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清华国学研究院
作者：桂芩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 有三处迷人的风景最令我流连忘返：创办于1925年, 培养造就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战火纷飞中奇迹般地存在并放射出璀灿夺目的人文精神光芒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群贤毕至、往来鸿儒的林徽音的“太太的客厅”。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当属“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本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游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其国耻纪念碑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其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 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而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0000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国学院的设立，也有当时复杂的学术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两个梦魇所扰。一为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中谈到的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所经历的“历史恐惧”，也即感觉自己变成了“历史的延长物”而恐惧得发狂的鲁迅的“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在“社会恐惧年龄”的惊扰下，学人所表现出的试图忘记自己的身体是“历史性”的冲动和努力，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而当西方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沉淀结晶在国人血液中无处不在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于是当历史的脚步行进至上世纪末，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人都强烈地意识到必须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 重新解释传统文本, 省察历史, 以回应当世。他们有别于传统释古学派的是, 他们不把东西方学术对立起来, 而是用一种文化解释另一种文化, 而非激进的“革命”和“取代”。于是执教北大的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古史辨》中对新“释古”派也做了详尽阐述：“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
清华“改大”，先后历三任校长乃成。1918年2月，张煜全接掌清华不久, 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 5 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 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 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度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 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 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整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 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聘为导师。导师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清华教职中一个特殊的称谓，其有别于其他一般教授的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而是导；他们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助教、专任讲师、甚至教授也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他们的物质待遇高于一般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国学院筹建之日起，因校长曹云祥系外交官出身, 不善此道，便在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请他代为全面设计，并出任研究院导师、院长。胡接函后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帮研究院办好”。并建议研究院采用中国宋元传统书院、英国大学研究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和道尔顿辅导制。王、梁先后应邀，章太炎则终生不就。即使最早接受邀请任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先生，其过程也颇费周折。1924年12月8日，胡与曹亲往王府拜谒；9日、11日两次致函胡适，邀胡、王同游清华，商议聘王出任国学院导师、院长之请；12月31日，即发统一印制的聘书与王；后发觉不妥，于31日疾书解释，并附手书聘书。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承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圣旨”，同意王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
这一点也可从1925年3月25日王国维给蒋汝藻的信中得知,“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
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 所不足者钱尔。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 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就清华学校之聘, 全家亦拟迁至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
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 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
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任公一直和清华有较深的渊源。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的梁任公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任公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 “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之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欣然就聘。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的就聘最费周折。时陈寅恪以翩翩 36 岁佳公子独身之躯长期游学欧美，虽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推荐说”有梁任公荐、吴宓荐两种。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此说后人颇疑。梁陈二家世家通好, 陈为晚辈，陈游学欧美多年，除几封信之外，与梁无任何交往，梁对其学问人品一无所知。陈周围的学人同道与梁也非同一类型，素无往来。且清华作出聘陈之日，是2月16日，比吴宓往天津访梁之2月22日尚早6日。吴宓推荐之说则较为可信。一则吴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公厅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一切事宜均由吴操持。二吴陈二人交好，为哈佛同窗，与汤用彤并为“哈佛三杰”。且吴对陈颇了解且宾服。他曾言：“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 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 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关于聘陈为导师详情，吴在《吴宓自编年谱》及《雨僧日记》也有记载：“（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宓特荐陈寅恪”。1925年4月27日，陈寅恪致函吴，告以“㈠须多购书㈡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后经吴再函劝，陈始得允诺就聘。惺惺相惜之情毕现。自2月决定聘陈，陈吴二人书函往来，6月陈始回函同意应聘，答应明春到校（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按:“晨接陈寅恪函, 就本校之聘, 但明春到校”）, 但陈因“家务”事（其母俞淑人及兄师曾接连先后一年逝世，1925年 8 月安葬于杭州。后陈父又卧病不起，陈服侍左右。）于1925年12月18日才归国, 但直至1926年7月7日始到清华报到。不久又到南方养疴, 至8月25日清华开学前夕归京就任。时吴宓因与校方就擘划院务等方面产生分歧, 诸事不畅，在主持院务一年后辞去主任一职，改任外文系教授了。但仍陪陈游览校景，访问同道，安顿如初。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阐述得较为祥备：“㈠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㈡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㈢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既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 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 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学，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㈠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㈡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
清华研究院的课程安排，也独具特色，颇有眼界。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达23类，包括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学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在全部 23 类专修学科中，须考试外语者共 10 类，其中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考４门外语，东西交通史、西人之东方学考３门，中国人种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考２门，中国佛教史、中国音乐考 １门。如陈寅恪担任的 ３门专修学科，两门要求考４门外语，１门要求考３门外语。单语言关，就有许多学子望而却步。学生中应届生不足一半，许多学生在入学前已有专著问世，已是较成熟的青年学者。可见该院选才之精、之苛。据该院颁布的“选考科目表”所示，对报考研究院的学生及其入学后的研究方向也有极严格的要求，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必须确定自己将入哪位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 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 考入后不得更改”。“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学员须自由择定教授一位，专从请业，其因题目性质，须同时兼受数位教授指导者亦为之；但既择定之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研究院学生入学考试极难。考题共三部分，第一部为普通国学，以问答形式不限范围；第二部分为作文，第三部分才是正式选考的六门课。这六门课程由各科导师预先设定，“考生报考之时，应先自问所拟研究之专题属于本表中某科之范围，即行择定该科，然后应靠本表中该科下所指定之六门，决不可倒因为果，妄测各门内容题目之难易，希冀考取，因而改定专研之学科及题目。”学生考试门类包括经学甲乙、小学甲乙、中国史甲乙、中国哲学甲乙、中国文学甲乙、普通语音学、声学、数学、心理学、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乐谱知识及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英法德又各分甲乙）。