关注，对乡土中国转型期的深层思考，都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如何使文学更加适应市场，作家们都比较有清醒的认识。这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回到本源上来了。
事实上，“寻根”﹑“先锋”，包括新生代作为人为框定的流派，打上了传统文学界定的色彩。作家并无意识自己的作品被界定在某种流派，况且这些对作家本人并无多大的影响，因为从那时起，文学的分化已成定局，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限制逐渐松动，作家迎来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表达渐渐成为主流话语形态。这些迹象无不表明了，文学正由统分统配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同时作家的生存压力也逐渐凸现出来。这是竞争的结果。作品走向市场这把双刃剑，对于老一辈作家来说表现得更明显。难怪有人感慨说，国外作家比如马尔克斯﹑贝娄他们都写到八九十岁，作品的力量丝毫不减，而中国作家五十多岁就纷纷退休了。甚至有人批评张贤亮搞影视城，刘心武搞《红楼梦》研究，又说冯骥才转向天津老城保护，都有江郎才尽之嫌。我不敢贸然断言这些观点的正确，但我知道，中国的文学创作情况比国外要复杂得多。作家们的封笔与转向是个人的自由，应该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回到题目上来，文学创作的组织化有我们自身历史文化的特点，在一定时期还占领着主流的位置，套用经济学名词就是组织化程度还比较高，。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这个并不久远的过去，我们重提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有一部分人回避谈这样的问题。我之所以谈这个敏感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政治的，经济的方向转，决不是人为因素能控制解决的。
我注意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地方作协都会出台一些政策，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扶持，同时招收一批签约作家。由于受名额的限制，竞争就成为必然了。我朋友圈子里曾为这样的好事，互相争吵得面红耳赤，对面不相认，可最后结果是两人都落了空。再说那些拿到名额的人出了什么样的成果，往往又与别人毫不相干的，仅是组织与个体的关系，外人是没有资格过问的，更没有一套成文的机制去追诉资金的最终落实情况。凭心而论，这种组织化创作形式的存在在今天的意义已经大为降低，它的危害不仅仅是滋生腐败。更大程度上，它制造了一种人为的不平等，与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不但不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说实在的，客观上养活了一群平庸者，这与我们国家现行的改革精神是远远不相适应的。消解的也不只是一代人的精神问题，最大的危害是动摇了我们民族文化不竭的动力和创新能力。
我说这些的目的，并非与什么人过不去。我知道尽管我这样说，仍是有意无意的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也许有人说，国家出资金扶持文化有什么不对。对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混淆了两者的概念。我想，这部分资金可用在之后，论功行赏，重奖轻薪，这样做起来也理直气壮。国家的资金应大部分用于老百姓身上，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作家毕竟有稿酬制度作为保障，国家可以用提高稿酬的方式弥补作家创作的积极性。
毫不讳言，文化体制的双轨制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我还听到这样一种论调，意思是作什么急，总有一天会来的。我以为这种思维仍然停留在进化论的思想上。实践证明，一个好的文化土壤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味否定我们过去所的工作，我们所创造的文明。
我以为少数作家近年来公开发表宣言离开作家组织，这里面一定有深层的原因。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反思与重视。在某种意义上，作家组织在一部分人眼里仍有“官”的痕迹，负责人一个是选出来的，另一个是上级组织任命的，也是有政府编制，靠财政养活的。为什么作家组织改革步伐缓慢，无外乎涉及到意识形态。事实上，现实夸大了它的实际功能。组织社团对个体的限制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从根本上赋予这样一个组织强大的社会功能是不切实际的，基本上是沿袭了过去的老体制。其实，只要在源头把好关，进一步完善期刊出版审查制度，这方面的不足完全能够避免的。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让行业协会由官方性质改由民间主持，政府加强监督和管理。作家组织也遵循这样原则。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全国作品大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使得作家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创作更具有个人性。尊重著作权就是尊重作家的劳动，而实现著作权的前提就是尊重作家作为个体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