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尧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可能是“未完成”的世纪，留下了种种残缺。其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有一条恐怕是不少知识分子的“通病”，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
知识分子的体制化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学界对此多有关注和阐释。知识分子体制化的问题也就呈现出来。其实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问题，并非只是“中国问题”。费正清指出：“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话。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具体到中国，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把这种密切关系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
随着运动狂飙式的展开，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这根“松紧带”已经绷到了最紧张的状态。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的不知所措，预示了知识分子与这场政治运动有着本质性的冲突。因为这场运动的逻辑前提是知识分子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这个前提下，知识分子的任何自我批判和其他“革命行为”，都只能是一种“微调”，而不能在根本上缓冲知识分子与正在开展的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改变知识分子在现实的位置。
但许多人在当时还凭着过去在运动中积累的经验，想以某种“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运动开始后的被动状态。在重新检讨这个问题时，我首先要说到郭沫若，因为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态，一直为人诟病。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那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发言在报上公开发表后，在社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1972年费正清来中国访问，他后来评述说，“在北京，我们没有把重庆时期左翼知识界领袖郭沫若先生列入我们想要会见的人们的名单中。郭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是该机构中地位最高的学者兼作家，但他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政治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不仅是郭沫若，也是一大批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一朝方式。费正清指出了一些现象，但结论过于简单。用简单的结论来评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学界也同样存在着。
需要指出的是，以自我否定、自我放逐来寻找一种保护，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似乎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龚育之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中，对郭沫若以及范文澜“的处境”与苦衷有深入的解读，我是认同的：“郭沫若这一篇讲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做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龚育之以他读到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范文澜的信为例，证明了自己的猜测是有道理的。1966年5月6日，范文澜致刘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文澜还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另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天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帮助黎澍同志坚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范文澜在这些信件中表现出的紧张、恐惧的情绪以及想方设法自我保护的念头几乎是令人惊讶的。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自己的思想历程有过深入的剖析： “1974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部。这就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比照冯友兰《论孔丘》之前言，可以说他对自己思想脉络的剖析是真实的。“文革”以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曾作忏悔、检讨或自我批判，但真正像冯友兰这样剖心者少。冯友兰自序数语，可以说是“立其诚”。他因此得到人们的谅解，曾经苛评他的人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同情。傅伟勋便说，“我对他晚年的行为的苛评，今天重新‘盖棺论定’，应该收回。”“将近九十高龄的冯友兰仍能面对自己，谈诚、伪之分，敢于公开自己的错误，敢于剖心，似乎暗示他的赤子之心始终未泯。他的内在真实不因外在苦难与‘吾不得已也’的曲折妥协，而消失不见。”其实“收回”也不必，问题总在那里，关键在我们如何来论定。冯友兰晚年继续他的《中国哲学史》撰写，《中国现代哲学史》十分重要，但似乎也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疑与他很长时期“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