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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骏图》(外二篇)

发布时间:2022-11-28 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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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静

小时候我们听大人讲故事,听到某处不解,便会发问:为什么?他们狡黠地一笑,反问:你们猜猜看。七嘴八舌猜下来,聪明和愚蠢就分得清清楚楚。看小说和听故事稍有些不同,因为看到不明白的地方,作者不会站出来解释和反问,他们只顾讲他们的,留你在那里心急火燎。看到结束,有些疑团早已开解,有些则已经被遗忘,还有些似乎有了眉目,却不豁然开朗,不免费些思索,而小说所提供的乐趣,便有相当部分在这段思索之中。

从文先生的《八骏图》写于1935年夏,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尤其对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召开了遵义会议,长征胜利结束,国内处于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在前一年,沈从文刚刚写出了自己的名篇《边城》。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化人中是个异数,他提倡文人应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政治力量的奴役和异化,在当时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背景中,因其主张而被指责为“与抗战无关”。揭开漫长的历史尘雾,在今天人们有机会重新去考察沈从文的主张,他所坚持的理性精神真正的意义所在。

《八骏图》讲一群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有8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为小说名,借喻文中所写的8个教授,讽刺的意味相当鲜明。达士先生是这8骏中的1骏,他有写小说的背景和写信的习惯,于是将其它几人的情状故事每日汇报给远方的未婚妻,旨在讨她的开心。在他看来,其它几位大半是有“病”的,受到欲望和道德的折磨,有着扭曲的人格,他在对他们的描述中不动声色却又极尽刻薄,只是他对自己“无病”的自信,却在一再的诱惑面前跌的粉碎,毕竟达士也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位,在小说之外,则是从文先生疾书的手和镜片后冷峻的目光。

小说刚开始不久,写到达士先生刚刚在住处安顿下来,在窗前伏案给未婚妻写信时,抬头看到窗外的草坪中走过的黄衫女子,“恰恰镶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点黄色的地方”,一时心旌摇动,“达士先生于是把寄给未婚妻的第一个信,用下面几句话作了结束:学校离我住处不算远,估计只有一里路,上课时,还得上一个小小山头,通过一个长长的槐树夹道。山路上正开着野花,颜色黄澄澄的如金子。我欢喜那种不知名的黄花。”这里似乎是一处闲笔,达士先生随意看到的风景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女子。在后文中,这个女子很久都没有出现,好像被达士先生和作者都忘记了。但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黄衫女子突然在达士先生的生活中变得举足轻重了,她其实是常常地出现在他的视野,还有心里,并激起他很多不着边际地想像。他在这一地的教授生涯行将结束时,再也不能忍耐对她的猜测,于是便向住处的听差王大福打听她的来历。故事的结尾,达士先生在几经挣扎后选择了留下来,听凭那个诱惑对自己的处理。此时我们再回顾当初的那句“恰恰镶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点黄色的地方”,不由得对从文先生的安排会心一笑。黄色历来是有情欲的含义在里面,而这欲求虽然在小说开始处并没有迈出理性的门槛,却早已在达士先生的心里活跃着。

也许我们还能记得达士先生刚住下来时,那个听差的王大福说过的一句话——“先生,我看过一本书,学校朱先生写的,名叫《投海》,有意思。”——达士先生显然是不以为然的,“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描述这个饶舌的听差:“且欢喜在说话时使用一些新名词,一些与他生活不大相称的新名词。这听差真可以说是个‘准知识阶级’……”但显然王大福更像这海边的主人,达士先生出于小说家的敏感,直觉到他的肚里会有许多的故事,并且准备在客居的日子里将他了解一个“透熟”,好为自己将来的创作积累些素材。但直到小说的结尾,他并没有时间去了解他更多的东西,更为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成了这听差所有故事中的一个。达士先生临行前在海滩上看到诱惑者写下的话:“这个世界也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这里的海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爱欲,总之它们俘获了达士,让他自甘情愿地投身其中。而王大福所说过的那本书,正有着谶语般的书名(王大福在后面还提起过老舍的小说《离婚》,既与教授戊的故事相关,同时还包含着其它的意味)。

在从文先生为小说集《八骏图》所作的题记中,他提到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言下不乏嘲讽讥刺。“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虽然《八骏图》中所提到的文人之病还有其它的意思,但整体的病态尤指以上所言,即理性与独立的人格地丧失。《八骏图》表面虽然只是讲了一群客座教授的故事,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与从文先生一向坚持的用文学(小说)唤起民族“意志力”、重建文人人格的主张是一致的,包含着对那种“阉宦似的人格”的强烈批判。

