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乡，从前都把中医称做郎中。我伯父原就是学中医的，学成之后，没当几年郎中，就英年早逝了。而伯父去世之后，在苏州中药铺当学徒的父亲，就回乡务农，撑起了家业。因此，我父亲与四乡八邻的郎中大都熟识。村上有人病了，求医前常来向我父亲咨询，找哪个郎中、到哪家药铺买药好？于是，我孩提时就常听父亲说，方圆20里地之内，外科数钱郎中最好，而内科，首屈一指的是徐郎中。
去年秋天我回家乡小住，有天与大弟一起去寻我俩的母校修善寺初中的旧址，车过安家舍时，他说徐郎中就在这小镇上住，哪天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徐郎中还活着呀？该是百岁老人了吧！大弟说，与父亲同辈的那个老徐郎中早过世了，健在的徐郎中是他的儿子，是你修善寺初中的同班同学，可能比你大一两岁吧，70出头啦！
我1956年从修善寺初中毕业后，再没有回过母校，55年来，除3个与我一起考进苏高中的同学外，徐郎中是我第一个知道下落的同班同学，我当然要趁此次返乡小住之际，去会会他了。小弟媳告诉我，徐郎中虽然早退休了，但每周还有几个上午在镇医院出专家门诊，前两年曾请他看过病，开过方子。这样，第二天我就按小弟媳提供的地址，到小镇医院去找徐郎中了。
我走进徐郎中的诊室，已是10点多钟，满头银发的他正聚精会神给一位病人号脉，我就在一排候诊椅的最末端悄悄坐了下来。他对桌坐着一位中年女医生，看来是他的助手或是徒弟，把他口述的病人症状和逐一报出的草药名和用量记录到方子上。看他一连瞧完了3个就诊者，临近11点钟，他才得空问我：“你看什么病呀？”我说，我没病，是专门来看望你的，我俩是初中的同班同学，55年没见了，你还能认出我吗？他端详我片刻，摇摇头说：“认不出了。”随即他又问：“你是哪个村上的人？”我回答：“石庄。”我话音未落，他就说：“我知道啦，你现在是作家，用的笔名叫石湾，对吧？”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他笑道：“十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署名石湾的文章，写到1953年他父亲从石庄送他去修善寺中学上学的情景。我就想这作者一定是我的同学。但是我苦思冥想多年，怎么也想不起同学中有一个叫石湾的人。巧啦，你的弟媳有次来看病，得知她来自石庄，我就问她，你们村上有个叫石湾的人吗？她说，有呀，他就是我丈夫的大哥呀！”
对于我的到来，他喜出望外，显得分外激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都还是不懂世事的少年郎，没想到再见面时都成白头翁了。历次政治运动中，数我们这代人吃的苦头最多啦！”接着，他向我倾诉了别后的遭遇。
初中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隶属化工部的连云港技校，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因为技校一毕业，国家就分配工作，转成城市户口。不像读高中的同学，若考不上大学，就只有回乡当农民。他从技校毕业之后，果然就立即分配到徐州的一家化工机械厂工作。但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进厂之后，一起分配来的十多个同学，不是安排在各个科室当科员，就是到车间当技术员，惟有他，竟然只能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一个十八九的壮小伙，干苦力活锻炼锻炼，倒也承受得起。没想到遇上1960年“自然灾害”，按理说，他的粮食定量应该与同等工种的工人一样多，但偏偏他的定量却依然是按技术人员核算的，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每天只有7两地瓜干。苦熬了一年，终于有了探亲假。谁知他心切切跨进家门那一刻，就被他母亲拦住了，喝问：“你找谁呀？”他当时面黄肌瘦，母亲根本认不出是亲生儿子回来了。当天晚上，在外行医的父亲见到他后，抱着他痛哭了一场。父亲心疼儿子，哭过之后对他说：“你这样在厂里干下去，不累死，也得饿死。趁早别干了，回家来吧！”就这样，他听了父亲的话，从工厂辞职回了家。他爸说：“你这么瘦弱，也种不了地，就跟我学医吧！无论什么年代，救死扶伤，医生总是会有饭吃的。”
从1961年开始，他跟父亲学了5年医，没想到刚有了“小徐郎中”的名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席卷而来，把他父子俩的“饭碗”砸了。取而代之的，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所谓“赤脚医生”。
他说到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件至今仍不寒而栗的往事，就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说，1970年夏天，我已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多，妻子也接到了下部队改造、锻炼的紧急通知，只得把尚未断奶的女儿送回老家托我母亲抚养。哪知，我女儿因水土不服，刚送回老家不几天就病了，只得请村上的“赤脚医生”来诊治。岂料“赤脚医生”给我女儿打了一针青霉素后，不仅女儿仍高烧不退，而且臀部打针的部位肿起了一个大包，疼得她哇哇大哭，还突然抽搐起来。我父亲傍晚收工回到家，一看情况危急，含泪抱起孙女，一直小跑了两里多路，去找到邱庄的谢郎中。谢郎中一看我女儿臀部上方的肿块，发现是“赤脚医生”不仅把打针的部位找错了，而且注射的青霉素剂量是成人的标准。他连忙含上一口烧酒，用嘴把我女儿臀部肿块里的青霉素一点一点吸吮出来。谢郎中对我妻子说，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再晚个把小时，孩子的性命怕就难保了。我妻子感动万分，扑通一声，跪在谢郎中面前说：“叫我怎么感谢您啊，好大夫！”谢郎中连忙扶起我妻子，说：“我和你公公、婆婆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千万别说感谢的话。你不知道，我家的成分是地主，造反派早已勒令我停止行医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声张啊！‘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可得罪不起呀！”……
听我讲完这件事，徐郎中感叹道：“我和我父亲，‘文革’中的遭遇比你说的谢郎中惨多啦！就是因为有人偷偷找上门来，请我们出诊，被造反派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告到公社，公社的造反派头头，带了一帮子人来批斗我们父子俩。那造反派头头就是你们石庄大队的，他手执一根扁担，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再敢出诊，不一扁担把你们劈死，也得把你们的腿打断！”
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头头，“文革”初期我回乡探亲时曾见过一面。此人当时是石庄大队的党支书，正鼓动几个年轻造反派要把我父亲定为漏划地主，并把我叫到大队部训了一次话，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还威胁我说：“你若不与你父亲划清界限，我就以大队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写信到你所在的工作单位，让你乖乖地回乡来‘吃老米饭’(即当农民)！”
他颇感惊讶：“真没想到这家伙还整过你们家。”
我问：“‘文革’结束之后，你和他还打过交道吗？”他答：“这家伙挺能钻营，后来居然还到别处混了个副镇长。有一次他到医院来探视一个住院的亲友，见我穿着白大褂，有些愣神。我可对他不客气，说：‘你看我穿上这白大褂不顺眼是吧？告诉你说，通过卫生系统的专业考试，我早就拿到中医师的证书啦！’他没敢应声，灰溜溜地走了。最近听说，他头年刚退休，就查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
我说：“他可能不会想到，你的腿不仅没被他打断，而且至今还挺硬朗，古稀之年还能照常出门诊……”他笑了笑，指着对桌的女大夫说：“她是我女儿，是医院在职的大夫。我现在每周在这里出4个上午的门诊，不瞒你说，一是因为找上门来请我看病的人还很多，二是我想再带带我女儿。”
“老徐郎中带出了小徐郎中，小徐郎中再带出个女徐郎中，多好哇！”我真为他的仁心不老和祖传的医术有人接班而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