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庆德
——翻检20世纪80—90年代部分诗歌刊物
一本刊物能有二三好的篇什，这本刊物也就算不错。
几十年的时间也未见起有几篇好的诗文，我们不该求全责备。
基于此，多年订购，仅诗歌刊物就很占了些地方。
闲来无事，望着那一大堆《诗刊》、《星星》等，觉得该把它们裁减一下，拣自认为好的留下，也可腾出些空间。
恰似当年茅盾先生车行黄土高原，半天半天也不见绿色。
茅盾先生很耐心，我也很耐心，一程一程地等着看那偶尔出现的“白杨”。
北岛，无论在诗艺还是在诗境上都高高矗立着；舒婷，无论在诗艺还是在诗情上仍不失为一个可亲可敬的姐姐。
一晃儿，“朦胧诗”就过去了。
“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直至登峰造极的十年“文革”，使得中国民众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诗歌。这诗歌在“御用文学”之外，在“假大空”和“高大全”的伪文学之外，只能走一条隐晦之路。这无意中与西方“现代派”走到了一起。但这绝不是说中国诗歌是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才“朦胧”了，而是中国诗歌先“朦胧”了才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
“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
凡运动都有惯性，人们好把石头推上山顶，物过盛则当杀，上到极顶就该下坡了。
“朦胧诗”走向晦涩，走向贵族化，走向上层，同时走向孤立，走向寂寞，走向衰微，走向死亡。
首先是读者不买帐。“朦胧诗”是时代的产物，助长“朦胧诗”的时代过去，“朦胧诗”升入“艺术的殿堂”、“高雅的圣殿”，逐渐地异变为显贵，换上了哲人学者的面孔，人们心理上的感情倾向就变成了理性上的直面相对，由“我们的‘朦胧诗’”而变成了“我们和‘朦胧诗’”。虽然一段时间还不愿说伤感情的话，但已爱得很勉强了。“朦胧诗”不可能再回到民间来，这就需要有新的诗歌来代替它。曾有“口语诗”出现，可惜眼界不够宽，气魄不够大，没成气候。更何况，现在的所谓“朦胧诗”还没有完成它的死亡过程，它还没有达到那个死亡点。晦涩、深奥、不可亲近的“后朦胧诗”是绝不肯自动放弃它的习惯和地位的，它不肯放下它的奇幻诡谲的架子，便只好依靠一些解释和宣言评论一类的东西来诱导和强迫人们接受它。猜谜也好，被强迫也好，这都须在“初恋”才有意思，一旦貌合神离，过去的美也会令人不耐。
你既然对我不诚，我干脆不再理你。
于是，人们不靠近诗。于是，港台歌曲的歌词把诗歌从少男少女的笔记本上挤了出去。
自20世纪80年代初“跃上葱茏”，到九十年代初“走入低谷”，中国诗歌界大大热闹了一番以后，潮退了。
潮退之后留下了些什么呢？
歌颂改革的好诗几乎没有，哲理诗几乎全废，工业诗、农业诗、军旅诗，总之凡行业诗，诗诗不如人意；游记诗，无论游历本土，还是陟彼异国，大都为文造情，为诗刻意；歌咏名胜古迹的大多勉强，歌颂人物的篇篇短命，古体诗全无流传可能。
1982—1992年，《诗刊》、《星星》，以及《诗人》、《诗神》、《诗林》等，二百多本，云烟过眼，一番剔存。结果，剔除十九，存留一二。
十年时间，老中青少跻跻于诗海中不知多少人众，系列、组诗、外一首、外若干首，最后剩在我书架上的，只有薄薄的一叠，只有几届“青春诗会”、几张“大学生诗页”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的诗作。中年诗人的所剩不多，老年诗人的几乎没有。
出诗易，出好诗难啊。
许是一种挣扎吧。
诗人的目光都盯在了语言技巧的那个死角，都尖着脑袋往里钻。
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
诗歌重返自身是进步，诗歌超越自身也是进步，而且可能是更大的进步吧。
许多诗人，许多青年诗人，都在“玩”，诗歌堕落成一种吹糖人似的小技艺。
语言花哨，拆开一看，空空如也。
大家都在“玩花样”上作文章。越作越热闹，越作越冷清，越作越形式主义，也就越作越空，越作越没有诗了。
人们都困在一辆车里，车已失去了控制。
没有谁能跳下来。
诗是青年人的事。但现在能写诗的年轻人似乎都太“年轻”、都生活得太好了，都好得“惜风叹雨”、“自愁自怜”了，都无病呻吟，都写些人生的小痛苦——也可能是吃“肯德基”或“麦当劳”撑得胃难受的那种痛苦吧，而人生及世界和历史的大痛苦，既然没有感觉到，自然也就写不出。
该给诗人们一点痛苦了。
诗的定义大概还在讨论中。
什么是诗？
追求了许多年，追来追去，把什么是诗给追得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