小说的主角达士先生认为,八骏中最少有六骏是不健康的,独那个热恋中的教授与自己没有病症。他甚至担心,假如没有自己这个心理医生,其它人会否发疯。“病”做为一个关键字频频出现在小说的进程中,而达士先生的所谓健康却没有保持到最后。他准备留下来接受自己的命运,并给未婚妻发去一封绝妙的电报,“瑗瑗:我害了点小病,今天不能回来了。”“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终于插了一句进来,这与从文先生冷静的文风颇见矛盾的一句,却让我们看到他心中的强烈的不屑与愤怒。

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中总是包藏着很多谜语,或者说,它们的每个字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谜语的设置越是自然,越是体现出小说家高超的技艺,相反,如果一篇小说中有太多游离无用的字句,或者那些谜语的设置太过醒目做作,就证明小说家的低劣。《八骏图》中还有许多有趣之处,比如那个写着7月5日标记,记载着达士先生一段过往的本子,那个曾经令他伤感的故事究竟在这篇小说中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去为此费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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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的解放和理性人格——再读《八骏图》

《八骏图》讲一群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有8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为小说名,借喻文中所写的8个教授,讽刺的意味相当鲜明(供统治阶级驱使和阉割的特征)。与牧歌式的《边城》趣味截然有异,《八骏图》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意味。喜读艳体诗文的教授甲、在海滩上窥视女子的教授乙、惦记自己内侄女的教授丙、虐恋倾向的教授丁、认为女人是古怪生物的教授戊等,本文对这些知识分子扭曲的性心理给予一一揭示,隐含着对当时知识分子畸形人格形成的反思。

与沈从文的其它小说相比,《八骏图》十分注重叙事的技巧,视角多变,折射出丰富的意味。达士先生是小说的主角,他有写小说的背景和写信的习惯,于是将其它几人的情状故事每日汇报给远方的未婚妻,旨在讨她的开心。故事的第一重视角就在达士先生的信件中展开,在他看来,其它几位大半是有“病”的,受到欲望和道德的双重禁锢,有着畸形的人格。第二重视角来自作者自己,在沈从文的审视中,达士先生不过是八骏中的一骏,他在对其它人的揭露中极尽刻薄,但对自己“无病”的自信,却在一再的诱惑面前跌的粉碎。犹如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八骏之“骏”尽在笔下,无一幸免,而这种多重视角既避免了一一罗列的刻板单调,又造成别有意趣的反讽效果,可谓匠心独运。

在这篇小说临近结束时,一直嘲笑着其它人的达士先生,才似乎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故事。他突然面临着接二连三的诱惑,归程变得举步维艰。他终于决定留下来接受一个未知的命运,屈从于“大海”(在本篇中“大海”明显是女性的隐喻)的召唤。那么与其它教授们艰涩的性压抑相比较,达士先生实现了人性的回归和解放吗?有论者认为:“对于他(作者),性爱即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压抑性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伴随而来的生命力萎缩的标志。由此,沈从文才提出民族性重造和人的重造的过于沉重的命题。”(《面对现代性爱而展示知识者灵魂》/吴福辉)这似乎证明了达士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确乎一种解放,因为他最终没有选择压抑自己,而是顺应自己的人性,投身到性爱的诱惑中去了。

从达士先生那个标着“7月5日”记事所引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达士先生是如何地爱着瑗瑗小姐的,他追求了她大约已经有5年之久,而且为她拒绝了另一个爱他的女子。他自从来到海边,每天都要写信给她,并且在来到的第一天还写了三封信给她。但他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小米大的事也不会瞒你”,除了给未婚妻写信,达士先生还另有日记,记载下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种种感受,包括庚教授的女友在他心头引起的“微妙感印”。达士先生是爱着未婚妻的,但他同时也爱着其它的女人,他一方面批判其它的人不够勇敢,同时也在审判自己的灵魂。他的心里像揣了一头顽皮的魔鬼,他既要拼劲力气来压制它对自己的骚扰,同时又为它展现给自己的美妙的可能而心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屈从于道德审判的虚伪的老教授们不同,达士的压抑和最后的放纵,都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性的弱点。

