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件新鲜事儿：去年(1991年)夏天，日本宫崎和福冈蚂蚁蟋蟀学校的112名中小学生，来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举办探险夏令营。日本方面邀请50名中国学生参加，号称日中儿童探险夏令营。据悉，夏令营里发生许多故事。
这个信息一下子吸引了我。不过，我也好纳闷，如此鲜灵灵的儿童新闻，怎么很少在报刊电视里见到消息呢?几乎与探险夏令营同一时间，我正飞往新疆。在首都机场候机时，邻座的几位日本老太太，文质彬彬地冲我微笑。于是，我也友好地点头微笑，就在这一刹那，我吃了一惊：日本老太太胸前佩戴的标志上赫然写着："天山骑马探险旅行团"。怪不得，几位老太太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谁见过老太太去天山骑马探险?而今，我又获得日本孩子来中国探险的消息，这预示着什么呢?
巧得很，北京有10个小学生参加了那次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他们的领队居然是我的老朋友--国家气象局小学副校长、高级教师吴慧。10个学生大部分已升入中学，并面临紧张的期末复习考试。但是，吴慧老师还是把他们召回来，热情地接受我的采访。
谈起那段经历，同学们依然是感慨万分，说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夏令营、一个格外难忘的夏令营。我要问的问题很简单："与众不同"在哪里?什么让人"格外难忘"?
一
福冈和宫崎都是日本的海滨城市，处处享受着现代化的富裕生活。日本人干嘛把孩子送到中国的海滨城市呢?如果说来观赏异国风光还可以理解，可他们为何偏偏选中了青岛远郊海中的孤岛呢?
青岛是一座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她三面环海。早在100年前，德国人准备占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时，已派人秘密而认真地进行了地理考察。德国专家认为，青岛(当时名叫胶澳)是中国最优良的港口选择地。1897年11月，德国派海军陆战队强占了青岛。青岛这座城市的名字，还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命名"的呢。可是，德国人的好梦不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人便趁德国人忙于欧洲战事之机，将其赶跑，自己做了青岛的新霸主。后来，虽然美国军队也曾侵入青岛，不过几年的工夫。但是，日本人统治青岛却将近16年!16年啊，一向贪婪的日本岂能不大显身手?
如今，青岛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成为中国旅游的热线城市。蓝蓝的大海之上，洁白如雪的海鸥在飞翔。导航塔下，仙女弹琴；百里岸堤，红瓦绿树。梦一样的幻境，诗一样的情怀，游子哪个不陶醉在金色的沙滩?殖民地的耻辱似乎已被海浪冲刷干净了。
北京来的孩子们好开心啊!考试结束了，被重点中学录取了，转眼就要抵达青岛过一种浪漫的生活，还有谁能比他们幸运呢?在列车的卧铺车厢里，他们咬着鸡肉和火腿，喝着雪碧，兴奋地侃着大山。
这10个高年级学生都是国家气象局子弟小学的。局里对这次活动很重视，特批3000元钱作为10个孩子的费用。带队老师的费用由日本方面承担。因此，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要说有点小问题，那就是家长们不太放心：孩子头一回出远门，能行吗?有一位学生的妈妈差点跟着一起来呢。
该下车了。他们扔掉吃剩的鸡蛋等食品，住进了青岛第一流的饭店--黄海饭店。这儿离人声鼎沸的第一海水浴场只隔一条马路。
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自然是主人。因此，50名中国孩子被安排去迎接日本朋友。北京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真没想到，竟会见到那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吴慧老师也不住地几次向我描述那情那景。
日本的142名孩子和老师是乘船来中国的。小营员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有9岁，可是下船的时候，他们不论大小，各人背着各自的大旅行包依次走下来。天哪!那个9岁的日本女孩，背着几乎比自己还高的大旅行包，简直像小乌龟一样缓缓移动。不过，显然她们是顽强不屈的，谁也不叫一声。一群年轻的日本老师并不去帮一帮小孩子，只背着自己的旅行包下船。
站在码头上的吴慧老师眼睛湿润了。她在想：假若，这是一群中国孩子；假若，这场面被他们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瞧见了，那会怎样呢?
