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湖那天，天刚放晴，阳光出奇的好。一连几天成都阴雨绵绵，让东湖一直湿漉漉的，充满湿润的期待。之所以期待，因为它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唐代的园林。我国现存的园林大多是清代的，明代的都少见。
东湖在成都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新繁，现在是成都的郊区了，咫尺之遥。我是从东湖后门进去的，遗憾未能先看到前门“唐贤胜迹”的横匾。后门镶在古城墙之中，是后开的，门不大，但有古城墙的衬托，显得古色古香，特别是阴雨的淋漓，使得城墙青苔斑驳砖石浸润得格外沧桑，没有进门便对里面充满厚重的想象。
东湖当年在县衙之东，因之得名，唐时为官居宰相的李德裕在新繁当县令时所建。最早见诸文字是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新繁县有东湖，李德裕为宰日所凿。”难得的是千余年的风霜雪雨变化至今整体骨架未动，前后两湖砚湖和万花湖唐代风光依旧，还保留着当初的唐风唐韵。好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古迹和欧洲不同，欧洲是石头的建筑，而我们则是木头的建筑，所以难以保存。其实，只是一种误解，关键在于维修和保护。由于东湖历代都有维护和修建，它才得以存活至今而出类拔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同治年间任新繁知县的一个叫程祥栋的人，自己从薪水里掏出2000贯捐助翻修东湖。我不太弄得清这2000贯到底值多少钱，但看他新修了怀李堂，清湖底的淤泥筑蝠崖，在蝠崖上建青白江亭这样多重项目，应该颇为可观。有意思的是，包括程祥栋在内的历任修建东湖的县太爷都为东湖留下诗文，而不是仅仅动动嘴，实在让我们如今不少发言稿都要秘书代笔的“县太爷”汗颜，更不要说让那些“贪官”自己掏银子修湖了。
之所以这么多朝代的县太爷对东湖情有独钟，在我参观一圈东湖之后，明白了，因为他们都敬重和新繁相关的三个人。一个是唐代的李德裕，一个是北宋的赵汴，一个是南宋的梅挚。他们的官职有大有小，李德裕官至当朝宰相，赵汴时任封疆大吏西川节度使，梅挚只是地方的一个小官。但是，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为官清廉，二为百姓做过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那种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得无厌者。看来，历朝历代，人们对于当官的要求和期待，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两点。你做到了这两点，人们就记住你，做不到，遗臭万年。
李德裕是高官，也是诗人，是真正的诗人，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一百四十余首诗，称赞他“身在大位，手不去书”。他在成都时，平定南诏和吐蕃入侵，让百姓安居乐业，起到重要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如今李德裕的遗迹东湖独存，说明新繁人对他的厚爱。据说，李德裕当年在东湖亲手植下四株柏树，历经千年，一直到民国期间还在。人们特别在古柏前修建了古柏亭。一个军阀手底下的士兵，在古柏的树洞烧纸，把树点燃烧死，新繁人不干了，最后军阀只好把士兵枪毙才平息民愤，足见人们对李德裕的感情。
赵汴时任御史，因一生清廉，不畏权贵，被称为“铁面御史”。他任成都州府时，一次路过新繁，看见湔江清澈见底，感慨道：我们当官的，就要像这江水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才是！从此，当地人把湔江叫做了青白江，一直叫到了今天。程祥栋在蝠崖上才修建了青白江亭，站在那里，青白江一览脚下，那从雪山融化下的雪水汇成的江水，确实是清澄明澈，如练如镜。
梅挚是新繁人，一生清清白白为人，认认真真做事，骨头还硬，敢于直言上疏。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五瘴说》，所谓五瘴，是直斥为官的五病：“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栋姬妾，以娱声色，此唯薄之瘴也。”实在像是句句说给今天的，仿佛有先见之明。他同时还说了这样一句：“有一于此，民怨神怒。”一针见血，更是戳到腰眼儿上。心想，如今我们愿意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应该是一处才对，特别应该让那些为官者到这里看看。其实，梅挚所说的五瘴，历朝历代都存在，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是所有有良知者的大敌。南宋时就有人将这《五瘴说》刻在桂林龙隐崖上，清代有人从那里拓印回新繁藏于龙藏寺，光绪年间的新繁知县一个叫段莹的人，索性将其翻刻于石碑上，立于东湖，让更多的人知道并看见。后人又在东湖西岸专门修三百梅花馆纪念他，不仅因为他姓梅，更取段莹当年翻刻立碑时写过的诗句“精神应与老梅通”之意。
一座唐代的古老园林，不仅因为亭台楼阁湖水树木秀丽而令人流连，也不仅因为年代久远硕果仅存而令人怜惜，更因为有这样三位古人的存在而令人景仰。就像舞台上背景雕梁画栋炫目，天幕上日月星辰闪烁，但没有人物出场是无法打动人的。难得的是东湖有这样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让它有了生命，让它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还充满感情的温度。为了纪念这三位古人，几代后人在怀李堂前特意种植了柏树，在青白江亭前种植了竹林，在古城墙周围遍植梅花，成为了今天的梅岭。柏竹梅，成为了三位贤人的形象的比兴，也使得人们的感情和心情得以抒发。正是初春时节，雨后的梅花满园绽放，沿东湖，我连转了两圈，如放翁诗中所说：人人襟袖带香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