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4年发表处女作算起，我和《北京文学》交往已近半个世纪。更早我是它的读者，那时《北京文学》的刊名还叫《北京文艺》。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时就读过其刊载的剧本《海瑞罢官》。几年后，全国批判的热潮兴起，吴晗那《海瑞罢官》竟首当其冲，为此我也心惊肉跳了一阵儿。及至20世纪70年代中，“文革”的狂潮稍退，似乎也需要一点“文艺”来点缀了，陡然发现《北京文艺》复了刊。其时，我在京西的一家煤矿挖煤，因为“政治问题”，被褫夺了做“工农兵学员”的机会。岂料命运偏偏眷顾于我，让我混迹于点缀“大好形势”的大军，由此认识了浩然和工人诗人李学鳌。想来是因为有一点不甘命运的激愤，我偏偏就写了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短叙事诗，送到浩然那里求教。令我意外的是，浩然把这诗转给了李学鳌，李学鳌就推荐到《北京文艺》发表了。今天读起来，那诗实在幼稚得很，甚至可以说，更多的是勾起一些屈辱。然遥想当年，对浩然、李学鳌和《北京文艺》仍满怀感恩，又想，命运之复杂真是一言难尽。若不是以这样一种姿态进入文场，又怎能加深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呢。
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我是作为《北京文学》作者群的一员而参与的。我说过，“大凡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新时期文学的发轫，经历过何等的艰辛。”我所说的“艰辛”，并不只是关于社会、政治、人生以及文学的论争。作为一个写作者，文学观念转变，并把这转变呈现为作品的表现，或许是更为艰难的事情。而《北京文学》，应是我早期创作的启蒙者和引导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以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标志性作品，这大概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我个人体验也是如此。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专业，裹挟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对“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也有诸多的质疑。1978年夏末，我和电影学院的林洪桐应邀到上影改一个合作的电影剧本。不久在上海读到了《伤痕》，读完小说的第二天，我就向林洪桐提出，放弃我们合作的剧本。我说我需要重新开始关于文学的思考和写作。记得当时林洪桐大吃一惊，因为这剧本已定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项目”。这应算是难得的“人生机遇”。足见《伤痕》如何成为许多写作者文学生涯的转折点，成为影响那个时代文学走向的里程碑式的突破。然而，在我看来，后人对历史的描绘，似乎永远就停留在这一层面，对那一段文学史的概括，大抵或也无他。其实，和这“突破”与“转折”相偕而行的，难道仅仅是“伤痕”和“反思”吗？庆幸的是，《北京文学》并没有沉浸于“比大胆儿”（王蒙语）、“闯‘禁区’”的热潮中，也没有止步于“伤痕”的展示与“反思”的层面。它当然不回避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题材题旨，但它以人物性格的塑造、文化韵味的展示、生机勃勃的叙事和个性纷呈的语言，凸显其在小说及其他文体上开掘文学特质的努力。那时就有一个作家问我：“读《北京文学》，怎么总是能读出一种超迈于当下许多刊物之上的文学境界？”我的回答是直觉的。我说，感觉他们并不满足于去抢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饭碗，对文学，他们秉持着自己更深的理解。直到后来，听到先后担纲《北京文学》领导的李清泉和林斤澜的两句话，觉得对《北京文学》的理解算是豁然开朗了。一是听说李清泉退回了某位老干部撰写的“小说”，他在退稿签上写道：某某同志，写小说不是写报告，何况你这也不是很好的报告。我后来曾向清泉求证故事的真伪，他说，这是真的。隔行如隔山，不是说写小说就比写文件的高明，可我办的是《北京文学》，我只要好小说，可不要文件，就算是好文件，也不能要啊！说到最后清泉还“嗨”了一声，说：“其实办好一个刊物没有那么复杂，见到好作品敢说好，见到次的敢说不，就成！”林斤澜的言说则把这直率化作了委婉。他说，文学，许多人求的是“现世报”，但有些还得求个“来世报”。初听，佩服他借喻的巧妙；细想，佩服他概括的精到；深思，古人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此之谓也。40年间读到的《北京文学》那些“超迈”于时文的篇章，比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李国文的《空谷幽兰》、王蒙的《风筝飘带》、邓友梅的《那五》、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如今再读，仍感兴味盎然。而许多仅满足于“现世报”的作品，时过境迁，我们又哪里去寻找重读的激情？