细论起来，青岛的确是举办夏令营的理想城市。她有多处海水浴场，可以供人游泳；她有水族馆、栈桥和琴岛等多处名胜，可以供人观赏；她也有众多的宾馆别墅和海鲜山珍，可以供人享用；她甚至还有一处专门满足青少年需要的高水平夏令营基地……然而，这些横越黄海而来的日本教师，对上述优良设施毫无兴趣，偏偏选中了连新一代青岛人都挺陌生的海上孤岛--小管岛。
老一代青岛人对管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少将司令谢勃尔的率领下，由管岛乘军舰在青岛登陆。这标志着美军公然侵入中国领土青岛的历史，是从管岛开始的。
名副其实，小管岛的确小，位于即墨海域，面积仅0.8平方公里，四面环海。岛子上是并不陡峻的山地，只有17户渔民住在这里，靠打鱼种庄稼为生。
13岁的男孩子董志宇谈起夏令营印象时，发了一句感慨："处处都是日本货!"
中国孩子住在黄海饭店里，看的是日本彩电，用的是日本冰箱。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董志宇觉得开着空调有些冷，他去关闭时发现，空调机和冷却塔上写的全是日文。他们与日本孩子去管岛营地，乘的13辆大客车全是日野车!
听到这里，吴慧老师颇有同感，说："日本老师曾组织学生来北京数日本汽车，那数量之多很让日本人骄傲。他们也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
不过，日本人没带现代化的船来。中日两国192名学生在教师带领下，分乘7艘普通的机帆船，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海上颠簸，登上了小管岛。
二
既然叫探险夏令营，勇敢和智慧是断不可少的。那么，在这样一次既不宣布也无规则的较量或竞争中，中国少年与日本少年谁的得分高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中国人习惯于称日本及日本人"小日本"。这大概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日本人个子矮小，加上某种蔑视乃至仇恨的心理使然吧。如今，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3.8公斤；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膊粗的特点。专家们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体质较差，与体育锻炼时间明显少于日本学生有很大关系。
眼下，两国孩子聚集在一起了，抽象的对比转化为形象的对比。
192名小营员分成了14个班，每班一位日本教师。说是教师，其实他们大都是教育大学的学生，算是被蚂蚁蟋蟀学校请来帮忙的实习生吧。董志宇、葛奕、段苒、蔡翔和沈奕5个北京小营员，与7名日本小营员组成了一班，一班教师是福冈教育大学四年级学生，名叫安田晃一。
安田晃一中等身材，长得虎背熊腰。他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工作服，敞着怀，那衣服的前胸与后背都有一只金鹰的标志。登陆之后，他马上拿着名单来寻访中国营员，也许是董志宇个子高吧，安田晃一走到他身边，蹲下来，让他指出自己的名字，并且读一遍。日本老师认真地听着，用日文拼音记在本子上，重复着读了一遍。他微笑着与中国少年握握手，用汉语说了一句："谢谢!"一一认完了中国营员，他打着手势，让大家抓紧选择安营扎寨的地方，准备支野营帐篷。说罢，他便走了，好像小营员们是老练的军人，不必多嗦什么。
两国孩子很快就熟悉了，虽然语言不通，借助手势、表情和眼神，照样可以交流。12岁的日本孩子奥田亚章，是个挺新潮的少年：牛仔裤，花衬衫，红袜子，黑鞋子，头上喷着发胶，还戴一副特宽墨镜。他像个侠客似的把手一挥，带领大家上山了。
小管岛上，山虽不高却树林茂密，荆棘丛生。奥田亚章毫不畏惧，左右开弓，把横七竖八的荆棘推得东倒西歪。可是，中国孩子没有那股子横劲。他们先观察一阵子，又将荆棘一根根拉开，小心翼翼地前进着。他们奇怪：难道奥田亚章不怕刺儿扎吗?
