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桃花源里采菊吗?
作者：刘烨园
—— 个人化写作在当下时境
作者：刘烨园
写作的本质，原本就是个人的。如果我们追溯写作诞生之源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刚会爬动的婴儿，正在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捡拾来的小树枝，在地上”胡乱”地划拉--它来源于一种本能，一种冲动，一种天性，一种感觉。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只有”表达”是他（她）此时此境的个人生命需求，和他（她）的身心一致。他（她）非写不可，非这样写、这样行动不可。只能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没有”理由”，没有束缚，也没有功利。他（她）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否则就感到不快活、不舒畅，就像玫瑰开花没有缘由，她开花是她要开花一样。到时候了--这是生命在启示……
于是写作诞生了。
写作诞生之时，人类尚在远古大自然无边无际的威力与恐惧里，要完全依赖集体的相濡以沫才能生存。于是当写作的功利被发现以后，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集体（社会）的工具。集体的工具（社会化）不可能不是它的功利之一。因为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当下，人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社会是人与人所构成的，其利弊也就永远相连着每一个个体。即使谁隐遁山林或沉入佛门，也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极偶然、极个别的现象除外，如上个世纪的二战士兵在失踪多年之后，成为深山的”野人”。但那样的他是没有写作的）。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任何写作都是离不开时境的，无论是个人化写作，还是社会化写作。
时境决定着二者的共生、共存。不仅从整个写作的范畴来看是如此，就是在”化”的性质内部也是如此。只不过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罢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一种必然（能说王维的山水诗没有表现当时的社会心态么）。就像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身体里都有雌激素和雄激素一样。时境是时间和空间的总和，人不可能不在其中。因此由人来从事的写作--无认个人化还是社会化，都不可能绝然地（纯粹地）分离。人们以什么什么”化”来定义某类写作，只是就其质量、内涵、比例的相对性而言罢了。
因此，无论什么”化”写作，其本质都应是个人的，这是由它的本源决定的，不以任何时境的变迁为转移。即使是在人们已经健忘的在意识形态的强制下，所有写作都被逼迫着只能社会化的畸型年代（姑且也算它是社会化罢），它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人去操作的。但从非得相濡以沫不可的远古开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还算相对正常的话，其写作生态就只能是个人化与社会化互相竞争、互相交织的，而不会仅仅表现在操作上。因为写作首先是个人的生命需要，而社会则只是一个个个人的总和，并为活生生的一个个生命而存在--它不能离开他（她）们而抽象。否则，抽象就十有八九会被歪曲、被利用、被教唆，成为扼杀个人、扼杀生命、扼杀自由和公正的罪恶工具。因此，写作生态的如何，也就同时成为了检验一个社会正常多少的重要试金石。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满清文狱，以及”五四”前后等等不同时境的文化现象得失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与自《圣经》以来的人类另一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发人深省的对比，并藉此洞若观火。就像当下有着精神新因子意义的个人化写作概念，也只能是从西方文明那里引进的一样。
既然是引进，概念所生长的时境肯定有所不同，这也是必然的。而时境不同，也就必然决定了概念在实践中的差异--因为它之所以被急急引进，就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很需要它发挥作用。因此从根本上来讲，这时的概念绝非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能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只有被用秃了才有可能仅仅是词库的标本。而实践--任何实践，皆不可能离开它所处的时境。时境这时几乎就决定着一切（甚至包括实践者的天赋、才能）。因此，做为精神活动，即使是同一概念，也有可能由于文明积累、族群素质、社会的前提、条件等等的时境不同，而最终导致由此所生发的状态与内涵、任务与效果，命运与角色也悬殊迥然，前景难卜--就像”人民”、”祖国”这些词汇，在某些时境下被强力所独霸、歪曲、利用和”特指”，因而它的真实涵义早已荡然无存一样。
先来看西方。由于个人化写作的前提和条件--个人，无论是在社会原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不是一个淤塞重重、晦霾如磐的问题，也早已不存在多少阻挠个人生长、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因此那儿的个人化写作，也早就伴随着尊重个人、崇尚自由的文明大环境而发达，伴随着族群素质的积累、提高而成熟，不再需要直接向着时境去清浚、烧垦、深翻和播种了。个人这时已是”福中之人”（相对而言）。而福中之人之所以还要重申个人化写作，若仅从彼此都是人和人类这个实质来讲，西方与东方没有什么需求不同，都是为着探索人性，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着社会的合理、进步而努力。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答案只有一个：实质相同，但时境不同。