此项规定从研究院创立至1929年解散，始终如一，未因任何人事变动而更改。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学制初定为一年，经导师批准可延长至两年到三年。研究院只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 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 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学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时在本年度毕业的22名学生中，有10人留校续读。这些成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清华国学院学生均为天资聪颖、慧心纨质的当世俊彦，成材率极高。“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从学生名册中可看到这些名字：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某国学门如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的学术泰斗，使研究院的风范传统和学术薪火得以绵延承传，继之而起的清华文学院将此发扬光大，融铸而成经典的“清华学风”、“清华学派”。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其排名顺序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传王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当时的国学院学生吴其昌曾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巨细, 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王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 象梁任公、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 勿失此机会也。”陈屈居末席, 是由于陈的辈份较梁为低，对梁以“世丈” 相称。与王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任哈佛的资历较陈为早，当赵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寅恪三岁，排名亦在陈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 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 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王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 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到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静安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上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聚讼。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异说异是，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氏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氏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迨既达极深之度, 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氏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氏辞世二周年之际, 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氏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从此，陈寅老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由于梁启超与清华的特殊渊源，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他对清华发展的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立、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任公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 能言善辩, 口才极佳, 绕梁三日, 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 ，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弗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系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肾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1926年, 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 此书分三部29 篇, 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 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以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 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虽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 病发作, 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等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五十有六。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等文、史、论诸方面的皆广博精深的之大家硕儒亘古罕有。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同道摹，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我们今天仍然感觉得到。
研究院最年轻的导师是刚届33岁的有“中国语言之父”之称的赵元任先生。1910年赵以第二名的成绩作为第二批庚款游美生赴美, 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并在上述两校任教。他于1925年应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的课程, 并身体力行在各地进行方言调查，并灌制了大量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地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 2000 多张。他是语言方面的天才，精通英、德、法、日、俄、拉丁、古希腊等国文字，尤擅各国各地的方言，几达广通博大的地步。据当时欢迎他来清华任教的《清华周刊》这样描述：“先生学问渊博，名震中西，对于语言学一门，尤多研究，既善论理堂上催眠，复精小桥食社调味，巧手操琴，莺歌唱谱，是以耳目口鼻，皆不能忘先生。”一派新派文人的形象。三十年前，北大教授前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础，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1929年，清华国学院停办，赵旋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赵于1931年接任梅贻琦为清华留美监督，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籍，曾先后执教于美耶律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 1965年退休。沧海桑田, 岁月奄忽，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故国旧友之情。“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此语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廻。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他以“三无”之身与当代学界泰斗王、梁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后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唯一之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在西南联大执教时为部特聘教授；他还曾为英国剑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教授、牛津首席汉学教授。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 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能够聘得陈为学院导师, 虽颇费气力，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先生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且每字必求正解。况且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 对于史籍无所不读, 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事实，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二十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 他不多说话, 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些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 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 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 繁复的考据, 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陈实为国学院之魂。1927年春节刚过, 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 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氏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总理院内大小事宜，执教原来从王、梁问业的莘莘学子。其间虽有增聘章太炎、罗振玉、陈援庵为导师之动议, 但均被婉言逊谢。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 月19 日梁任公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
至此，在20世纪20年代，绽放在中华学术之链中最灿烂一环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风雨飘摇动荡跌宕之中四度春秋后, 于1929年正式停办。自创办之日起, 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波三折，走过了一段极不平静的路程。1925年9月开学；1926年9月四大导师始聚齐；1927年6月2日，王静安先生自沉，已呈不祥之色；6月7日梁任公回天津养疴，不久辞去清华一切职务，1年后谢世。王、梁二人去后留下的学术空白，此时已动摇了研究院学术权威的地位。自1927年下半年始清华国学研究院全部重任实由陈寅恪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 虽殚精竭虑, 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四大导师凋零其半，四方学子各奔东西。陈寅老吟于1927年春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诗中云：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业已窥颇天机，竟致一语成谶。清华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国学研究院曲折跌宕的命运，暗合了中国学人在一个大变迁、大动荡的时代，以学术为基，融融汇西方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去化解传统思想文化的危机，以实现文化托命之旨，争取学术独立的艰辛努力和曲折历程，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的悲怆命运。想来令人悲哀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