一会儿，他们走迷了路，被一堵三四米高的墙截断了去路。奥田亚章什么也没说，什么手势也没打，"腾"的一跃，竟跳下去了!几个中国孩子虽说多数比他大一些，却吓得吐了吐舌头，眨了眨眼睛，谁也不敢效仿。最后，还是一步步从边上绕了下去。
中国孩子来到了海边，这儿沙滩又平又软，不正可以作为营地吗?他们兴奋地去报告晃一老师。晃一老师朝海边瞧了一眼，摇摇头，说了几句英语。见中国孩子没听清楚，只好还借助各种手势比划着，表示：今晚有雨，海边风一定很大，住在这里会冻病的。随后，他们还是在山坡上选定了营地，这里地势高可以防雨水，背风又可以保暖。
接下来是支帐篷，材料全是日本营员背来的，有塑料席、睡袋、防雨布、硬纸板、竹竿、胶带等等，这便是全部家当。晃一老师先画了一张图纸，注明多少人一顶帐篷。然后，他拿起一张硬纸板用力卷成纸筒，用胶带粘牢，于是，一根帐篷的撑杆做成了。日本孩子马上效仿着做起来，谁也不说话，像是完成紧急任务似的忙个不停。中国孩子却仍追着晃一老师问这问那，又研究了一会儿分工，才开始制作。这一磨蹭，日本孩子已经做成五六个纸筒了。
黑沉沉的夜幕已降临小管岛。日本孩子打开了帽子上的灯，跟小矿工似的照着亮继续干。中国孩子的帽子上没有灯，只好由女孩打手电，让男孩子干。紧张了一天的孩子们又困又乏，真想倒下就睡，哪怕闭一会儿眼也是极大的享受。可是，夜里九点半时，晃一老师来了，对孩子们制作的质量不满意，竟下令返工。中国孩子心里骂起来：小日本真够狠的!可是，骂也没用，只得乖乖地又苦干了两个小时。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晃一老师并没用那些浸透孩子的汗水的纸筒，而是将防雨布的四角分别绑在四棵树上，就让大家各自铺塑料布钻睡袋。直到夏令营结束，董志宇还没琢磨透：晃一教师干嘛那样折腾我们呢?
睡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对中国孩子来说绝对是第一次。有个北京女孩开始怎么也不敢躺下，因为她亲眼看见一条四脚蛇从身旁窜过。吴慧老师只好反复帮她壮胆，又替她将睡袋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可是，第二天早晨一问，那女孩根本没睡，在恐惧中熬了一夜!
吴慧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开始明白了：日本人送孩子来中国参加探险夏令营，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吃苦。
第二天清晨，当孩子们饥肠辘辘地来到就餐地点，迎接他们的不是牛奶、鸡蛋和高级面包，却是一口口大锅和一堆堆干柴。这无声的语言告诉孩子们：想吃饭吗?自己做吧。
董志宇在8月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们学烧火的经过：
"要烧水应该先生火，生火可成了大问题。平时在家里烧的是液化气，划一根火柴就得了。现在甭说一根，10根火柴也点不着一根木柴。还是吴老师解了围。她先用火柴点着一张纸，再把干草引着，趁火势正旺，添进一些劈得很细的木柴，等细柴着了，最后添粗柴。吴老师一边烧火一边告诉我们：'柴也要添得科学，添得少了火不旺，添得过多又会把火压灭。最好的方法是：把柴横竖交错在一起，但中间要留出空隙，让里面充满足够的空气，这样火就越烧越旺。'果然，不到半小时，一锅水就烧开了。吃着用自己烧水泡好的方便面，我们心里真高兴。"
他没写，假如没有吴老师在场，早餐这顿方便面该怎么吃呢?
