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台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是一个在台州开始下雪的日子，北风很紧，我为借一本书，跑到一个中学校的图书馆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里面。他的走到台州，是受了新从法国回来的老友朱洗君的劝诱的。朱君经过上海时，对他夸张台州的天气怎样温和，山水怎样秀丽，引他到了台州。谁知天不做美，欢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说谎。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几个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欢谈话，人们问他，是必诚恳地答复的，却从不自己引起话机。为没有很多的话可问，“废然而返”的青年，也颇不少。有一天，因朱君的介绍，一个中学校的校董，特地设了席，“请巴金先生谈谈”，这是台州的大绅士，曾经自称为“无……主义”者，深通世故人情，主张凡事“老例莫改，新例莫增”的，他同“巴金先生”在那天“谈谈”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巴金先生，不知怎的终于没有问成。想象起来，该是一个很有兴味的Soène罢?
就在那个中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同巴金先生谈了许多话。我们谈到Esperanto运动，谈到他最近的长篇《新生》，批评穆时英，提起韩侍 。我说中国的批评界实在太糟，他说中国根本无所谓批评，但有两个人很有希望，就是苏汶和韩侍 ，因而又谈到“自由人”运动和左翼文坛。我问他在上海所观察到的文坛的趋势，凶说这倒不容易看出，因为现在的文坛实在太混沌。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品。
“你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么?”先是这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过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到他的尖锐的眼光以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地在侦察我。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我是有一种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着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写出几句标语来。”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往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所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这方面，实很需要作家的注意。对于封建势力之下的旧农村的描写，鲁迅曾尽了最善的努力。近来，茅盾、蓬子等作家，则努力于最近的恐慌之下的农村的描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的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
“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但是，我还要追下去：“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然。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只是都会生活者的读物，在农村中很少流行，就是因为题材之故。鲁迅的作品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也不见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实际上获得最多的读者。假使有两部在艺术意味上是同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以农村的题材的题材的一部，更易获得读者，因为中国的读者，存在于农村中的比都会中的为多。”
而巴金先生的答复仍旧是：“这是比较好，然而并非必要”两句话。
有一天，他到我的寓所去看我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的草稿。我征求他的批评。他给我一个很使我感奋的答复，后来，他看到我在这译稿上的笔名，若有所思地问我：
“你是译过一篇高尔基的小说的罢?棗就是那《秋夜》，我在克刚处看到的。”
这一问，使我稍有点吃惊，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我还是一个学生，跟了吴克刚先生学法文，有一天，我偶然从法文重译了高尔基的《秋夜》，署了一个笔名，请吴先生替我校正，不知怎的却被巴金先生看到了。我想他一定是偶然瞥见的罢。想不到事隔五年，他还记得这种琐细的事。这不但可见他的记忆之强，并可见其注意之深，他的作品中对于人心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对于悲哀的亲切的体验，由此可知不是无故的了。
二月十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