《北京文学》的价值，在于它不拒绝“现世报”，它愿意为推动社会的进步“鼓与呼”，它也更知道文学的责任与特质，需要为“来世报”的邀约而努力。它要通过一部部作品的个性呈现，丰富属于我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情感宝库。因此，这家刊物并不以文学风潮的“时髦”为时髦，它诚实地发现每一部作品所深藏的底蕴，发现作家们重新铸造的世界，以及这“世界”在中国乃至人类情感之流中的价值。由于一代代编辑家的努力与传承，至今，它终于成为一方可以信赖的苗圃。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对汪曾祺代表作《受戒》的“抢救”，或可说，这是《北京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是《北京文学》足以自豪的“风骨”呈现。
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是李清泉。李清泉身材瘦削，脊背微驼，戴一副度数极高的眼镜，一看便知是长期伏案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清泉那时还是“戴罪之身”。他之蒙冤，和当年在《人民文学》任编辑部主任时，发表李国文的《改选》有关，和他曾为“丁陈反党集团”辩白有关，也和他向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提意见”有关。记得是1978年，李清泉到《北京文艺》“恢复”工作时，“右派”的“尾巴”还不能算是完全甩掉。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只是被任命为《北京文艺》“负责人”而已。不过，自李清泉主持《北京文艺》以后，《北京文艺》面貌大变，最先触动我的，是发表在1979年3月号的中篇小说《内奸》。“探求者”方之，沉寂多年后，一出手就展示了在人物塑造上的非凡功力。对于那一时期的作家来说，人物塑造不仅仅是一个才华、技巧问题。文学界遭遇过反“中间人物论”的批判，遭遇过“三突出”模式的“加冕”，就连电影《创业》里面已经足够“三突出”的周挺杉，都被“求全责备”，无怪乎浩然写到《金光大道》，也只能“高大全”了。而《内奸》，以一个众人眼中“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浮沉于时代大潮的悲喜剧，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物”，什么是“圆的人物”，什么是可以“走进文学画廊”的人物。我记得，《内奸》在1979年3月号《北京文艺》发表时，《北京文艺》的作者群里一片喝彩。后来成为该刊主编的李陀就对我说过，得像方之这样，用作品把已经被僵化的文学一点一点暖过来。随后发生的就是《受戒》的故事了。大约应该是1980年夏的某一天，时任《北京文学》小说组组长（后来也曾出任《北京文学》社长兼副总编）的傅用霖悄悄告诉我，《北京文学》将发一篇极棒的作品，是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这是李清泉“抢救”出来的。原来是在北京文联的一次座谈会上，某同志谈起文艺界的问题，提到了汪曾祺及其《受戒》。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作品很难发表。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清泉随即联系汪曾祺，说拿给我看看，能有什么“问题”？汪曾祺应约寄来了稿子，且附笺曰，我以为，发表它还是需要一些胆量的。李清泉果然“胆量”了得，随即把这《受戒》，发在当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上。初读《受戒》时，并不是人人“纳头便拜”的。评论界一时“作哑”，倒是一时“蒙圈儿”的明证。即便是我，初读时，一边为那语言、那意境、那纯真与微妙而倾倒，一边也还为李清泉、汪曾祺揪着心呢。如今《受戒》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当代文学经典，可惜汪曾祺、李清泉加上林斤澜，都已翩然西行。他们在世时，时不时就拉上我，还有《北京文学》后任的主持者傅用霖、陈世崇、章德宁一起喝酒的。最后一次聚会，是林斤澜提议的，说汪曾祺来电诉苦，称因病“禁酒”多日。我便请命，发起在白塔寺“南来顺”小酌。想起《北京文学》的几位老领导，个性不一，风格各异，但似乎也都和汪曾祺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都有一颗调皮的心。若不调皮，林斤澜何以专门让傅用霖打电话给我，说必须“救驾”，因为汪曾祺“馋酒”久矣。说话间《北京文学》“几代”领导便奔驱而来，何欣然哉。撰文至此，我竟萌生心愿，又找《受戒》读将起来。“调皮”，就是我重读之后，新蹦出的字眼儿。除了一如既往的陶醉，更忽然间读懂了汪曾祺一颗“调皮”的心。是的，汪曾祺是懂得美的，他为我们展示了明海和英子那两颗萌动的心，那一对荸荠田里有意无意触碰的脚丫儿，那前去受戒途中喊出的心声……这些滋生于世俗民间的情感而焕发的人性之光，呈现为何等素朴之美。记录这美的汪曾祺，却又是“调皮”的。他饱读诗书，内心深处却选择了世俗美、民间美和自然之美作了皈依，他以宽容甚至欣赏的语调，描绘着乡间草民对礼教道统宗教戒律的无视与抵抗。而明海和英子，则是这无视与抵抗中绽放的一支明丽的花朵。重读《受戒》，我敢说我触到了他那挑战的心，这是真诚向虚伪、自由向桎梏、童心向陈腐的挑战。而这挑战，在中国百姓的日常逻辑里，早已不足为怪。作为一个小说家，汪曾祺的高明在于，他把这种挑战化解到调侃的叙述中，最终，他并不绝望，也不失望，因为有明海和英子篇末的一问一答，人性所深藏的，对美、对幸福的期待，终究属于永恒。
汪曾祺的调皮，其实是有李清泉支撑的。一家刊物，一代一代的主持者，都像李清泉那样，欣赏着作家们的“调皮”，这刊物就会带给大家无穷无尽的欢喜。既可“现世报”，又可“来世报”。善待“调皮”，欣赏“调皮”，就是对文学个性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