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逝世一周年。回望这一年，一切似乎都在改变，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任仲夷晚年兹兹在念的改革远未结束，甚至还不曾开始。这不是告祭先人的日子，这仍然是怀念的日子。我们仍然需要在怀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勇气和信念。
去年今日，在最感哀痛的时刻，我们曾以尊敬和爱戴追忆任仲夷。在追忆中，我们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一位在亲历的历史中理解了这个国家的智者，一位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破除了成见的勇者。春去秋又来，伤痛渐远，怀念仍在。拨开那些勇敢的故事，深入那些智慧的名言，我们找到了大仁大爱的情怀。今年今日，我们怀念仁者任仲夷。
任仲夷讲求实事求是，最反对“两个凡是”。他主政广东、力倡改革的年代，人民到底是否应该富裕，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政治问题。可是任仲夷斩钉截铁地将“由穷变富”定义为党的当下任务。我们敬佩这先锋的勇气，但是敬佩之余问一句，这勇气从何而来？可能不过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判断:贫穷是不好的，富裕是好的。
那时候，这样一个判断不仅会给个人前途带来风险，而且还考验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价值——如何对待人类真实的欲望，如何对待生活真实的逻辑。“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在理论严密的逻辑封锁中，要拥抱常青之树，需要的是对人类、对生命最深刻或许也最直接的热爱。
百姓的贫富与高官任仲夷何干？仁者爱人，因为爱，他体谅他人的辛苦，也是因为爱，他尊重人性的真实。
任仲夷讲求开放变通，反对自我禁锢。在琐碎小事上，他为走着唱歌的演员辩护；在大是大非前，他在马恩巨著中为改革开放找到了合理性，他认为一切人类文明都值得学习，值得借鉴。任仲夷明确地说:“民主、自由、平等，绝非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之下，一切其他教条都是方式，可堪变通。
遥想任仲夷生平，生在上世纪初，长于“五四”风潮——在那个年代里投身革命的人，理想主义是贯穿生命的主题，是历史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近百年的变迁给了他无数次幻灭的机会，无数个幻灭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任仲夷至死铭念这理想最初的内涵。
每个人的自由、国家制度的民主，这些与一位退休老人何干？仁者爱人，爱他人就是爱自己，因为在他个人理想的图景中，包含了所有人的生活，所有人的境遇。
任仲夷在晚年曾经反省，他说自己没有大家夸的那么好，他坦承自己虽然被人“整”，但也曾经“整”过人。这是自我批评，这也是替历史较真，这更是一个老人的自我忏悔，一个有尊严的人的自我要求。当我们在缅怀和思索中惊异，一位饱经风雨的老人为什么能够保持最初的纯真和最深的仁爱，我们看到了人格的力量。当我们抛开封建道德去重新定义仁者，我们发现抛不开的是对理想的执着，是对真的坦诚、对美的热爱、对善的服从。
任仲夷离开的时候，我们怀念智慧与勇气的力量，那力量曾经改变这世界；任仲夷离开一年以后，我们更加怀念仁爱的光芒，这光芒可以穿透时代越积越浓的迷惘。爱他人，爱人类，爱世界，爱真理——把仁爱当作最后的武器和最终的解答，这简化一切的危险逻辑中，却也包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繁衍的终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