日本孩子也忙着烧水。9岁的小姑娘西侯，穿一件蓝色短袖衫，翻出白色的绣花宽领，又总爱玩一只黄气球，显得很娇小。可一干起活来像变了一个人。她主动去提水，摔了跟头不叫一声，竟把满满一大桶水提了回来。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从此，中国孩子敬佩地称她"小阿信"。
最让中国孩子吃惊的是，该吃饭的时候，日本孩子纷纷拔出刀来削筷子!原来，他们每人带一把半尺长的折叠刀，或插腰间或挂胸前，砍树劈柴都可以用。中国孩子心细，早就备好了餐具，或带筷子或带不锈钢勺。日本孩子却每顿饭之前先找树枝削一双筷子。"小阿信"当然也不例外。"嚓--""嚓--"150个日本孩子低头削着，神情专注，就像比赛。"呀，流血啦!"不知哪个中国孩子尖叫了一声，中国孩子一阵轻微的骚动。可是，那个削了手的日本孩子只把血甩了一下，继续削了起来，连头也没有抬。
小管岛的早晨是寂静的，惟有这削筷子的声音在响："嚓--""嚓--"
三
中国少年给自己打了低分。他们很服气，说这是公平的竞争；他们不服气，说这是"遗传"的结果!
夏令营决定去兔子岛探险。
兔子岛是一座更小的海中孤岛，只有小管岛的四分之一。整个岛上无一人居住。
中日双方教师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日本老师主张乘汽车轮胎划过去登陆，让孩子真正体验一下探险的滋味；中国老师坚决反对，说这样做太危险。
中日双方的孩子也发生了争执：奥田亚章和"小阿信"一会儿挥动双臂，一会儿打穿游泳衣的手势，意思是："咱们游过去"，葛奕和段苒立即摇头摆手，因为她们根本不会游泳，而且风浪又那么狂烈。
争论到最后，还是采纳了中国的方案--乘船。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几个日本老师扛着轮胎去海边试了试，被风浪打了回来。
8月9日清晨，两国孩子爬起来连懒腰都来不及伸一下，背上水和干粮就去乘船。狂风呼啸着，巨浪一个个涌来，小渔船在浪尖上摇晃着，那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不过，那是有安全保障的，而这却无人敢打保票。万吨轮都有沉没之险，何况这破旧的木制小船。谢天谢地，终于登上了礁石成群的兔子岛。
盛夏之日，兔子岛上的太阳如火球一般烤人。很诱人的几顶帐篷，成了营员们的最佳避难所。可是，当吴慧老师坐定之后，她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了。
想起这些，她对我说：
"我坐了一会儿，才忽然发现，躲进帐篷的大都是中国孩子和老师!日本孩子穿运动服和牛仔裤，穿奇安特胶鞋，能不热吗?可他们全都在帐篷外面，任凭怎么晒也不进来。为什么中国孩子就那么娇嫩呢?
"不过，我也很矛盾。孩子们万一晒爆了皮，该有多麻烦呢?从这一点想，我又不希望他们晒。所以，我主动喊北京的孩子进帐篷，可他们也变得不听话了……"
北京孩子已经与日本孩子玩熟了，甚至到了互相起外号的地步。中国的蔡翔知名度最高--"菜(蔡)包子"；李娜被称为"雪花梨"；日本小姑娘西侯除了"小阿信"之外，又多了一个外号--"西红柿"；还有两个日本女孩被称为"大菠萝"和"大久保"。很有趣的是，叫外号不但语言障碍小，还特别亲切。日本孩子一群一群地喊"菜包子"，追得蔡翔无处藏身。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董志宇，对于兔子岛之行印象极深，说那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天。
他写道：
"兔子岛西侧是风浪最大的地方。大浪一个接一个地卷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我们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来到了一块被大浪冲刷得很平滑的岩石上。远处，正孕育着一个巨浪。果然，随着一声声隆隆的轰响由远而近，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浪。这浪有8米多高，翻卷着向我们扑来，'啪'的一声击打在岩石上，我们的全身也湿了个透。浪头打在我身上，差点把我掀翻进大海里!那一刻，我真害怕，但过后又感到真痛快!
"望着浩瀚的大海，望着辽阔的天空，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
董志宇的感受无疑是真切的和有代表性的。试想，一直生活在远离大自然的都市里，嘈杂的环境加上升学压力，孩子们犹如鸟儿囚入笼中。如今，当他们拥抱着海浪，怎能不思绪如潮感慨万千呢?