小说结尾写道:“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的讥讽之意,对于面对诱惑难以自持的达士先生,像对那些饱受性的压抑的老教授们一样,作者同样是抱着批评的态度。在沈从文为小说集《八骏图》所作的题记中,他提到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虽然《八骏图》中所提到的文人之病指涉到性心理,但整体的精神上的病态尤指以上所言,即理性与独立丧失后的“阉宦似的人格”。《八骏图》表面虽然只是讲了一群客座教授的故事,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是对沈从文一向坚持的用文学(小说)唤起民族“意志力”、重建文人人格主张的文学实践。这种基于理性的“意志力”,不仅在于对伪善旧道德的勇敢破除,解放生命力,同时也拒绝性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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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和悲剧 ——读《凤凰》

《凤凰》说是散文,其实更像个小小说的合集,写到放蛊与游侠,都有精致的事例来说明,人物情节异常生动。沈从文是苗族作家,对故乡湘西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篇文章以诗意的笔触描绘湘西的民俗与人物,读来回肠荡气,对苗乡顿生向往之心。但也正如沈从文在文中所说,在这种种诗意的描述背后,“所隐藏的悲惨,正与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成分相等。”有论者认为:“人们容易见到神秘习俗背后隐藏的悲剧,却看不到也隐藏了动人的诗。”(温儒敏/《‘英雄老去’之慨》)窃以为从地域的广度来看,大部分人对于湘西的了解,正是从沈从文的笔下起始,苗乡的社会规范和民俗文化中的悲剧,正是和沈从文笔下的诗意一起呈现的,或者因为沈从文满怀深情的语气,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诗意的湘西,而对那些悲剧的认识,反而并不深刻。

“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产生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子。三种女子歇斯底里亚,就形成湘西的神秘之一部。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沈从文的《凤凰》从主体内容上来讲,主要谈到蛊与游侠两个部分,前者以好鬼信巫的宗教情绪为主,后者以豪迈果敢的浪漫情绪为宗,所引的一段文字,正是前半部叙述的总结。不难看出,关于放蛊,《凤凰》一文终究是含糊其辞,苗乡这种宗教情绪只是以“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作答,并未给读者一个明晰的答案。作者创作的主要动机,也并非是从科学的立场,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文化神秘予以明辩,而是尽可能想通过自己的描绘,给世人呈现一个诗意与豪侠的湘西,希求一种文化上的理解。

在谈到行巫妇女在湘西当地的成因时,沈从文说:“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然而这种女子果如沈从文所研究的那样,并无丝毫的欺骗,而只是将自己当成人神之间的媒介吗?她们解除自己奇怪的狂病(其状让人疑为癫痫)便真地只有只有行巫一途吗?而“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便不再发”已经明显不再是病理的原因,而是有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了。

游侠田三怒是《凤凰》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田三怒十五岁时,听到有个镖手调戏自己朋友的妻子,就走了七百里路,去砍了那人的双手回来送给朋友。这里既没有写这听说是否事实,也没有讲田三怒是否求证,只讲他的疾恶如仇和雷厉风行。又有离乡久远的张姓汉子,回家里闲谈起田三怒的名字,语气中颇为不敬,夜半里便有田的兄弟来警告这人走路,张姓汉子不知厉害,结果最后枉送了性命。与放蛊一节中作者时时站出来发言不同,此一节几乎全然是小说的写法,行文苍凉古雅,迹近白描,只见人物的种种情状,既不直接涉及其心理,也没有自己的解说,游侠者的慷慨仗义与草菅人命都跃然纸上。对比之下,作者对故乡民风民俗的偏爱之情显而易见,同处一篇文章,牵涉到外界多有微词怀疑之处则极力辩解,而对游侠者豪迈之外的残忍则默不做声。

从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一系列创作来看,他受现代小说的理论影响已深,力求在叙述中将作者主观的看法隐去,而着重于人物事件的客观揭示。一向被研究者认为是秉承着“五四”精神的沈从文,在《凤凰》一文的创作中,显然有着科学立场与小说家立场上的犹疑和矛盾。了解现代科学知识的沈从文既不能刻意歪曲苗乡风俗的反文明一面,但又不能尽述事实等着读者来客观地评判,这种态度上的暧昧造成了若干叙述中的语焉不详,和时时极力申辩维护,也就能够理解了。在描写蛊婆的挟私报复、行巫的欺骗性、落洞女子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时,作者强调了苗乡与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虽然怀着深深地同情,但诗意的抒情显然遮盖了冷静地反思。做为小说家的沈从文,自然没有在文中提供道德标准的义务,但就《凤凰》这篇优美的散文来说,如果能更为客观地揭示放蛊现象,则应该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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