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去的亲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经历。这经历，大多是痛苦而美好的。每逢清明，我们兄弟姐妹几家都要聚到一起，去给安葬在郊区的父母的墓碑祭扫。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或早或晚，都是错开清明节这天的扫墓高峰，有时甚至一晚就晚过了七八天。站在父母很普通的墓碑前，我们全家十几口人，丝毫没有因迟来祭扫而感到心中不安，更不会因父母的墓地无法与别人家的豪华相比而内疚。之所以这样，都缘于墓碑下安眠着的我们的父母——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人民，他们是生前总会体谅别人、体谅儿女的善良朴实的双亲。
母亲患肺癌去世的时候，我刚刚14岁；而更让她揪心的是，下面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可想，母亲是带着怎样的牵挂撒手而去的。此后的日子里，父亲一个人靠他每月5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这个6口之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终于有了一次长一级工资的机会，一位同事劝他，不要长这一级，现在国家每月给你家的困难补助比这一级工资要多，你长了工资，补助就可能申请不下来了。父亲很是感激，于是把指标“让”给了这位“好心人”。其实，涨工资是长久的，而“困难补助”是暂时的。多少年后，我们和他“理论”起这事儿，父亲却执拗地认为人家是好心，并教训我们道：“多记着点人家的好！”
我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后，家境明显好转，可这时的父亲已经病倒在床了。记得父亲做完手术后要出院了，那时想叫辆出租车是件难事，我找到我供职的报社车队，想要辆车接老人出院。恰巧，总编辑王立行准备外出开会来这里坐车，他听到了马上说：“你上我的车，我半道下来去开会，你们去医院接老人。”就这样，父亲第一次坐小轿车回家。当他知道，这是报社领导用的车时，一再要我谢谢人家。下次见面又问，“谢过人家了？”
父亲是20年前带着欣慰、带着满足离开我们的，因为他的5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那年，我们刚给他办过80大寿，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而他最疼爱的小孙子已经完全“是他的人了”，谁和老人顶嘴，他的“根”会立马站出来，怒斥道：“谁敢说我爷爷不好！”
为老人选墓地时，有朋友帮忙，本可以选豪华些的，但我们都觉得那不是父亲的本意，还是让他和母亲合葬在普普通通的大众墓群中吧。这样，二老不会寂寞，更不会埋怨儿女。
又一个春天来了。照例，我们几家又在安排为父母扫墓的时间了。离开他们越久，怎么越发地想念他们呢？这个夜晚，我失眠了，于是，我含着泪写下了这首《父亲》：父亲是浓重乡音的絮絮叨叨，/母亲去世后，儿就总能听到。/于是他成了那间等你的老屋，/归来时水总开着，炉火正好。//父亲是你苦闷波段的听众，/你说完困了，他却再难睡着……/儿女们不曾想老人已来日无多，/病倒的父亲仍是全家的依靠！//终于有一天，父亲的絮叨少了，/那道目光也忽然变得很老。/他多想看一眼最惦念的老三，/可出差的三儿就是没有赶到……//而今，他已走得很远很远，/牵挂，长留给了老屋里的遗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