然而，与异国的同龄人在一起，中国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遗憾呢?就在撤离兔子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中国孩子和老师尴尬的小事：日本孩子习惯地掏出废品袋，把他们也包括中国孩子掉的饭渣或扔的果皮等废物，一一拾入袋中，并且用胶带粘封严带回去。
望着这个场面，中国老师和孩子的脸微微有些发热了：我们是中国人啊!是主人啊!怎么却像不讲文明的客人，反倒让日本孩子像主人一样替我们做清洁的事。我们一向高喊的爱祖国哪里去了?
是啊，这一个个数不清的尴尬，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吧。
40名青岛孩子是从全市选拔出来的。10名北京孩子是从全校570名学生中精选出来的。我手头恰好有一份《参加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学生情况简介》。从推荐材料看，他们个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些是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有的曾在全国华罗庚金杯数学比赛或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奖，还有的担任大队长或中队长。在非智力因素方面，也大都"求知欲强"、"勇于探索"、"勇于吃苦"等等。
与中国孩子完全不同，142名日本孩子全部是自愿报名，只要报名和交费，哪个孩子都可以随便参加。
这就是说，眼下在夏令营这个竞争场里，实际上是一场并不公平的竞争：中方是优秀选手，日方是普通选手。然而，谁输谁赢还用去说吗?
北京的孩子很有自知之明，坦率地承认自己输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对我说：
"日本孩子动手能力比我们强!"
"他们比我们能吃苦。"
"他们比我们热情，肯主动交朋友!"
"日本孩子敢闯!"
"他们无拘无束，不怕把衣服弄脏，甚至敢把墨抹在老师脸上。我们太小心了!"
"分西瓜时，他们抢着吃，大口吃，声音很响地吃。我们牢记外事纪律的规定，吃东西不许出声。结果，吃瓜太少!"
"日本孩子少说多做，中国孩子恰恰相反，多说少做。"
"……"
听到这里，我直想哭。应当公正地说一句话：国家气象局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是走在前面的，而这些学生也是非常可爱的--在中国小学生中算是优秀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好学校好学生为什么显出那么多弱点呢?
中日甲午海战之前，中国的海军装备水平不比日本差。可是，当德国专家登上中国战舰，发现清朝士兵在炮膛上晾衣服，接着再一摸炮膛里还有灰，当即断定中国海军必败于日本。后来，这预言成为巨大的悲剧现实。
当代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断言，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关键是素质竞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孩子素质方面的弱点，不正暴露了中国民族素质的弱点和中国教育的弱点吗?这能视作小问题吗?
我试着让同学们自己剖析一下原因，董志宇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遗传呗!"
"遗传?"我一怔。我更没想到，他抑制不住激动，口若悬河一般倾诉起来。
他说："做事总是瞻前顾后，三思而后行，权衡到百无一害才去干，中国人自古以来不就是这样吗?至少，姥姥不准我动火。天然气炉灶又是电子打火，有什么危险?就不准我动!我平时住姥姥家，有什么办法?姥姥不让我干，还说什么不能光会学习，还要会干家务。她让我干什么家务呢?扫地、倒垃圾、洗碗、刷鞋等等，凡电、火、水和刀子一概不许碰。其实，不是中国孩子不能干，而是家长不让干!独生子女嘛，万一出事怎么办?您也许不信吧?我姥姥还是退休的小学教师呢，道理上特明白，实践起来就是不行。您说，我们怎么会不高分低能呢?"
"别看日本人那么得意，与他们在一起，我并不自卑。他们条件好是事实，那是人家干出来的。等我们长大了也去奋斗呗!我就不信，咱们中国人总落在后面。我希望家长和老师多放手多放心，让我们去闯吧，哪怕头破血流，我们也心甘情愿!"
听着董志宇掷地有声的话语，我不禁仔细地端详起这位热血少年。他虽然年仅13岁，身高已经一米七，双眉浓黑，上唇显出微微青色，似乎隐隐可见毛茸茸的胡须在萌动。
我忽然产生一个联想：一只年轻的被缚住双翅的鹰，正焦灼地注望着蓝天。它还没有寻到解开或磨断绳索的办法，尽管那办法并不很难寻找。不过只要肯去寻找就有希望!