自由与不自由、强大与羸弱、富翁（精神的、物质的）与穷汉的现实需要与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拥有、条件等等的阶段差异，也必然导致彼此步骤、任务、目标、状态等等的迥然有别。阶段也是时境，这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在西方，由于上述种种缘由，个人化写作的角色相对单一：你写就是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一个”更”字也就似可为其定义了--他们本来就在个人之中，只不过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明确，更上一层楼地强调，从而使方向更清晰，思路更开阔，手法更蓬勃，状态更自由，内涵更深刻，收获也更丰富罢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化写作，不是”回归”而是”再发现”，不是”重建”而是”继续深入”，不是因为早已丧失而痛苦求索，而是因为充分享有了还想进一步开掘和牢固。一句话，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深与浅的问题--更不是前提与条件的质疑，而是自由与创造、内容与视角等等的信马由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多更好地向深处探寻个人底蕴，并藉此对人类精神做出更大的贡献而已--这样的时境，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当下，它并不存在。所以，无论西方的个人化的姿态如何，使命多重，社会化含量多高，皆不能成为我们一边引进一边盲目效仿的口实--道理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各自在各自的时境之中。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引进个人化写作，是因为必需，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正确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仅肯定了正确与真实的本源，同时肯定了它与时境的切合关系（同样是西方，当年的伏尔泰、华盛顿们的所做所为，亦与现在的人们大不一样）。认同价值和作用，是无法同时回避价值和作用应该如何实践的真谛的。
于是，在面对概念，面对实践的同时，深刻反省自身的时境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古至今，我们有过西方那样”个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文明进程么（它甚至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在历史的山道上，我们几时确立、深植过尊重个人、崇尚自由的社会公理呢？如同几千年、几十年的许许多多悲哀一样，在别人那里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依然还是积重难返的、桎梏沉沉的天大问题（一代又一代人在如此弯路上白白牺牲了多少光阴和才华呵）！我们个人化写作的前提和条件真是太微乎其微了。在传统和现实的峰峦叠嶂里，我们至少--至今还在以个人为罪恶，不将个人置之死地、扫进什么垃圾堆就”绝不收兵”的全民”文革””流毒”里挣扎；我们的历史还在被遮蔽，罪恶也尚未清理，人权、自由并未启智，更莫说道路之开辟了--我们连生存、生活里有没有个人都还谈不上，个人化写作岂非一厢情愿？！
昔日，在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年代，由于经济的私有和分散，以及专制触角的不全面、不彻底，个人相对还是有一点儿的--正是这相对有一点儿的个人萌芽，曾几何时，为族群文化带来了多么不可替代的，后人似乎只能望其项背的”辉煌”呵。然而，每每念及至此，不是也令每一个多少还未糊涂的人，心情随即更沉痛么？何以同样的个人萌芽，在我们的历史时境里就没有也怎么长皆长不成参天的大树呢？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多年以后，在萌芽久久地被葬送、遗忘、覆盖之际，又何以总是那么心安理得、习以为常、不求甚解、随波逐流，甚至还自以为是呢--也许只有上天知道，一代又一代数不清的优秀生命和惨痛代价哪儿去了！原因何在，时光何在，奋斗与牺牲又何在？在讲究实用、讲究经验、讲究实践是如何如何检验什么标准的无数世人面前，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已经被实践证实的奇怪现象吗--那么一点儿旧版的个人萌芽，在尔后越来越没文化越来越自卑的时境里，曾被多少人一轮又一轮地阿Q又阿Q，吹擂又吹擂，麻醉又麻醉呵--既然如此，既然以此为荣，却又为何不能早早终止自甘沦丧，愈益退缩呢？努力去将萌芽理性提升、发扬光大或重新清浚、烧垦、深翻、播种不是更好吗？不是更能闪烁五千年文明的爱国主义光环吗？……等等，等等。历史的轨道肯定是在最关键的部位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一次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且总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才不得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总是万不得已了才引进什么，总是不能喘息了才企望还我生存，”重整河山”；于是又总是在危险期似过非过之际，在堆积如山的劣根尚未动摇之时，就狂欢”胜利”地将其弃之如敝了（”文革”的”遗忘”就是触手可及的铁证）！我们似乎被注定要恶性循环了，东方的宿命深深笼罩着觉醒的个人，在如此不幸如此淤积重重的文化骨髓里，似乎除了要多可悲就有多可悲的阿Q、吹擂和麻醉之外，香火绵衍的族群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样的结局，不幸也证实了昔日东方的个人萌芽，与人类另一文明里的个人法则、自由原理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就像”人权”与人权，民主制度下的左派与专制制度下的左派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因此，理性地来看，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本也没有理由怀旧和弘扬什么传统的，更莫说阿Q、吹擂和麻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