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中称:“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此书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又说:“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由今观之,此书的确有应补阙拾遗及辨讹疏证之处,如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似乎并未辨明《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的本质区别;再如对《水浒传》繁本、简本孰先孰后的辨析似乎也存有疑问等等。但就其总体构架来看,仍具有典范意义;今人研治中国小说史,仍可从中获得理论和方法上的启示。撮其要者,约有以下五端:
一曰打通古今,撰写出一部中国小说通史。鲁迅撰写《史略》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古、近、现、当代之分,所以《史略》可视为一部小说通史。我以为,所谓古、近、现、当代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使彼此之间完全隔断。能否像鲁迅当年所作的那样,揭示出不同时代小说发展演变之间的影响、联系,寻找出其间的规律,打通古今的界限,撰写出一部《中国小说通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难而又颇具诱惑力的课题。
二曰上贯下联,凸现“史”的特征。
如同所有文学样式乃至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一样,作为小说史,理应将这一过程尽可能准确客观地描述出来。鲁迅正是这样理解并付诸实施的,这从《史略》的篇章结构布局即可看出。谈小说史,首先应辨明“小说之名”的起源。鲁迅没有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直接从历代史家著录入手,“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通过列举历代史家对小说的著录及论述,古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便不辨自明。
中国小说何时发生、何时成熟、何时达到高潮,鲁迅均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说明。他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至今仍为人们所服膺。唐代传奇小说迅速进入高潮,但至宋代,由于其“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遂走向衰落。然而话本小说却应运而生。于是鲁迅又追本溯源,对话本小说的起源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如何凸现小说“史”的特征,是每一位研治小说史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鲁迅深入到小说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之中,寻找出前后的联系、影响与差异。如在论述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时说道:“《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子,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才子佳人小说蹈袭了明代世情小说书名的取名方式,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其所述故事与唐传奇近似,但不过是偶合,并非出于模仿。这些论述既指出了才子佳人小说与以前小说的联系,又强调了其独特之处。
再如分析清代狭邪小说的源头时,上溯至唐代《教坊记》、《北里志》,下逮明之《青泥莲花记》、清之《板桥杂记》,以及各种伎人小传。但此类书所记多为“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直到《品花宝鉴》出现,才标志着狭邪小说的真正成熟。与此同时,鲁迅又指出了狭邪小说与《红楼梦》的关联:“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但《海上花列传》却与以往的狭邪小说有所不同,于是“《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这种上贯下联、纵横比较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出于对材料的详尽占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出于审美判断的能力。
三曰内外结合,揭示出社会文化及时代思潮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小说的发展演变,既有其内在的规律,又不能不受到时代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鲁迅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深邃的见识和敏锐的眼光。
如清代出现了许多“以小说见才学”的作品,其原因亦应从社会方面去寻求。鲁迅首先考察了清代日益加巨的文字狱对文人的影响,“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这种考证之风也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小说虽“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但同样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才会出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一类小说。然而这类作品“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这就从本质上揭示了此类作品的基本特征。清末出现的“谴责小说”表面上与讽刺小说相似,但无论立意还是写法都有了变化,其原因也是社会所造成:“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在其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则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则别谓之谴责小说。”
四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小说接受者,注意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影响。
小说与诗文等文学样式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其与受众的联系更为广泛,且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此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时尚爱好的变化会直接作用于小说创作。鲁迅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一点,在分析清代侠义小说的产生时,便比较了文人与一般读者审美趣味的不同。认为在《红楼梦》之前,明代“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刊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趣味也随之发生变化,“时事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于是许多小说“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正相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这种分析将读者群与时代因素作有机考察,在变化中把握小说的发展演变,令人信服。
五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表述方式。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研治中国小说史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从字数上来说,以区区十余万字而将千余年的小说发展演变做一清晰描述,可谓惜字如金,故鲁迅说“虑抄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从内容上来说,则只能抉取要点,抓住关键,故鲁迅又称“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这不仅是文风问题,也是研究方法问题。大体来看,鲁迅对作者、版本、成书过程等基本问题,都尽量辨明。但对作品的分析却绝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抓住其主要特征,不求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这种驭繁于简的表述方法,既需阅读大量的资料,又需睿智的头脑,而且极易发生偏差。相反,倒是当前那种面面俱到的表述方式,不仅省力,且无风险,只可惜它们很少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也很少能够给读者一种豁然释怀之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